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月09日（二）
9月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在庆祝人大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其中讲到“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但在官媒所发大会通稿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大会的新闻中，该话却不被提及。更让人奇怪的是，9月7日晚，我在官媒多媒体数据库网站搜寻《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时，居然只能找到后两部分，而包含前面所强调“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内容的第一部分却弔诡地从网站上“失踪”了。
如果说前面所言情况仅仅是偶然的“没重视”或“忽略”的话，那么据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钢的研究发现，习近平曾在2012年12月4日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最早提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后，查《人民日报》自2013年12月至2014年8月，“依宪执政”消失了9个月；自2014年3月至8月，“依宪治国”消失了6个月。更诡异的是，热销1000万册以上、中共官方正在组织学习的超级大书《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在引述了习近平上任后几乎所有公开发表的讲话时，却未提及习近平201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的讲话。由此可见，对“依宪治国”与“依宪执政”的理论，中国宣传媒体显然不是无意“忽略”，而是在有意回避，甚至刻意封杀。
身为中国当代领袖的习近平先生讲话居然被封杀？这让很多人不能相信。其实只能翻开中国当代史，就会发现中共建政后，毛泽东时代曾对刘少奇、彭德怀、习仲勋、邓小平等等一批领袖与现代文明接轨的革新言论进行封杀，就是到邓小平时代，也一再发生对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等改革派的革新言论进行过滤、排挤、甚至封杀事件。
1983年1月20日，在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胡耀邦作了题为《四化建设与改革》的长篇报告，提出全面改革思想及衡量改革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二十天后2月12日，赵紫阳总理发表的《春节祝辞》中密切配合胡耀邦讲话，提出“我们要在经济领域和其他方面加快改革的步伐，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有计划有步骤地改。”可是，这个正确决策却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和阻挠。据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秦川回忆：“二月十六日，旧历正月初四，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委员胡乔木把我和副总编王若水叫到南长于他的寓所，反覆告诫我们：耀邦在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与（十二大）的精神没有联系，还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他要求对耀邦的讲话“不要急于宣传，不要作为宣传中心。”据习仲勋对一位领导干部说（当时中共老干部林牧在场）：耀邦作了“全面改革”的报告以后，胡乔木反对在报纸上发表，也反对作为正式文件下发.耀邦迁就乔木，请他修改后再发，乔木不修改也不许发.作为常务书记，仲勋对胡乔木说：“党的总书记在有中央直属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有关同志共二百余人参加的会上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如果不作为正式文件发下去，党的历史岂不是会形成一片空白，怎么给后人交待呢？”但胡乔木仍然不许发.（林牧：我所知道的习仲勋）由此可见，当年胡耀邦、赵紫阳身为总书记与总理的全面改革主张，都被体制内顽固势力公然封杀的严酷现实。
至于后来胡耀邦、习仲勋因主张採取现代文明社会治理规则，依法建立干部退休制度，而遭到排挤，被迫离开中央决策职位，直至后来习仲勋在“六四”后，因坚持在人大会议上主张保护不同意见而“被病假”南下休息，事实是遭遇了变相“禁声”。
在强人邓小平时代，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等一批具有开拓革新意识的领袖被禁声，之后赵紫阳还被软禁15年，无法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可见改革力量在体制内的弱势。后来到了中共第三代操控时期，身为一国在职总理的温家宝，多次谈及与普世文明对接的话题，也被中国官方媒体反覆封禁。
2006年10月22日，温家宝在中南海会见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访华团时说：“当我们讨论民主的时候，我们往往指三个主要因素：选举、司法独立、建立在制衡基础上的监督。”但中国国内媒体却不予报道。2008年9月24日温家宝在与6家华文传媒座谈时表示，中国要加强民主建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污腐败。温家宝还就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谈了三点：第一，逐步完善民主选举制度，使国家权力真正属于人民、真正服务于人民；第二，改善法制，依法治国，必须建立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第三，政府必须接受群众的监督，政务透明，特别是要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但也遭到国内宣传系统的禁声。温家宝担任总理期间，多次到国外如俄罗斯、英国等发表的一系列与现代普世文明对接的讲话，都被国内媒体选择性地“遗漏”。
一国在任总书记、总理、书记处书记等的讲话，其中与现代文明对接的闪烁着革新意识的言词，居然一再被删节、遗漏，甚至完全被封杀，细究其原因，大概有如下几方面：
其一、制度性顽固抵制。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执政党，是以阶级划分人类，以阶级先进论自信掌握宇宙真理，以解放全世界作为使命的理论“武装的”，对人类普世文明有天然的蔑视、抵制、仇视，因此，一切普世文明的价值、理念、言说，都是它们体制性防范、抗拒的对象，都难逃被过滤，消声的命运.
其二、阶级专政理论的载体结成体制内强大的无所不在的顽固势力，他们本能地会对革新意识与普世文明进行防范、阻止。他们藉用体制性惰性来千方百计阻扰革新思想传播，用一套固化的思维与理论来衡量、裁减、取舍有改革意识的领袖讲话，甚至借用封建专制残余式的婆婆管制机制，将革新意识扼杀于摇篮之中。
其三、中国长期主管意识形态与政法系统方面的顽固反动势力，基于既得利益的需要，借用职权的分工，对领袖的革新理念进行封杀。
其四、学界与民间缺乏对领袖革新意识讲话的及时发现、重视、呼应、传播与放大，使一些与现代普世文明对接的理念没有得到及时宣讲、普及，进而也就没有形成社会共识，以致被湮没于陈词故纸之中。
面对中国体制性顽固及其顽固性势力对普世文明理念的抵制、防范与封杀，以及身为一国领袖的讲话也屡屡难逃被过滤、禁声的困境，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变革希望一再被扼杀的命运.如何突破这种领袖与文明对接讲话遭封杀的困局？当然还是要回到被顽固势力消声的“依宪治国”与“依宪执政”上来。正如《河殇》中所言：当一个国家的宪法保护不了它的普通公民时，也同样保护不了它的国家主席。相仿，当一个国家宪法不能保护普通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时，也保护不了它的国家主席的言论。今天，习近平主席一再强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正是要树立宪法权威，形成尊崇宪法风尚，落实宪法保护公民的各项权利。只有宪法切实能保护公民言论思想自由权利时，一国领袖的革新思想才能得到保护，才能避免被遗漏、过滤、封杀的命运.当此，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研究依法治国时，为了真正落实“依宪治国”与“依宪执政”，使领袖的革新意识得到切实保护与贯彻，应该成立“维护宪法委员会”，以期从根本上来消除一切违宪行径。
文章来源：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