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楠:性情中人包遵信

Share on Google+

关于包遵信的传闻甚多,熟悉他的人不会惊诧。不要说他正身陷囹圄无法申辩,即使在八九民运之前,围绕他的各种争论也难以清理。“什么事情经包遵信一掺乎十有八九要黄。”──说这话的同是一位著名异教人士,可见包遵信在自由派的圈子里也有对头。今年一月二十六日,新华社的电稿说:“包遵信罪行严重,有悔改表现,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香港某报随后引述消息?通人士说,包遵信在法庭上失声痛哭,后悔不已。

有人劝我不要写包遵信,理由便是各种传闻。我的回答是,我无法核实这些传闻,事实上有些传闻永远无法核实,因为善于制造传闻的人不仅仅只是共产党。但有几点我可以肯定,包遵信在十年传播自由理念运动中所起的推动作用,在八九民运中所表现出的勇气,以及六四惨案后即身陷黑牢,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事实,而这些已足够令我敬佩。

黑包公的传人

包遵信曾自吹是宋代黑包公的后裔,是真是假未可稽查。不过,他的皮肤黝黑是真的,而且他豪爽大度、直言不讳的脾性不逊包公。一九三八年,包遵信出生于安徽和县,那是长江之滨,系“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自刎之地。包公的遗传基因加上饮着掺和楚霸王血浆的大江之水长大,岂有不叱风云的道理?

包遵信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长期从事图书编辑及编审工作,包括编辑《读书》杂志,创办《中国哲学》和《走向未来》丛书,及《太平洋论坛》等。在十年改革期间,他主持或参与了许多知识界的重要活动,但其影响力局限于大陆社会科学界的圈子,中国大陆的传媒极少报导他,海外的报刊亦甚少注意他,没有西方学者去中国访问他,他也从未出访欧美。什么原因?哈佛大学丁学良博士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揣测:“老包‘太土’,形象土,心眼也土,大概从来就没有学会这年头时兴的‘出口内销’的技巧──在外国大吹自己在中国的影响如何,然后回到中国再大吹外国人如何重视自己在中国的影响。”

我第一次见到包遵信是在一九八六年,他应邀参加深圳“思想沙龙”活动。他穿着一套皱巴巴的西装,又黑又瘦又小,毫无风度而言,讲话也随随便便,活像一个刚刚“暴发”,然后到都市里“传经送宝”的“农民万元户”。第二次见面是八八年,我们一同参加在蛇口举行的“十年改革反思会”,与会者几乎都是北京最活跃的体制外知识分子,如陈子明、王军涛、曹思源、张宗厚、黎鸣、刘力群等,上海来的好像只有陈奎德。在小会议里,包遵信时而双腿盘坐在椅子上,时而站起来,与刘力群和黎鸣等人争得面红耳赤,有时甚至拍案而起。争论结束后,又相互开玩笑,甚至动手动脚,外人很难想像这样一群指点江山的人物,居然像小青年一样打打闹闹。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无论是在会议室里、餐会上,还是在下榻的宾馆、旅行的小车上,他都是吞云吐雾,烟不离手。我开玩笑说:“老包,我原来以为你的脸黑是包公的遗传,看样子是烟熏的”。老包给我一拳:“你这家伙!”事实上,我喜欢老包这种毫无做作的性情中人。

一九八五年,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想办华夏出版社,便邀包遵信合作,并授全权。老包出的头一个点子是搞“华夏二十世纪文库”,计划先翻译一百本外国名著,其中包括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社会起源》等反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不用说,老包如果自此紧靠龙根,仕途自然畅通。不知怎样回事,没“合作”两个月,包遵信就跟邓朴方闹翻了。据说老板给他丢下一句大度的话:“这笔帐先不跟你算了!”老包淡然一笑。

一九八六年,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潘维明正是“一颗在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海外评语),年轻气盛,想干点惊天震地的事。便邀请各路英豪到上海参加“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由于胡耀邦尚在主政,参加者既包括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包括官方人物,包遵信亦被邀请。开幕那天,一位与会者说,共产党应该说话算数,兑现对知识分子的三不政策(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抽鞭子),大家闻之鼓掌。没想到包遵信却拍案而起:“岂有此理!士最重要的是节,九十年代的士,为什么要乞求别人不要打鞭子……”全场掌声如雷。有人记述了这个场面:主席台上的上海市长江泽民脸变了色,看看左边的市委书记芮杏文,芮含威不露;再看看右边的中宣部长朱厚泽,朱面含微笑,那位来头最大的胡德平则是起劲鼓掌。江市长只好把涌到嗓子里的话咽了下去。到了年底,朱厚泽跟着胡耀邦跌了下来,江泽民接替升到政治局的芮杏文当上了市委书记。而如今,芮杏文也被免去了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潘维明被审查,江泽民已是一代“核心”,包遵信坐几年黑牢也就不足为怪了!

