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2月
186、在红色恐怖的浪潮下
直到八月中旬为止，我对文化革命都抱着积极参与和坚决支持的态度。尽管说我早就对现实有所不满，但我的不满还只处于朦胧状态；我对于党中央、毛主席仍是坚信不疑。长期以来受歧视排斥的境遇，一方面使我感到与社会的疏离，另一方面又使我热切地渴望得到社会的赞许。假如说在文革前夕我还由于内心的矛盾而和整个潮流若即若离的话，那么，文革的爆发反而驱使我更坚决地和潮流结为一体。共产党说，知识分子只有参加到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去，才能克服自身的软弱动摇。这话在心理学上倒是满有根据的。思想可以包含矛盾，行动却必须有所取舍。你把一个内心矛盾的人带入行动，那就迫使他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择。一旦他参与了某种行动，他就会有意无意地放弃自己原有的不同意见，以便使自己的思想能和自己的行动更为一致。譬如说，我也和其他同学一样在那里批判所谓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白专道路，批判成名成家思想。我知道我现在批判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以前喜欢的和追求的，在过去我对这种批判还总是不服气、想不通，可是如今我却不加思索地仍掉他们，表现出一付紧跟形势、十分革命的样子。我并不是存心装假。事实上，我的内心仍然存在着许多疑惑与矛盾。然而，一来是形势逼人，它不容许我们在一旁犹豫观望；二来是表现心切，我力图通过运动来显示和证明自己积极先进；因此我就把内心的种种矛盾搁置在一旁，以看上去很坚决的姿态投身于运动；而这种坚决的外部行为又反过来进一步抑制了内心的冲突矛盾。到头来，连我自己也开始相信自己已经克服掉许多不正确的思想，变得更坚定、更革命了。
不过，我这种自以为与运动合拍的感觉并没有保持多久；随之而来的红色恐怖浪潮迅速地将我冲到了一边。本来，直接参与暴力行为的同学人数很少，但他们有恃无恐，能量极大。我和其它大多数同学一样，既不肯参与，又不好反对，进退失据，颇有几分尴尬。这不能不使我陷入深深的困惑。
187、为不合理现象寻找合理的解释
早在六、七月份的时候，十九中就发生过几起零星的打人事件。由于工作组出面劝阻，事态没有扩大。当然，工作组在组织对有问题的老师和干部进行批判斗争时，也采取过许多起码是具有准暴力色彩的强制措施。众所周知，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意味着十足的暴力压迫。换句话，暴力迫害乃是共产党统治的本质特征。假如说在文革中，某些红卫兵或造反派在搞起暴力迫害时，常常比原先的党组织或政府司法机构做得更过火，那无非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已。文革中武斗猖獗泛滥，一部分是当局对群众运动失去控制的结果，更多的则是当局有意放纵、暗中鼓励的产物。
当时的我，自然还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我只是天真地以为，党中央毛主席是主张文斗反对武斗的，只是有些政策观念不强的群众不肯认真实行。正如我在第185节中指出的那样，打人本是一种明知故犯的错误行为；但由于它披上了一件阶级感情深、革命精神强的堂皇外衣，所以反倒显得理直气壮。在这种情况下，唯有那些阶级感情和阶级立场不受怀疑的人才比较方便出面劝阻。工作组一度享有此种权威，因此它能比较有效地约束住群众的暴力行为。一旦工作组撤离，此种权威便不复存在。新成立的校文革宁左勿右，再加上北京红卫兵的示范作用，致使打人现象变本加厉。
就我这方面而言，起初，我还为自己能够认真执行党的政策而感到有几分自豪；但很快地，我就发现自己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巨大压力。说实话，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那些打人者是出于什么不可遏止的革命义愤。我觉得他们不是故作姿态就是乘机过瘾。可是我很难公开地表示反对，因为那似乎很容易造成“为牛鬼蛇神辩护”、“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威风”的不幸误会。这样一来，摆在我面前的问题就变成了另一个样子：问题不再是如何使那些过火“行为”及时得到纠正，而是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也就是说，如何给那些不合理的现象寻找出一种合理的解释。
共产党显然预料到我们会产生上述一类疑惑，它向我们提供了一整套似是而非的理论。在那些日子里，我一再重温毛泽东的一段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我努力说服自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的一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党中央、毛主席是绝对英明的，革命群众也是永远正确的。假如说在运动中，有些群众做出了某些似乎“过火”的行为，那么，第一，它是难免的。群众嘛，你怎么能要求人人十全十美？“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战争中学会战争”，亿万群众正是要在革命实践中锻炼成长，“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此，我们不能象资产阶级贵族老爷那样，站在群众对面指手划脚泼冷水，而必须坚决站在广大群众一边。第二，它是必要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不要抱怨有些革命行动太过激，不必要，列宁讲得好：“当两个人在进行殊死搏斗时，你怎么能说哪一拳必要、哪一拳不必要呢？”