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鲁迅左派”,是鲁迅与左翼、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结合体。鲁迅既是左翼文化工作者,30年代左翼文化领袖,又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论是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国民性批判到提倡革命文学,鲁迅关注的重心始终是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这正是左翼文学的最深层本质的规定。鲁迅的民族主义是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是被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

关键词:鲁迅、左翼(左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左翼民族主义。

鲁迅在30年代,参与成立和领导“左联”,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政党的“同路人”,这是不争的事实。回应自由主义对此一鲁迅的批评,我首先确定鲁迅“左翼”的性质。“左翼”与“自由主义”正是20世纪思想论战的一个对子。“鲁迅左翼”或“鲁迅左派”正是继承和发扬、发展以三十年代为集中体现的鲁迅精神的思想派别。“鲁迅左派”有四个关键词,上面都已提到,正是“鲁迅”、“左翼(左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以这四个关键词确立我思想的单元,由此发展我的思路,树立我的“鲁迅左派”或“鲁迅派左翼知识分子”的旗帜。同时,面对当代活跃的民族主义思潮,鲁迅左派反对自由主义的全盘打杀的倾向,确立左翼民族主义的观念。

一般而言,“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思想言说中有两种所指,一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简称苏式社会主义,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政党的社会主义。苏式社会主义模式已经崩溃,肯定其历史存在的一定的合理性,更要批判这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病,揭示其历史存在及最终崩溃的经验和教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政党的社会主义,两者之间有点差异,前者偏重于文化和审美,仍是乌托邦理想和批判现实资本主义的价值参照;后者偏重于政治和经济,由于社会民主政党的执政而现实化,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政治形态。

中国走的是苏式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时代非常明显,邓小平时代开始渐渐发生变化,处在不断发展的改革进程之中。加上中国不同于前苏联和西方的国情,中国的改革社会主义仍有着生命力。改革社会主义毕竟是一种过渡形态,未来怎样发展?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行资本主义形态,还是继续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这关键取决于获得统治合法性和执政地位的政党。现在能探讨的是两点。首先,将自由民主社会制度的建立作为中国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这种社会制度政治上民主,混合经济,文化思想上多元化。在这样的现代民主社会结构上,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根本的社会制度上的变化,而在执政党的政策上的偏向。在一种自由民主社会制度上,社会主义政党执政,推行社会主义政策,便是社会主义。其次,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可称为“民主社会主义”,是当下中国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和理想,也可作为对现实批判的理想价值形态。这两点思考既总结了苏式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又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理想,且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政党的社会主义的某种程度的沟通。这两点结合的民主社会主义也是现实和理想的两面的统一。

社会主义思潮中,有一些直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有一些与马克思主义既有某种程度的联系,又有某种程度的疏离,还有一些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苏式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直接联系。西方社会民主政党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则是若即若离,这由于伯恩施坦、考茨基等第二国际的中右派与马克思主义的既联系又背离的复杂关系,和社会民主政党在历史发展上对自己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定性上的变化。我强调的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必须与马克思主义有直接联系,但又批判苏式社会主义和某种程度上肯定社会民主政党的社会主义,并且较多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则需要修正、变通、发展。社会主义首先被人们当作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全面的思想文化体系,作为知识分子,作为思想文化体系、世界观与方法论、价值观与认识论的马克思主义更重要。

我将站在被压迫阶级一边,为反抗社会压迫、实现自由民主平等的人类社会理想的立场和思想追求作为左翼思潮的本质性规定。人类自有文明以来,这种为被压迫者的左翼文化传统便一直存在。但我强调的是,进入现代文明以来,有形形色色的左翼文化思潮,但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最深厚博大的、影响最大的和最有生命力的。我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为我所更高肯定的“左翼”。

接下来,谈对以鲁迅为旗手的“鲁迅左派”的内涵的确认。“鲁迅左派”,是鲁迅与左翼、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结合体。鲁迅既是左翼文化工作者,30年代左翼文化领袖,又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至于鲁迅本人思想的独特性,不能与左翼、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任何一个划等号,但可以与鲁迅左派、“鲁迅主义”划等号。有人说,鲁迅本人的思想是发展变化的,曾有的又放弃,矛盾性存在,有一些方面思考不多或缺失,这是存在的。鲁迅左派的看法是,鲁迅思想的本质特征是等于鲁迅左派或鲁迅主义的,他放弃的或存在的错误需要修正,他的矛盾性需要在变通中统一,他一些思考不多或缺失的方面需要补充和发展。