黑瘦的老包提着一只黑包

老包正式的职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笔者是门外汉,不知道老包在他的“正道”上着述如何。但与其他著名的异议人士相比,老包有影响力的作品不算太多。他主编的《读书》上常常可见到他的文章,他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中却无他写的一本小册子。不过,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界的每一次有意义的活动,都少不了包遵信。他常常不是普通的与会者,而是幕后的组织者。正如丁学良所说,老包不算是顶尖的学者,但却是顶尖的社会科学界活动家。他那黑瘦的身体里,有那么多的精力。你经常可以看到黑瘦的老包,手里提着一只黑旧的皮包,马不停蹄地从这里跑到那里,一天主持好几个座谈会。每个座谈会上,都少不了要大着嗓门讲一通话,喝几杯浓茶,抽几支劲烟。他身体不好,有时累过了头就吐血。吐一滩血,抹抹嘴,喘一口气,又出去奔波。

《读书》是大陆文化人必读的月刊,在中国那些充斥着谎言和空话的报刊中,这份品味纯正的思想杂志能存在确实是个异数。即使在八九年民运失败以后,《读书》的底色也未消退。而这底色正是包遵信的功劳之一。老包在主责《读书》期间,广交了全国一大批有真知灼见的中青年理论家,经常召开各种讨论会。《读书》不是一份正统的《学报》或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刊物,但理论家们似乎以能在《读书》上发表作品为荣。可惜的是,人们更多的是只在私下赞赏这份刊物,未曾对《读书》在十年思想解放运动中所起的卓越作用予以公开评价。

就普及面和轰动效应而言,包遵信和金观涛发起组织和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一时似乎比《读书》更引人注目。该套丛书创刊于一九八三年,主要是用小册子的方式介绍各种新思潮,每册大约十多万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最初上市时即被抢购一空,成为当时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最喜爱的读物之一。这套丛书是八十年代中国丛书热中的先行者,更重要的是她对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思想的冲击和新观念的启蒙。大概是八六年,包遵信不再担任《走向未来》丛书主编(据说是与另外一位主编金观涛有意见分歧),但我相信老包为这套丛书所付出的心血,即使是那些与他意见相左者也也会承认的。

八十年代中后期,大陆兴起“文化反思热”;各派林立,论战异常激烈。有“儒学复兴派”、“全盘西化派”、“中体西用派”、“西体中用派”、“折衷选择派”等等。老包属于“反传统派”,并与汤一介先生组建开办了“中国文化书院”,亲自担任教授。八九年五月一日至三日,“中国文化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研究院、香港大学等单位在北京香山饭店举办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包遵信在会上发言极为激烈,呼吁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支持学生运动,推翻专制政权。包遵信的是次发言被人录音,成为其重要罪状之一。五月四日,不少是次讨论会的学者参与了天安门广场大游行。

八九年年初,老包又筹备创办了《太平洋论坛》,中共新闻出版署不可能给他刊号,只好采取在“国内编辑,香港出版”方式。六四之后不久,我在澳门读到七月出版的《太平洋论坛》创刊号。包遵信在创刊词中说该刊“力求从深沉的历史文化视角,来探索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话、写文章,都是代圣贤立言,我们要求大家都讲自己想说的话,都写自己愿写的文章。自由讨论,文责自负,提倡自由活泼而又严肃认真的学风”。总括而言,中国近年来自由主义所基本强调的是言论自由,而没有几位提倡者不曾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否则,《太平洋论坛》的创刊号就不会成为终刊号。而身为主编,包遵信连刊物也未见上一面便被投入了黑牢。我希望有人能传个信给老包,《太平洋论坛》上市没几天便销售一空,在“文化沙漠”,这当是个“奇迹”。

八九民运急先锋

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老包到我下榻的北京饭店。当时天安门广场处于危急之中,他和严家其已联名发表了《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兼告李鹏书》,观点十分尖锐,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我和几位香港记者都为他的安全担忧,认为李鹏不会放过他。我说:“老包,你真是胆大包天!几派势力都在利用学生,李鹏也不想学生撤离广场,为的是有足够的理由打击赵派势力,事实上,李鹏已控制了中南海。”老包默然,抽了一支烟才说:“我也预计到了这场民运将以大悲剧结束。民运被镇压后,专制会出现。不少人看到了这一点,连声援也不敢表示了。但学生们太单纯、太可爱,他们现在最需要支持,我不支持,谁支持?”我们走到阳台上,默默地望着天安门广场,与早几日那种声势浩大的场面相比,显得冷清多了,甚至连撕人心肺的救护车声也听不见了。我说:“你知道有人已经失踪了吗?”老包叹了一口气:“有几位我知道,不是被共产党抓走,而是自己跑了!”我问他:“你呢?万一……”他给我一支烟:“抽!你看,我的背包里有书、有烟、有牙刷洗脸巾,在什么地方睡觉都可以,当然包括牢房。”我沉默不语,他却叫香港某报的一位女记者:“来,给我们拍一张生死离别照。”