当时，全国各地都在反复放映一部苏联早期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上面提到的那句列宁语录，便是出自该影片。它想必给每一位有心的观众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其实，稍加思考便可发现，把一九六六年的中国和一九一八年的苏联相比是完全不恰当的。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分明是手握绝对权力的统治者，在实行了长达十七年的严酷专制的基础之上，假借部分群众之手，对那些没有任何进攻能力，甚至连最起码的自卫手段也毫不具备的无辜弱者进行的一场恣意妄为的暴力迫害。它决不是两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对抗斗争。这一点在每个暴力迫害的参与者心中都是十分清楚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再论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中就明确写道：“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然而，共产党却力图让人们联想起历史上的那些暴力革命的动荡岁月。它力图让人们相信眼下出现的种种“过火”行为只不过是敌我双方激烈斗争中的在所难免和迫不得已。直到今天，仍有一些人把文化革命中的恐怖和诸如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相提并论，把暴力革命中的暴力和暴力迫害中的暴力等量齐观。这是把迫害混同于格斗，把屠杀混同于战争。
我努力用那套流行的理论说服自己，但我并没有真正被说服。就在我为这些问题继续苦恼的时候，一场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降临了。
188、一副对联
七月二十九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红卫兵贴出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副对联迅速地传遍了全北京，在广大学生中间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大部分红卫兵都对这副对联表示热烈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还陆续写出了“自来红们站起来”和“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等文章，进一步发挥了对联的观点。
中央文革小组并不赞同这副对联。陈伯达、江青都指出这副对联“不全面”，建议将它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可是，大多数红卫兵没有理睬中央文革的意见。我们知道，红卫兵在诞生之时就表现出强烈的排它性，毛泽东在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那封信中，早就提醒他们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这条“最高指示”，红卫兵们也显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这倒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仔细比较两副对联我们可以看出，这两副对联在内容上其实并无矛盾。前一副“基本如此”，讲的是事实；后一副“理应如此”，表达的是愿望。当然，后一副对联更有政策性，但唯其如此，它就不具有前一副对联所特有的进攻性。所以，大多数红卫兵虽然不否认后者，却狂热地坚持前者。至于所谓“团结大多数”的告诫，红卫兵们想来是很难听得入耳的。因为按照他们的计算，“红五类”本来就构成大多数。再说，成立红卫兵的目的之一正是要突出自己的优越地位，而优越感的大小恰好与其人数多少成反比；故而，红卫兵们从不担心自己的人数太少，他们只是唯恐自己的人数太多。人数过少的唯一危险是招致多数的攻击，但红卫兵们是没有这份顾忌的，因为“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对联的出现决非偶然。它是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直接产物，尤其是共产党阶级路线即出身歧视政策的直接产物。一副由几个中学生写成的粗俗不堪的对联，在未经最高当局认可，甚至还受到中央文革小组委婉劝告的情况下，却能以惊人的速度风靡全国，原因就在于此。
189、担忧之事终于发生了
八月下旬（也许还要早一些）对联传入成都。紧接着是那篇署名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向东的文章“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其后不久，又有北工大文革副主任谭力夫的八·一九讲话。在短短的几天内，这些口号和文章帖满了街头。我读着这些文字，既反感，又紧张。我不得不意识到，一件长久以来我便暗中担心，但始终不肯正视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早在六、七月间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时候，报纸上就发表过不少文章，指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如何排斥打击工农干部子女，如何偏袒重用剥削阶级出身的学生。十九中校园也出现了一批内容类似的大字报。我十分忧虑：难道我们过去身受的歧视还不够吗？难道今后我们还要受到更严重的歧视吗？我竭力安慰自己说这些文章和大字报仅仅是一部分人的偏激之见，它们并不代表党的政策。红卫兵诞生之初，我一度为这种自发的组织形式感到振奋，随后了解到红卫兵只吸收红五类出身的同学，不免又很失望；转念一想，当不当红卫兵并不要紧，不是红卫兵也一样干革命。看到周围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消沉被动，我勉励自己一定要振作精神，千万不要背上家庭包袱。我察觉到头顶上阴郁的乌云，但我宁肯不去看它。
