作为七十年代末出生者，当我还在母亲的肚皮里翻滚之际，毛主席就已永远的离我们而去。这样，我根本未来得及聆听他老人家的亲口教导；这样，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红色革命的激情逐渐消退直至消失。因此，诸如“文化大革命”之类的重大“革命”事件变得跟“秦时明月汉时关”一样，只能从一些故纸堆里去寻找历史的模糊背影和已经远去了的血腥。
于是，我知道了在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传达了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以后，在短短六天之内，该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其中有22户被斩尽杀绝，没有留一个活口；于是，我还知道了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所谓的“牛鬼蛇神”之类活人，然后煮熟分食；而在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的家乡湖南邵阳（同样也是我母亲的家乡），甚至有一个村的人被全部杀死然后再挖出心肝做下酒的“美味家肴”……
够了！不能再写下去了，否则我会发疯！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岂止是震惊，简直就是愤怒！！我的心情一连三天都未能平静下去。我从内心深处反复思考着，到底是什么人犯下如此滔天大罪？到底是谁一手造成了如此大的悲剧（惨剧）？为什么这样一个惨无人道的禽兽不仅在事后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追究，反而被隐了姓埋了名甚至还插上了鲜花？
很显然，凶手绝对不止是那区区四个人，那些借口“狂热盲从”、“上当受骗”的人，难道真的就不能算作是凶手？难道这些真的都敢对天发誓自己当时所做一切都是为了革命？再退一步来说，即使真的为了革命，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难道就不能分辨么？即算真的是坏人，难道就可以被你活活吃掉？
对于这些人，我们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金庸先生在得知舞台上表演者乃“文革”时期当红演员后，就再也不想继续欣赏下，只和陪同人员打了声招呼便悄然离开。金庸先生对于一名曾经只不过为“文革”呐喊助威的演员尚且是如此态度，可想而知，对于那些曾直接参与打人、杀人的凶手又会是个什么样的态度。金庸先生作为一名和“文革”毫无瓜葛且本身也未受到“文革”伤害的学者、作家，他对“文革”的态度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与正义。
然而，同样身为“江浙文化”代表人物的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先生，对于“文革”采取的却是另外一番截然相反的态度。
尽管在“文革”中，余秋雨没有亲自动手去打人、杀人，但是他以手中的笔作武器大写批判文章，在起所效力的“上海写作组”表现突出，受到了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青睐。对于这段历史，在这里我不想再多说，因为余杰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里有着详详细细的披露。我只是想知道，当余秋雨先生遇见自己的前辈金庸先生时，他会不会露出惭愧的神色，从而低下高贵的头颅？
我猜余秋雨先生是不会的。因为作为“文革”时期的“弄潮儿”，余先生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忏悔。和金庸先生相比，余秋雨先生的态度已不仅仅是暧昧。
在今年的《收获》杂志上，余秋雨先生的游记仍然一篇接着一篇，大概在国外，在冰岛–另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余先生不仅找到了“生命的理由”，更找到了不忏悔的理由。
也就在2002年第四期的《收获》杂志上，余先生一篇《辛格韦德利》游记里的一段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但是卡里也抓不住那些‘用口杀人’的人，至少找不到可以陈之于阿尔庭的证据。他只知道英雄与小丑的差别，只知道法律在这种区别前的无能为力。”好一个无能为力！在我们找不到任何余先生‘用笔杀人’的证据时，余先生根本用不着替自己担心，因为法律也拿他无能为力。既然法律都不能认定我有罪，我又何须忏悔？我又何必忏悔？
也许正是藉于此种理由，余秋雨先生表现出了强硬的“不忏悔”态度。当然，为了防止万一被人发现证据，找到证据，余秋雨先生自然首先选择了隐瞒、掩饰、狡辩以及自我美化。他之所以要把自己打扮成“人性大师”、“人生导师”，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事实上，每一个时代都会拥有代表这一时代的骄子，余秋雨作为“文革”时期的骄子，既然因此享受到了一种荣耀，并沦为了鲁迅先生所尖锐指出的“官”的“帮闲”与“帮忙”，那么理应首当其冲地承担这个时代的罪愆，并因此而忏悔。我以为，在这一点上余秋雨先生应该向他的老前辈曹禺先生学习。
虽然，曹禺先生感到“把许多往事回忆起来颇为困难”，可他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约请田本相谈论他的过去，并且总是带着满腔的热忱沉浸在往事的记述中。和余秋雨不同，曹禺对自己的历史，对过去所犯下的错误进行了深深的忏悔。这一点，我们在《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一书中可以完全地感受得到。那么，曹禺究竟想忏悔些什么呢？
在访谈录中有这么一句话，“解放后写的这三部戏，就不必谈了。”所谓不必谈，意既对这三部戏不满意。他之所以不满意，也正是对自己的深刻检讨。因为这三部戏（指《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是当年自愿放弃一个剧作家应有的独立意志与独立思考而创作出来的，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是典型的“遵命戏剧”。所以，曹禺在后来一直感到异常苦闷，他后悔“三十年没写出东西来”，后悔自己当年放弃了真实自我，创作出这三部“蒙蔽”广大观众的戏。
至于对友人“没有尽到力”或在“反右”的时候，被卷进政治斗争对好友吴祖光，孙家秀进行了违心批判，曹禺更是表现出非常真诚的歉意。他说：“我是欠着这些朋友的。我这个人胆子很小，怕事，连我自己都不满意自己。”作为一个饱经忧患与沧桑的老人，作为过去那个时代的骄子，作为当今倍受尊崇的“大师”极前辈，曹禺敢说这句话，本身就需要极大的勇气。而在我看来，曹禺的忏悔不仅丝毫未损其“大师”的形象，反而让人感到起灵魂的真诚、正直与善良。这一点又正是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缺失所在。
虽然我也承认，忏悔完全是个人的事情，是强求不来的，但勇不勇于忏悔，敢不敢于忏悔却是检验一个人良知与正义，虚伪与邪恶的一架天平。我们实际上从幼儿园起就受到了这一类型的教育：勇于承认错误的孩子才是好孩子。由此又可见，不想承认错误，不喜欢承认错误，根本就是人的天性。小孩子不愿承认错误，是害怕受到老师、父母的责骂，而成人不愿承认错误说到底就是怕有损自己的“光辉”形象。
从余秋雨到曹禺，从不忏悔到忏悔，这个问题已经从上个世纪争论到了本世纪，并且还有可能会继续争论下去。毕竟，在当今的社会，人既有忏悔的自由，也有不忏悔的自由。这实际上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国家在进步，我们的社会在进步。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勇气从余秋雨走向曹禺，从不忏悔走向忏悔，那么我相信许多悲剧将不会在发生，历史也不会再重演——而这才是我们国家的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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