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觉得自己人不人,鬼不鬼的,所以绝对不过什么生日。那天儿子提出是否能过一次生日?十八岁了,好坏也算大人了,我犹豫了一下。的确,我从来不主张祝寿,过生日,尤其是在小孩身上。皇帝,圣人,伟大领袖,那些大人物才会把它当回事。儿子进一步进言:过生日其实很简单,放几包薯片,买些饮料即可,我去过很多Party,都这样,这回过生日你们大人什么都不用做,不用问,我十八岁绝对是大人了,我的生日我来办,放心吧。当然我也听出了其中的潜台词:您老人家就别烦我们,一边歇着去吧。

日子在逼近,可生日的准备工作却不见任何动静,只是在生日的前一天晚上他打了几封信悄悄地塞进了左邻右舍的信箱里。信的大意是:我们要开十八岁的生日Party,可能会对你们产生一些影响,希望你们能原谅,当然如果你们有兴趣,欢迎来参加。我非常不解地问道到底要开成什么样的Party,怎么还会对邻居产生影响?我们中国人居住在异国他乡,行事为人,一向小心,即便有事操办,也以低调为原则,决不张扬。儿子说明天的Party可能会有五六十人,但肯定不会超过七十人,我一听觉得儿子他大概发疯了,天哪!那要准备多少食物,谁来买?谁来做?

生日那天,儿子给了我答案。五点钟第一批客人到了,这是儿子请来的Party义工。他们带来了所需物品和装有大功率的超低音喇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每个人都带了酒,软的有啤酒,硬的有“伏特加”“威斯忌”还有地道的“北京二锅头”,儿子解释道十八岁是澳大利亚法定的成年人年龄,意味着可以考车牌,可以上赌场,可以喝酒,可以……十八岁的Party实际上是酒的Party.儿子经常厚颜无耻地说他和贝多芬是上下级关系,并号称这辈子怎么也要写出一部和《欢乐颂》差不多的东西来,平时教钢琴,兜里有点小钱,这回全扔到酒水上,他往墙角一指,我差没昏过去,一座小山哪。

Party在八十平米的车库举行。随着客人的到来,桌子上堆的几乎都是酒水。儿子就读于一所不坏的男子私校,朋友实在不少,就连旁边的女子私校也有不少朋友。我对这批来宾基本是放心的,第一:他们个个来自私校,全是绅士和淑女;第二:我看过这两个学校的联合演出,当他们身着校服鱼贯出场,让人想起英国西敏寺大教堂的唱诗班,没有任何理由对这些贵宾有所怀疑,这批号称未来社会的精英。

首先受到Party震动的是鱼缸里的几条鱼,当年唐山大地震,据说动物察觉到地球变化比人要早,动物在警告人类,大祸临头了。低音喇叭使空气和房子随着节奏抖起来,人类没有想到会发明出使人类发疯的玩意,震波使鱼缸的水翻起阵阵涟漪,鱼儿同志们都显得非常紧张。自打出生那天起,澳大利亚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让它们忘记了何为“恐惧”。水中的动物坐立不安,水外不是动物的也开始坐立不安,窗外的情景着实让我目瞪口呆,近六十名男男女女人手一樽酒瓶,他们眉飞色舞,大声说话,加上优美夸张的形体动作,就象一幅嘉年华的水彩画,真的好看。可惜声浪、音浪一浪高过一浪,我开始担心,这哪里是Party,分明是在向左邻右舍宣战!

Party过半,绅士们不再象查理斯王子那样说着“今天的天气真不错”;淑女们也不再象戴安娜抿着嘴巴低声吟着“漂亮,太漂亮了”。酒象自来水一样地流进每个人的血管,空气中弥漫着亢奋的气息。一个OZ帅小伙手持酒瓶,两眼翻白,口水流到脖子,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声“Mr……”就软下去了。

西方社会待了快二十年,对各种民族、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有所瞭解,东方社会的每个社稷活动均以物质为基础,落实到中国人的头上就具体表现一个“吃”,吃多、吃好、吃饱永远是这类活动的主旋律。记得有次参加西人的庆典,之前对三道西式大菜怀有极高的期望,结果庆典完毕,我象黄泛区的饥民一样找个地方重新恶补了一次,我想这可能是西方社会的虚假文明,资本主义可恶的地方。虽说由儿子自己操办这次Party,我们作父母的还是悄悄准备了一些东西,如春卷、叉烧、炒面等国粹,企图在这些西方人面前宏扬一下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是多么灿烂,多么有底蕴。

就象底克里克战役,澳洲人开始一个个倒下了,虽然倒下,可澳洲人还在战斗。他们躺在草地上继续喝,继续吼,继续吐白沫。研究二战史时不得不研究为什么这么文明、这么优秀的西方民族会对人类作出那么不齿的行为,最后得出结论:西方人是天使和魔鬼的混合体,要命的是东方人往往低估西方人魔鬼的一面。这批贵宾很快地超过了西方文明的底线。几个小伙子一边和你谈话,一边拉开裤裆向着草地撒尿;姑娘们也不知是天气太热或情绪太高在不断地脱衣服,我倒有点怪我儿子,既然把这么多的学生请来,为何不把班主任、校长一起请来,看看他们教育出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警车的灯一闪一闪地停在了家门口,我想完了,这回肯定是灭顶之灾。员警是我在西方社会与此打交道的最高政府官员,虽然知道澳洲的员警和中国的员警绝对不是一回事,但也坚信员警上门决不会来通知你中六合彩。倒是儿子沉得住气,别担心,每次这种Party都会来,是我通知他们的,不来是失职,他们来的目的只是想对你说“Happy Birthday”。事实上还真是如此,姑娘手持酒瓶,扭着优美的身段,喷着酒气,凑着员警的帅脸(为什么澳洲的员警个个漂亮,一直是个疑问),送上了最灿烂的笑容。不一会儿员警叔叔挥手与来宾告别,姑娘们保证:他们回去脱了警服就会回来参加Party.

时间从来没象今天这么慢,快午夜了还是没有结束的迹象,实在担心邻居们的忍耐底线,会不会联合起来“消灭”我们。我忍不住去试试那些躺在草地上的来宾是否还有呼吸,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向别人家长交待。我暗暗发誓: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种要闹出人命的Party咱中国人肯定吃不消。可是这也是澳大利亚的主流社会,我们吃尽千辛万苦,洒出无数银两,为的是下一代混进主流社会,混出和祖宗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想不到才踏进门槛就感到快出局了。如果在中国的话,这个时候肯定听到鸡叫,天快亮了。当最后一位来宾被抬上Taxi,车尾灯消失在街角时,我感到周围安静极了,松了口气,总算过去了。想想刚才那些家长在草地上寻找他们的孩子时的景象,就象打扫战场寻找自己的亲人一样,场面有点滑稽。我们把孩子带到了这个世界,孩子又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世界,一个我们陌生的世界。不知享了多元文化的福,还是上了多元文化的当。溶入不容易,不溶入也不行,空气飘着阵阵呕吐的酸臭味,酒瓶也扔得到处都是,收拾这个残局恐怕要几天。不过,这个Party实在是刻骨铭心,至少下半辈很难忘怀。

儿子也累得趴在那儿不动了。十八岁,长得有点像人了,心里有点气,可望着他熟睡并淌着口水的脸,我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地给了一个深深的祝福:Happy Birth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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