“鲁迅左派”一词是我在网络思想论坛与自由主义派学友、毛左派学友交流、辩论中确立的,因此,鲁迅左派的思想与自由主义和毛左派共处一个当下网络思想语境,相互联系而又彼此不同。有人,例如英国BBC中文网记者魏城,说我确立“鲁迅左派”是为区别于“毛左派”,[i]我承认这种说法符合一定实情。不过,“鲁迅左派”思想的更大思路是从30年代鲁迅的评价开始和发展的,与自由主义针锋相对,为此一鲁迅与左翼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关系辩护,是一个直接的原因。

鲁迅一生经历了清朝和民国两个时代,他对这两个时代都是不满的。正如清末和民国正是中国社会激烈动荡、变革的时期,鲁迅作为时代的先进的知识分子,思想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展着。鲁迅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是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出现在中国思想界的,即所谓“精神界之战士”,这使他不同于刻板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和善变的从事实际工作的社会活动家。

鲁迅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与社会发展相联系的三个阶段。早期留学日本时,他以“文化偏至”说贬斥盲目崇拜西方物质文明,热心介绍西方以施蒂纳、尼采和克尔凯廓尔为代表的“新神思宗”,即现代非理性人本主以思潮,倡导以拜伦为“宗主”的摩罗诗派。曲高和寡,鲁迅尝到了呐喊于生人中的寂寞。五四时代,中国社会思想发生大变局,鲁迅以个性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想从事文学创作和社会文明批评,取得成功,一跃而成为思想界的领袖级人物。随着国民大革命的失败和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和中国的流行,鲁迅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目光被吸引到苏联,他走向了马克思主义。

鲁迅曾说清朝时,他只是一个异族的奴隶,而这个朝代是中国漫长封建传统社会的一部分,充满了礼教“吃人”的悲剧。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在复辟和军阀争夺中动荡着,鲁迅也说觉得久没有中华民国,革命前是奴隶,革命后变成革命新贵们的奴隶了。“革命”是动荡变革时代的常用词汇,鲁迅的思想也不例外地与革命复杂地结合着。“革命”一词的破旧立新的含义,在中国的实际社会变革中,首先被用来指不同于康有为梁启超和平改良派的孙中山等人的暴力推翻清朝政权建立民国的政治活动。民国建立后的十多年里,政权变动而社会结构依旧,革命在政治意义上逐渐失去了光泽,虽然在文化意义上获得了更加的流行。在20年代中期,鲁迅对“革命”的理解是复杂的,但随着革命与社会主义运动结合,革命获得了新的意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鲁迅也终于明确了有关革命与文学的思想,这成为他后期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

20年代中期,在辛亥革命十多年后,孙中山联俄联共,发动了国民大革命。南下广州一度卷入这场革命的鲁迅,对此抱着喜忧参半的态度。他认为广东可以成为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成为反革命的策源地,而群众并没有掌握自己的命运,“奉旨革命”现象含着这场革命的危机和肤浅。鲁迅肯定革命对社会变革的巨大作用,但认为革命前只有对现状不平的文学,革命中无文学,革命后的文学已经不是革命,这时他对革命文学基本上是不承认的态度。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和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建立,一出革命成闹剧和悲剧收场,民国招牌依旧。被这场革命吓了胆,差点丢了性命,鲁迅转而移居上海半租界,得到的教训是文艺与政治对立,前者要变革后者要维持现状,革命一旦胜利变成维持现状的政治,文学被政治家压迫。

中国社会变革不断,“革命”不断。当1928年鲁迅受到创造社太阳社围攻时,鲁迅躲不开的革命又以新的面目出现了。这次革命不同于辛亥革命和国民大革命,现在批评他的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文学的倡导,背后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鲁迅走向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对前两个革命失望过,但这次革命他抱了信心到最后。

社会主义运动本源于工业革命后的欧洲,到马克思主义确立,成为世界性的社会思潮和运动。作为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想,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却未看到其实现。但在20世纪,这种理想终于在现实中开花结果,却都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原创者设想的偏离。社会主义运动首先在东方诞生了苏联式社会主义政权,接着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也有了执政的机会,但两种社会主义在一般人的看法中区别是很大的,又有着深层的共同点和联系。鲁迅和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直接受到苏联的影响,鲁迅作为一个作家,是经由苏联文学,走向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早在1925年为《苏俄的文艺论战》一书写《前记》,鲁迅就一直未间断地关注苏联文学。在1928年前,鲁迅对苏联文学的认识和理解主要受托洛茨基和沃隆斯基的影响,可以说,后来在中国社会主义者中名声很臭的托洛茨基是鲁迅学习苏联文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导师。鲁迅对革命与文学三阶段的认识,对革命“同路人”的关注和好感,对革命内容和艺术特性的统一的强调,都明显受着托洛茨基的影响。在托洛茨基被苏联政权放逐后,为进一步认识马克思主义,也为促成中国左翼力量建立统一战线的需要,鲁迅在1929年后将注意力转到了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并翻译出版了两人的著作;30年代后,鲁迅直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