拍完照,他问我:“可以睡你这里么?”我回答得很乾脆:“不行!”当时的理由很简单,我每天要为香港某报撰写局势分析文章,需要安全环境,而包遵信早就被人盯住了。老包走了,我再也没见到他。今天我倒不自责,但毕竟遗憾,至少失去了一个可以与老包长谈的机会,而我们未曾有过深谈。

包遵信在八九民运一开始,便全心地表示了支持。他说:“就是在这些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伟大精神的鼓舞之下,知识分子才勇敢地投到运动当中。就算我们站着也要死,躺着也要死,所以我们要站出来。”当他被问及,五月十五日一批知识分子公然参加游行是否抱着背城借一的心态,希望这样可以迫使政府让步时,他说:“在五月以后,对政府已经很气愤,但是还没有失去希望,我们想用更大的压力,迫使政府出来表态。军管不是很突然的,我们已想到当时可能会军管。”包遵信的希望是:“学生不肯让步,政府也不肯让步,矛盾就要激化了。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走上街头,可能会使那些坚持学生是动乱的人改变念头。”但是,事后证明这是个幻想。

包遵信与严家其共同发起了“五·一六”和“五·一七”声明,“强烈谴责政府的麻木不仁,呼吁建立民主制度。”五月二十五日,戒严下的北京城布满肃杀之气,包遵信又与严家其联名发表了“在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解决……如果李鹏要采取暴力镇压,如果李鹏不惜动用武力来维持他摇摇欲坠的统治,那么亿万中国人民誓将以鲜血和生命为中国铸造民主。”

五月下旬,当学生之间为是否撤离天安门广场争论不休,各界人士出于种种考虑纷纷劝告学生撤离时,包遵信却坚持主张学生不能撤离天安门广场。包遵信分析,撤离广场本是个好建议,“但到了五月底却不能撤离,因为政府已经把学生逼到了绝路。这个时候撤便是失败,而且撤了也没用。”他承认,之所以同意同学们较为激进的一些做法,因为他深深地被学生们所感动,也因为他只把自己当做学生之友,而非以学生之师自居,才有这样的态度。

坦率地说,我并不赞同包遵信在八九民运中很多主张。但他在其间表现出的铮铮风骨,却获得了同学们对他的理解和认同。

不愿去国,甘当囚徒

六四惨案之后,我一直打听老包的下落,获得信息倒不少,却只能将信将疑,因为各种传闻往往相互矛盾。现将几种未经证实的传闻辑录如下,读者诸君倘不能明察,就只能等老包出牢之后再行校正了。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包遵信曾给一位香港记者题字:“风雨如晦,鸡鸣不己,中华再生,指日可待。”事实上他已预感到大难将至,觉得当局的做法已经是难以理喻,自己的精神颇为紧张,说话也有点不清楚了。大惨案发生前几天,他就没有回家,经常在朋友家过夜,并希望朋友能代为照顾女儿。

关于老包被捕的情况有两种说法:

一是说六四惨案后,老包跑回安徽老家,投奔他那种地的舅舅。那地方是个乞丐、农妇之乡,哪里藏得住这么个大名人!没两天,包遵信被五花大绑押回北京。一路上少不得顶撞,也没少挨打,到秦城监狱时,已经皮开肉绽了。

一是说六四之后,老包也曾隐藏起来,但他表示不愿离开中国,所以尽管有人替他安排暂时离去的门路,他拒绝了。后来形势实在紧急了,在朋友们的催促和推赶之下,他到了南方某地。藏了一段时间,他受不了,还是跑回北京,最后就在北京家中被捕。

也有传闻说,包遵信被捕后不断被提审,精神压力很大,已经有点支持不过来了,有时出现言语模糊的情况。当他知道同时有其他人被捕时,曾在接受审讯时替其他被当局审讯的人开脱,甚至说当局指责他们的罪状都是由他出主意的,因而自认为替不少人抵了罪。谁知后来当局竟然把他的供词作为鱼饵,试图用来顶证其他被捕人士。包遵信知道此事后,精神大受刺激,更曾经试图自杀。

包遵信是国际特赦组织呼吁中国释放的“良心囚徒”之一,该组织九零年十月就其健康问题发出呼吁,因传闻包遵信患高血压和心脏病,必须每日服药。据悉,国际特赦组织分配不同城市各负责设法营救一个良心犯,而负责专门营救包遵信的城市是意大利的BIELLA和德国的ALLEMAGHE。

我知道海外一些民运组织在声明和游行中,也曾积极要求释放包遵信,却没有听说有哪个组织或组织的分支机构专责救援包遵信。不能不使人感到我们对自己的战友和先驱比西人对中国人还要薄情,难道包遵信这些人便理所当然是中国民主祭坛上的祭品吗?

中国之春1991年5月

阅读次数:1,012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