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涛:朵渔,你们所有人都会得到上半身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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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互联网上下载了一点关于朵渔的资料,因忙于过年,还没有来得及看,只能就手头这点有限资料简单地说说。

2001年夏天最热的时候,有一天西安的诗人黄海送给我两本朵渔的诗集《重力使一切向下》(远方出版社出版,定价12元),其中一本让我转送给其他朋友。

我很喜欢这本诗集。我离开西安到上海工作,随身只带了几本书,其中一本就是他的这部作品。

我对朵渔提出“下半身”这个口号并不十分反对,因为我并没有把它太当作一个问题。秦把子不是说了吗,“下半身的问题要靠上半身解决”。

朵渔这本著作里有一篇随笔《献爱心》,说的是他1997年的一次西部之行,他掏出身上所有的钱送给一对为孩子求医的藏族夫妇。他写道:“车子重新启动的一瞬间,两人突然跪倒在地,右手放在心口,朝着路的方向──于是我就哭了……”

这段文字深深地打动了我!也正是从这里,我深深地体会出朵渔提出“下半身”的真切含义。

诗人可以不是战士,不是匕首,不是号角,但他有本能,也有能力去触摸这种真正的民间的──疼痛!

作了10年记者,我一方面深刻地感受到了伟大祖国日新月异的可喜变化,同时也了解到了太多的官场腐败等社会丑恶,但更多面对的,是那一双双求告无门的绝望的目光。当一个又一个或贫困、或冤屈的弱者跪在记者的面前,我明白了“下半身”的含意:对他们来说,只有那用来下跪的“下半身”,才能表达自己的痛苦和悲哀、绝望和愤怒!

我也曾想过(其实许多人也都想过),这都是社会问题,是政府的事情;记者只管写好自己的报道就行了。或者如于坚所说,“民间”并不准备改造世界,它只是一个基础。诗人的悲天悯人呢?它早已发臭了,过时了,被沈浩波“啊呀”得差不多了。于是我们看到,记者们都去搞时尚报道去了;诗人们都去“屡尿齐出、肉棒齐出”去了;于是,那些下半身们仍然跪着,仍然默默无语,仍然求告无门,仍然处于“民间”的最“民间”!

“下半身”写作的始作俑者朵渔打着“革命者”左拉的旗号为自己辩护。他引用莫泊桑的评论说,左拉是一位文学中的革命者,即一切陈旧事物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他爱表现赤裸裸的真实,有时甚至做到了挑战的地步;他喜欢描写一些明知会激怒读者的事情,甚至把粗鲁的字眼硬塞给读者。

如果朵渔肯定了左拉的革命性,他就应该一眼看出,老于坚主张的所谓的“民间”,其实并没有把那个陈旧的、腐朽的“诗歌堡垒”当作不可调和的敌人,而是“阳奉阴违”,只是“偏房意识”太过强烈所流露出来的哀怨;相反,对于那个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知识份子写作”却如“毒妇”般枪挑针刺,急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对于这样脚踩两只船的投机份子,难道不该保持足够的戒心?左拉喜欢“把粗鲁的字眼硬塞给该者”,那么,朵渔所主张的“下半身”为什么不能把粗鲁的字眼硬塞给于坚这样的读者呢?或者硬塞给那个“诗歌堡垒”的老诗人们呢?

左拉在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中,充分表现出一个知识份子的社会良知,表现出相当巨大的不畏权势的抗争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难道“与西方接轨”的朵渔们仅仅满足于向一对藏族同胞献上那么一点小小的爱心?

这本《2000中国新诗年鉴》第六卷的“诗歌理论”部份,收了包含不同观点的诗论文章。其实看来看去,不外乎是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写作技巧这个“方法论”出发,我倒是非常喜欢沈浩波那篇《在衡山诗会上的即兴发言》;从诗人的“世界观”出发,我非常喜欢王家新的那篇《从听众席中站起来的女生》;秦巴子的《我的诗歌关键词》和马策的《诗歌之死》虽然写得较为“酣畅”,实际上是把二者混在一起来说;吕德安那篇《天下最笨的诗》简直就是语无伦次,令人十分失望。

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2000中国新诗年鉴》在附录中的《工作手记》“基本立场”中强调:“它关注的侧重点和倾向不是诗人的社会学立场,而是诗人的文学立场”。如我在前面所述,恰恰是作为本书序言的于坚那篇《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既没有充分表明“民间”的真正的社会学立场,也没有明确表明出诗人的文学立场,而只是于坚个人的那种强烈的“偏房意识”的集中反映。除开于坚那篇“半梦半醒”的《诗言体》,第六卷中任何一位的文章放在本书头里作为“序言”,都更有可能增强编著者的说服力,增加书的“卖点”,从而提升“民间”的“话语权”。

于坚在《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中虽然也“嘲讽”了那个“诗歌堡垒”,但他更看重的是与“知识份子写作”的分歧,热衷于搞诗坛“分裂活动”;虽然树起了“民间”的大旗,却又搞了个“阳奉阴违”,搞宋江那一套;虽然声称“帝国几度兴亡,民间没有兴亡”,却又搞机会主义,搞自动投降,说什么“民间”的方向就是要从文学史“退出”。于坚这一套把戏,看多了,看穿了,也就那么回事了。读一读朵渔这首诗《你们所有人都会得到神的祝福──献给我的穷乡亲》,就会忽然发现:老于坚比起小朵渔,在思想境界上差距可大多啦:

“你们要学会嘲讽、团结、过文明人的生活──全村庄的穷乡亲  呀──联合起来!你们所有人都会得到神的祝福。”

如果“民间”搞“禅让”,我主张把“坛主”的蹲位让给老伊沙最合适;如果“民间”搞民主选举,搞公平竞争,那我一定要把我神圣的一票庄严地投给朵渔:

朵渔,你们所有人都会得到上半身的祝福!

2002.2.15于上海

《师涛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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