作为将社会主义运动落实为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的第一次尝试,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经历了摸索和曲折的历程。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有两条发展的线索。鲁迅关注和介绍的托洛茨基、沃隆斯基、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都可称为非正统派或“自由派”,他们在苏联的政治舞台上都遭受挫折打击,思想上受到批判,但他们对文艺的理解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而“岗位派”、“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可称为正统派、激进派,他们更富有苏联式原创特色,更背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1932年,斯大林解散了“拉普”而代之以苏联作家协会,文艺从此完全由政党控制,斯大林式专制也渐渐成为苏式社会主义的代名词。

苏式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现实社会落实的两种主要方式。现在,苏式社会主义阵营已经瓦解,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的议会斗争中遭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及形形色色右翼势力的打压。有人说中国的搞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式社会主义或者可成为社会主义的第三种形式,这需要以政治的民主改革的最终成功来确证。

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走向了马克思主义,参与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中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文化巨人。鲁迅是经由苏联文学走向社会主义的,但他吸收的是苏联的“自由派”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拉普”和斯大林的正统派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后者才代表了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特点。因此,鲁迅虽经由苏联走向马克思主义,他不同于斯大林主义和苏式社会主义,而直接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相通。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理想仍有着巨大的生命力,未来发展前景乐观而光明。政治上,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和中国改革社会主义仍有着生命力;思想文化战线上,马克思主义美学仍是欧美高等学府和学术研究机构里的显学。鲁迅走向马克思主义,是他的后期的思想的伟大的发展,他的这个思想发展焕发着有意义的历史光彩。当然,鲁迅走向马克思主义,或者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忽视的是,他是有着独立而丰富思想内涵的思想家,称他为鲁迅主义者更恰当。马克思和鲁迅都是国际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大师和巨人。

“左翼文学”既是指作家的立场,又是指与这种立场相联系的文学思潮。这立场便是为劳苦大众服务,为被压迫者服务。因此,左翼文学的最简单明确的定义便是为被压迫者、劳苦大众的文学。

对于文学,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显然的,左翼文学不同于游戏娱乐的文学,他强调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不同于宣扬超阶级的抽象人性的文学,它明确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对立;不同于为艺术而艺术的神秘主义,它关注现实生活的真实的社会关系。左翼文学是劳苦大众的精神食粮,游戏娱乐的文学功能仍然发挥著作用。被压迫者的人性见证着压迫社会的非人性,左翼文学便是根扎于更广大的人群的人性的文学,左翼文学当然是文学,艺术特性被保持和强调。左翼文学以为被压迫者服务为宗旨,目的是为了促进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解放,这涉及三方面相关的内容:一是对被压迫者命运的揭示和对压迫社会的批判;二是呼唤被压迫者的觉醒和反抗,以改变被压迫的命运;三是探索由阶级解放到社会解放,由压迫社会到无压迫社会的进化的道路。

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左翼文学的奠基人和大师,他的文学探索道路是中国现代左翼文学思潮的前进道路。从《诗经·国风》、乐府文学,到《红楼梦》,为被压迫者的文学虽遭封建正统文学篡改和压制,仍然不绝如缕地坚持和发展下来,与现代中国左翼文学相通。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左翼文学,既是中国传统为被压迫者的左翼文学的优秀民族遗产的继承,又是对世界左翼文学的丰富营养的吸收和发展。19世纪末和20世纪,传统封建中国向现代文明中国转型,世界文明日益一体化、全球化,中国现代左翼文学当然有了不同于传统阶段的新的特点。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同时也确立了中国左翼文学的阶段性成果和未来方向,左翼文学是20世纪中国的主导文学思潮。不论是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国民性批判到提倡革命文学,鲁迅关注的重心始终是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这正是左翼文学的最深层本质的规定。

鲁迅出生在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作为破落户子弟,在更容易感受到的社会炎凉中清楚地看到压迫阶层的腐朽和被压迫者的苦难。在他从事文学工作后,他逐步确立了为被压迫者服务的志向。他说:“其实,我当时的意思,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ii].

