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涛:常识:并没有人碰它,并不是我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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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中岛一首诗,题目叫作《并没有人碰它,并不是我碰它》。我想,用这句话来说明“常识”这个问题,再恰当不过了。

对于诗歌作品,可以看,也可以不看,它毕竟只是一种“虚构”作品。但对于有关评论文章,有时间还是应该多看看的,因为老于坚说过一句话:“知识其实乃是一种权力话语”。我想到的是──“尤其当诗人,诗评家有意识地意识到这一点”。权力话语在不违背常识的情况下,值得一看,值得关注。

但是老于坚的一句话还是深深地激怒了我,就是那句著名的“可耻的殖民化‘知识份子写作’”。

对于诗歌作品本身的多样化,我一向持认同态度,或者按桑克说法,在理论上划分和归类的问题。比如《倾向》和《南方诗志》,我自己收有一套,里面的诗如果我不爱看,就不看,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比如“下半身”一些诗人的作品,喜欢的看看,不喜欢的一笑了之。但我就是不明白,这些都是最基本的“阅读常识”,为什么老于坚却要猛地给另一伙人扣上一个“可耻的殖民化‘知识份子写作’”这顶大帽子呢?如果说文艺作品是一种“存在”状态的话,那么文艺评论就是一种“介入”状态,就是一种有意识而为之的话语权。我注意到,这种话语权的语气和“文革”相似之处在于,“一步到位”,一闷捧上去,要的就是那股子狠劲。

偏就不见了那“可耻的”三个字。可见,老于坚不但“先锋到死”,还“小气到死”,最重要的是“看眼色到死”。

面对“可耻的”这三个字,我沉默许久。也许我把人类所有的罪恶都归结到这三个字里面。但我不理解老于坚为什么要用在“另外一些”写诗的同行身上。凭我多年当记者的社会经验,我认为这其中必定另有名堂,否则,这种说法不符合“常识”。果然,在《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这篇文章的第二段就找到了答案:老于坚说:“民间一直是当代诗歌的活力所在,一个诗人,他的作品只有得到民间的承认,他才是有效的。”原来,老于坚在这里耍了一个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式的小伎俩,耍了一个乡镇企业家评选先进式的小伎俩,耍了一个武大郎开店式的小伎俩,耍了一个“老于坚借‘民间’一有借无还”的小伎俩。老于坚真是太聪明了,真不愧集民间智慧之大成者。梁山好汉反贪官不反皇帝,老于坚也是反“知识份子写作”而“阳奉阴违”那个“诗歌堡垒”。

余杰在评论于坚《忏悔是个人的自由》的文章《忏悔:从每一个个体开始》中说,“文革”并非于坚所说的“对历史和传统的全面否定”,相反,它正是传统中最具毒害作用的那部份因子最猖獗的泛滥。对此,余杰认为,于坚在这一基本判断上产生了重大的错误,那么他此后的论述就很难站住脚了。

从这里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老于坚在《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中一会儿反“诗歌堡垒”,一会儿又反“知识”和“知识份子”。因为他对那个“诗歌堡垒”的反动性、腐朽性根本就没有做彻底的否定,根本就没有做深刻的反思,根本就没有表现出坚决的对抗。也就是说,老于坚苦心经营了一个“民间”,不但对诗歌的历史和传统没有进行全面否定,反而与那个“诗歌堡垒”和平共处,脚踩两只船并内、外勾结,反而出其不意地对“知识”和“知识份子”下狠手。老于坚说了,“民间并不准备改造世界,它只是一个基础”。事实上,它并不准备改造的,只是那个“诗歌堡垒”与“民间”和平共处、“阳奉阴违”的诗歌“世界”;虽然它“只是一个基础”,却又要迫不及待地给“知识份子写作”来个一记闷棍,急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知识”也好,“知识份子写作”也罢,不是批评不得,但毕竟它没有意识形态的“强制性”。老于坚认为,所谓的“民间写作”与所谓的“知识份子写作”之间的根本分歧,是因为后者常常要标榜某种彼岸式的意识形态。如果彼岸式的意识形态中有代表人类积极向上的进步因素,为什么标榜不得?如果彼岸式的意识形态中有损害祖国利益、损害母语话权的不健康因素,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站出来,以任何方式进行批评乃至声讨,又没有谁拿着刀子逼着你从文学史“退出”啊。

明明是你自己耍矫情,明明是你自己耍“阳奉阴违”,明明是你自己耍武大郎开店的小把戏,明明是你自己耍宋江式的假造反真招安,明明是你自己在施计抢“蹲位”,却偏要说诗歌被文学史“正当地”遗忘了。大家伙看看近十几年来各种公开的“非民间”的出版物上,哪些主要诗集把你老于坚的名字“正当地”遗忘了呢?

总之,老于坚这种根深蒂固的“偏房意识”,不说也罢,说来真是话长。限于手头资料,点到为止,权当“啊呀”一声。

《师涛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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