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做任何事都有代价或者说开销：吃顿酒洗个澡要买单；嫖个娼玩个妞不仅买单，还要花费活塞运动俯卧撑的力气，说不定还要被捉拿罚款；入个党做个官当然也要买单，即便不送红包，至少低头哈腰胁肩谄笑，跟上司拉关系套近乎吧。我当年不懂这个诀窍，所以连入团、当官方红卫兵都没这个福份；为了抽调回城，女插青献红，先和大队书记睡觉，再跟小队政治队长睡觉，然后同县上山下乡办公室要人睡觉，其实也属于买单；为了搞臭一个人，更要花费，比如为了搞臭刘少奇，当时不知花了多少时间和内查外调的经费，最后才落实他所谓叛徒的罪名。召开宣判大会同样如此。
每次召开宣判大会都有前期工作要做：会场拉横幅、大街贴标语、通过广播制造舆论、发书面通知到各基层、为游街枪毙人，到处借卡车以便临时改造成刑车、叫火葬场烧好炉子，随时让热气腾腾的尸体有个归宿。最主要的，还要有块开会的场地。像我们这儿，刚巧有个闲置的体育场，可以容纳二万人。
文革期间，每到召开宣判大会的日子，整个小城如过节一般，大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小孩子蹦蹦跳跳笑逐颜开。参加宣判大会的，主要是工人农民，其余便是各级干部和居委里的小脚老太、老弱病残。四类分子、22种人除了登台示众，是轮不到他们进入会场的。填充满目空旷的体育场实在容易，只要从每个工厂、大队抽调几十个，积少成多、集腋成裘，就汇成红色的海洋。反正开会有工资工分，那些平时在车间田野劳累的，碰到既可不干活，又可看着别人流血丧命的差事，哪个不想去！像我当时插队的所在大队，到县城开会不仅坐公共汽车报销，还有一角五分菜金补贴，所以大家争着去。有几次吃不到这碗省力饭，我还怏怏不乐呢。
当时召开宣判大会，经费像AA制、各单位劈硬柴，所有花费公家集体报销，基本不用私人掏腰包。如果每开一次会，枪毙一个，与会者都要掏五只角子，枪毙两个，十只角子，以此类推，估计召开大规模的宣判大会难度比较大，至少很多人不会那么积极。
自从改革开放，大张旗鼓的宣判大会几乎绝迹，即便偶然开一次，也是在影剧院，人少得可怜，不过几百人，喊口号的，纵然响彻云霄，应和声却稀稀落落有气无力。前几天看见一个文革喊口号的，估计下岗或退休了，红着酒糟鼻子，流着清水鼻涕，在夜晚的寒风中摆地摊，手拿小喇叭一个劲地叫：羊毛衫15块一件，羊毛衫15块一件……，真是声嘶力竭走火入魔！看样子，他移情别恋，将政治这个情妇换成金钱这个荡妇了。另外，押着死刑犯全城兜风的现象也没有了，其中一个原因，也许有关部门以法治国以德治国，不好意思让死刑犯老是当众出洋相，让外国人笑话，另方面也可能出于成本原因，你想想，既要交通管制，又要警车开道，还要设立纠察，寻个枪毙的场地（这在寸土如金的长江三角洲多不容易），单单中午盒饭、矿泉水的费用也不是小数目。如果照老样子游街，估计看客不像以前那么多，因为许多人已放松阶级斗争这个弦，他们不是上班做生意，便是吃酒喝茶、跳舞洗脚、搓麻将、洗桑拿……哪儿有闲功夫看闹猛。不能设想，脑满肠肥、大腹便便的干部放弃朝夕不离的宝马、奔驰……，还有我说不出名目的轿车，同萎靡不振、满脸憔悴的工农一起游行开会几个钟头是什么样子。
现在不少工厂已转为私营企业，有的集体企业，经营状况也不怎么样。如果经常叫王老板李厂长差遣职工去听报告看枪毙，一次派二、三十个，工资开销、加上横幅标语费至少一千多，岗位没人顶班的话，说不定停产，长此以往，没有经济效益，你说谁愿意老是给有关部门摇旗呐喊助威壮势。农民呢，更不用说，有了责任田，养鱼养蟹摇横机，到处打工赚铜钿，空闲也是打牌搓麻将，也不知哪个有闲功夫上城听人嚼白蛆。当然每次开会给二十块，上城听报告看枪毙，仍然有人愿意。写到这儿，我承认尽管有两只手，仍在城里吃闲饭的，其中还有不少人可以成为开会的料，比如那些下岗职工，每人给三、五十元，凑满二万人，估计没问题。天天开会也没问题，他们只当再就业。
基于以上分析，我得出如下结论：文革开大会是一项比较完美的配套工程，它不依赖作弊的药物，单靠内在的性欲，就能完成一次交媾，而现在由于没经过长时间的调情，野合则非要吃了伟哥不可。假如有谁不同意以上分析，试图时光倒流，重铸毛时代舆论一律、一呼百应的局面，与其写文章批驳，还不如游说有关部门召开宣判大会，或“深入开展学习三个代表誓师大会”，每次二万人，每月开一次，不打开金库发伟哥，看能不能坚持三个月。
江苏／陆文
05、1、16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