鲁迅由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开始他的文学活动,一开始便表现出左翼文学的特征,这便是不大关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而将注意力集中在落后的俄国和东欧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世界上的被压迫民族和一国之内的被压迫劳动大众是相通的,被压迫人民的命运也正是被压迫民族的命运,这里,鲁迅的左翼立场与爱国主义、世界主义是互为一体的。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为被压迫人民的的文学使鲁迅观照自己本民族和人民的命运,他说“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的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iii]可以说,一开始鲁迅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便是左翼的,上流社会与下层社会的对立以及对劳苦大众命运的关怀,正是鲁迅为代表的中国左翼文学的本质性规定,而这与鲁迅翻译介绍的世界左翼文学是相通的,后者强化了前者。而鲁迅后来创作的小说散文和杂文无不是丰富着中国左翼文学的这个本质性规定。

鲁迅对俄罗斯民族文学的爱好经历了他的两个时期,前期作为个性主义者和启蒙主义者,他关注19世纪的俄罗斯现实文学;后期作为社会主义者关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不管是个性主义者和启蒙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前后期的鲁迅都是左翼文学者。鲁迅的《祝中俄文字之交》便是献给伟大肥沃的“黑土”的赞美诗:“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辛酸,的挣扎”,“希望”和“悲哀”,“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鲁迅的左翼文学思想同样从民主革命时期的俄罗斯和社会主义苏联得到营养:“十五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半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十五年以来,被帝国主义者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iv]

鲁迅文学创作前期主要受果戈理、契诃夫、安特莱夫、阿尔志跋绥夫等俄罗斯作家的影响,后期在思想上受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影响,经由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喜爱《毁灭》、《静静的顿河》、《铁流》等苏联革命文学作品。鲁迅的早期左翼启蒙主义向后期的左翼革命文学的发展,苏联文学担当了桥梁作用。虽然30年代斯大林专制使苏联式社会主义蒙羞,而80、90年代之交苏东巨变,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解体,原因是很复杂的,但不能由此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许多尝试之一的苏联十月革命的意义全盘否定。鲁迅的左翼思想与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联系更不该受到城门失火殃及鱼池的指责,因为,一分为二地看问题,鲁迅所接受的俄苏是正面的积极的,而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失败归因于与鲁迅接受的无关的或反面的因素。

鲁迅后期参与了中国革命文学的浪潮,对于他,革命文学有着实在的内容,这便是劳苦大众的反抗。革命文学不管它与什么政党的目标一致,对于左翼鲁迅来说,只要与为被压迫者服务的目标一致,不怕成为革命政党的同路人,仅仅因为革命文学“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大众的”,“我们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v].因此,对于后期的鲁迅来说,仍然是“劳苦大众”,而不是政党政治及革命,是他的关注重心。对于鲁迅来说,为被压迫的劳苦大众服务的目标是一贯的,作为一个革命政党的同路人是次要的和从属他的左翼文学一贯的目标的。当他发现自己受到革命的政党的一些人物压制时,他是愤怒的,他始终是独立的,坚守着他的左翼文学的原则。

海外学者林毓生认为,鲁迅为被压迫者的文学担当是扎根于一种道德感情,因此不容许任何的机变权诈和实用主义;李欧梵先生赞同他的老师的这个看法,[vi]认为这种道德倾向的内在逻辑必然会使他反对那种职业的政治家,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对于后者就发生了两个口号之争。他们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为广大劳动人民,为被压迫者,这左翼文学的立场,正是他的道德使命和担当。

正如鲁迅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必会发展下去,他开创的左翼文学传统也将必有后来人。为被压迫者、劳苦大众的左翼文学,在鲁迅之前有着中国的传统和世界的同类,而在鲁迅取得巨大成就之后,在鲁迅的丰碑确立方向之后,中国现代左翼文学必将继续开拓未来的前程。

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一直强烈存在的社会思潮,虽然每一个民族进入文明史以来便有对自己本民族的自觉意识,但现代民族主义无疑是西方文明全球化的产物。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侵略,不但引起了中国与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也激化了封建统治者与被压迫民众的矛盾。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致力于民族觉醒和现代化的先进知识分子学习西方强国经验,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便被中国所接受。与西方一些单纯民族的国家不同,中国的现代民族观念,实际上指多民族共同体的国家。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意识,便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体国家的意识,体现为中国人对本民族国家的情感、意识和观念,便包括对民族国家内部矛盾和与外部矛盾的看法两个方面。

现代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表现出多样的复杂的形态。因为要谈鲁迅,我们可重点考察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以鲁迅为代表的30年代左翼民族主义,便与自由主义的右翼民族主义,国民党政权的民族主义有着不同。从内外两个矛盾的视角来看,左翼民族主义强调民族民主革命,即反帝反封建,既反对帝国主义,又追求阶级解放。自由主义的右翼的民族主义不赞同左翼民族主义的反帝和阶级斗争,强调模仿西方,在维护现政权的稳定基础上确立现代自由宪政制度。国民党政权的民族主义有两种表现,一是以蒋介石为代表,推行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一是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民族投降主义。国民党政权的民族主义的两种表现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也有反映,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和40年代初的战国策派相似于前一种,周作人等“附逆”知识分子属于后一种。显然的,左翼民族主义是中国30年代的多样民族主义中的主导性思潮,这也是中国抗日反帝斗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左翼文化巨人鲁迅有着非常成熟而又先进的现代民族主义观,这是他的博大精深的左翼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鲁迅不但是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个巨人,也是中国左翼文化的永远的旗帜。在当前,民族主义思潮非常活跃,并且表现形态极其多样并且复杂,重新学习和弘扬鲁迅的左翼民族主义观,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从内外两个矛盾及其关系角度来分析,鲁迅的左翼民族主义表现为三个特点。

鲁迅的左翼民族主义首先是被压迫阶级的民族主义,指向着由阶级解放到社会解放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在鲁迅的青年留学时期,怀抱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救国理想的鲁迅确立了现代“立人”的思想,由“立人”而建立“人国”,由此确立民族的振兴道路。但这一思想过于玄虚,没有在现实中落实的可能,鲁迅于是陷入了思想的迷茫。在五四时期,鲁迅猛烈地批判中国传统文明的“吃人”本质,但喊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声毕竟空洞,伴随他的是“与黑暗捣乱”的虚无而绝望的情绪。虽然鲁迅很早就由俄罗斯文学认识到国家内部是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个阶层的,只有到二十年代后期,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才终于找到了自己确信并为之奋斗的青年理想的踏实的道路,这就是献身于阶级解放,由阶级解放到社会解放,这正是他的“立人”到“人国”玄虚理想的可行的现实选择。从这个意义上,鲁迅主义,当是指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鲁迅思想,这是鲁迅思想发展的高潮和成熟阶段,30年代的鲁迅由此成为左翼文化的大师和旗帜。鲁迅由批判国民性到批判社会的阶级压迫,揭露统治者的反动和社会黑暗,热切地为新兴的阶级解放的斗争而掷出他的像匕首、像投枪的笔。正如他所说:“左翼作家们正和一样在被压迫被杀戮的无产者负着同一的运命,唯有左翼文艺现在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passion),将来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vii]

鲁迅的左翼民族主义其次是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指向着反帝和团结被压迫民族共同发展国际主义的道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生活在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疯狂压迫和被压迫民族奋起反抗民族救亡的时代,民族救亡既指向对国内封建统治者的反抗,也指向着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在鲁迅深受幻灯片事件的刺激,弃医从文,致力于思想启蒙之初,鲁迅便大量翻译世界上被压迫国家的作品,他感到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与世界弱小民族的心灵是相通的。也由此,他在《摩罗诗力说》中表达了对英国诗人拜伦对被压迫民族反帝斗争的支持的敬意。30年代,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担当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反帝斗争的导师的角色,鲁迅与国际左翼革命力量相呼应,便也对苏联表达了他的敬意。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打击下,帝国主义的世界殖民体系被打破,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获得了民族独立。尽管苏式社会主义后来由于内部问题而瓦解,苏联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为第三世界国家打退帝国主义获得民族独立所做出的贡献是无法抹杀的。鲁迅既为中国的反对帝国主义斗争做出伟大的贡献,也对世界弱小国家的反帝斗争热心支持,表现出左翼民族主义所包含的国际主义精神。鲁迅称赞密茨凯维支,“是波兰在异族压迫之下的时代的诗人,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他积极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被国民党法西斯政府逮捕的国际左翼人士牛兰夫妇等人。他撰文猛烈地揭示和批判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友邦惊诧论》便是这样主题的众多的名篇之一。

鲁迅的左翼民族主义还表现在同形形色色的错误的民族主义作斗争。针对狭隘的自大的民族主义,鲁迅作了尖锐地批判,指出它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于反帝无补,反而有害,因为它将无理性的由于外国强权的压迫所产生的愤恨无例外地要发泄到本民族的独异之士和弱者身上。自大民族主义推崇国粹,盲目地仇视外国一切东西;鲁迅却批判国粹中的封建性糟粕,坚持“拿来主义”,以西方为师,“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拿来当以利我为主,所以鲁迅又反对“被描写”,反对帝国主义话语对中国的丑化。他特别指出一种“西崽”的民族主义,“依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为洋人的狗腿子,又骂洋人,更为虎作伥地歧视同胞。对30年代以国民党政权为依靠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鲁迅更是加以深刻地揭露它是“流尸文学仍将与流氓政治同在”,实际上是国内的反动统治者勾结帝国主义镇压本国劳动人民和为帝国主义前驱欺负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流氓政治在文学上的反映。鲁迅也同自由主义的右翼的民族主义作斗争。后者对左翼民族主义的反帝和阶级斗争不予理解和表示反对,实际地维护着当时反动的压迫人民的国民党政权,不自觉地充当着压迫阶级的“乏走狗”。鲁迅并不反对现代宪政制度,他一则认为与虎谋皮,无实现的可能也就没有积极意义,反而充当了统治者压迫人民的“刽子手”,二则他认为平等和自由很难两者得兼,阶级解放的民主比抽象的自由实际上是统治者压迫人民的自由更重要。自由主义者憧憬着挤入国际帝国主义俱乐部,他不反帝并往往与帝国主义一样歧视第三世界被压迫民族。

学习鲁迅的左翼民族主义,具有极大的时代意义。鲁迅的民族主义是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是被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在当下的中国,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并没有消除;当下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仍非常活跃,并且思潮内部各种民族主义非常复杂。鲁迅的左翼民族主义观便仍是值得学习和弘扬的可贵的精神资源。

学习鲁迅的左翼民族主义,首先要反对民族自大主义。民族自大主义盲目排外,于反帝无补,又将反弹力打到民族内部,乱给人扣“汉奸”帽子。其次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将民族语言和民族精神亵渎,否定一切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在他们的眼里,本来是中性词的“民族主义”成了完全的贬义词,还创造了“爱国贼”一词,糟踏“爱国主义”的积极精神。再次,反对自由主义的右翼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常常以敌视左翼的追求阶级解放的民族主义为己任,并且为帝国主义作怅,欺负第三世界被压迫民族。在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的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中,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一夜美国人”,到“一夜美国兵”,站在如狼似虎的强者一边支持非法侵略第三世界弱小国家,狐假虎威,实际上重演了鲁迅所严厉批评过的三十年代右翼民族主义者黄震遐小说中所表现的为帝国主义前驱的滑稽剧。

学习鲁迅的左翼民族主义,就要支持民族内部的反对阶级压迫的斗争,也要支持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这是左翼民族主义的两个核心定性。首先要由阶级解放到民族解放,建立“人的国”,从而振兴和繁荣我们的民族共同体国家。其次要支持世界人民的反帝反霸斗争,这是与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的民族振兴分不开的,也是国际人道主义和国际正义的体现。以鲁迅为开创者和奠基者的鲁迅左派必继续将这种为被压迫阶级和民族而奋斗的左翼民族主义进行到底。

“鲁迅左派”,是鲁迅与左翼、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结合体。鲁迅既是左翼文化工作者,30年代左翼文化领袖,又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鲁迅是经由苏联文学走向社会主义的,但他吸收的是苏联的“自由派”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拉普”和斯大林的正统派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后者才代表了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特点。因此,鲁迅虽经由苏联走向马克思主义,他不同于斯大林主义和苏式社会主义,而直接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相通。不论是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国民性批判到提倡革命文学,鲁迅关注的重心始终是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这正是左翼文学的最深层本质的规定。鲁迅的民族主义支持民族内部的反对阶级压迫的斗争,也要支持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这是左翼民族主义的两个核心定性;是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是被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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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魏城:《BBC透视:私产入宪与左右之争》,槟榔园文学书院网站:http://libins.cc333.com.

[ii] 鲁迅:《杂议》,《鲁迅全集》,第1卷第2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iii] 鲁迅:《英译本〈短篇小说集〉自序》,《鲁迅全集》,第7卷第389页。

[iv] 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鲁迅全集》,第4卷第459、460、462页。

[v] 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鲁迅全集》,第4卷第283页。

[vi]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56页。

[vii] 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鲁迅全集》,第4卷第289页。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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