可是现在，对联出现了，“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的文章和谭力夫讲话出现了。那恃宠而骄的傲慢和肆无忌惮的侮辱实在超出了我的想象。假如说在先前我对于行将到来的更为严重的歧视多少有几分预感的话，那么，我决没有料到它竟然会采取如此粗暴的形式。
八月二十五日（？）傍晚，我从十九中返回家中，途径人民南路广场。我见到一辆辆满载红卫兵的汽车从身旁驶过，车上的人唱着那首《鬼见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就滚你妈的蛋！”我心中顿时生起一股强烈的不满。我只觉得自己象是被别人无情地推到一边，孤立无助；但是，我并不想向他们靠拢，让他们允许我成为他们中之一员（几个月之后，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兴起，这一派红卫兵并不绝对拒绝吸收黑五类子女。不过我仍然没有申请加入）。
在十九中，对联的观点也迅速蔓延。我常常忍不住要和支持对联的同学争辩。同学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在某些红卫兵同学的眼光里，我看到了敌意。
190、辩论会
从九月七日起，十九中举行了连续三天半的辩论会。辩论的主题是无产阶级阶级路线。校文革主持会议。台前悬挂着的是那副著名的对联。会场入口处竖立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红五类子女，欢迎！欢迎！欢迎！黑五类狗崽子，滚！滚！滚！”除开被关押的“牛鬼蛇神”之外，全体师生都要求必须参加大会。大家携带椅凳，排队进入会场并依次坐下。无人嬉戏说笑，个个表情严肃，气氛相当紧张。
辩论会开始了。先是校文革主任讲话。然后由一位红卫兵宣读“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的文章。接下来轮到我班新支书上台发言。现在他是校文革委员，也是校红卫兵的一名负责人，以态度强硬著称全校。他讲了几句话后，突然点到我的名字。这不仅使我，看来也使其它许多老师同学都感到吃惊。毕竟，公开点名批判一位学生，这在十九中还是第一次。新支书不无渲染地向大家公布了我的家庭背景，从生父继父一直扯到在美国的舅父（后来有位同学这样讲起他当时的感受：“打开胡平的档案，一看就是半个反革命”）。新支书批判我对共产党有杀父之仇，对新社会心怀不满，对阶级路线十分抵触。一方面，他以对联为依据，推论出我的“反动”；另一方面，他又列举我平日的“反动言论”，用以证明对联的正确。新支书说，由于我学习好，还有一些同学崇拜我，所以必须要通过这次辩论，让大家认清我的真面目，坚决和我划清界限，如此等等。
新支书发言完毕，我要求上台讲话。首先，我表示我不赞成这副对联，因为它是片面的，不符合党的政策。我强调不论什么出身的同学都是在党的教育下成长的；党的教育的影响、社会的影响大于家庭的影响。然后，我针对新支书揭发我的那些“反动言论”，一一予以解释说明。讲完后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紧接着，另一位同班的红卫兵上了台，继续揭发批判我的“反动思想”。我不得不再一次起而答辩。事后我才了解到，为了召开这次辩论会，校文革预先进行了研究布置，决定把我作为批判的典型，并安排我班的几个红卫兵分头凑集材料。在三天半的辩论会上，有几乎三天的时间是围绕着我的问题而展开的。这几位红卫兵都上台讲了话。我平时的各种言行，哪怕是闲聊和玩笑，统统都被揭发出来，上纲上线，扣上骇人听闻的政治罪名。一些发生在两三年前的小事情，我自己早已忘怀了，殊不知别人倒还记得很清楚。有的同学和我比较接近，几天前还和我以战斗小组的名义一块写大字报，这时也上台发言，表示要从此和我划清界限。我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上台答辩。有时候双方你来我往，轮到别人讲话时，我干脆不急于下去而在一旁等着，以便别人讲完后自己再接着讲。
在争论如何看待阶级路线这种比较理论性的问题时，我要更有把握些，因为在过去我进行过大量的思考。台下有人递上条子，问我怎样理解毛主席的这段语录：“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说，这里的“阶级地位”是指本人的阶级成分，不是指家庭出身。此前，我曾在街头的传单上读到过江青关于对联的讲话。那时，我对此类小道消息的可靠性还没有多少把握；只是在辩论会上，我顾不得那许多。我引用了江青的那几句讲话，原指望会产生相当的效果，但实际上满不是那么一回事。在澄清自己的问题时，我的感觉就差多了。正象后来遇罗克在《出身论》中写道的那样，即使我的解释十分有力，那充其量只能证明我还不算混蛋而已，更何况有些解释很难做到一清二楚。
191、一场恶梦
在辩论会上，其它班级的红卫兵也纷纷上台发言，热烈支持对联，厉声责骂“狗崽子”。有的红卫兵进而要求黑五类同学当众承认自己是混蛋。有一位被点到名的黑五类同学起先还争辩了几句，随即招致一阵更严厉的斥责，她只好说：“要是‘混蛋’是指‘反动’、‘反革命’，那我不是混蛋，要是‘混蛋’不是指‘反动’、‘反革命’，那我是。”除了校文革主任，教师中没有上台讲话的；但许多出身不好的教师被同学点名批判。
并非每一个红卫兵都赞同对联。高一年级的梅同学讲：出身不好的同学也是同学，我们大家应该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此话立即引起一批激烈的红卫兵的反对。梅同学是三好学生，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在此后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中，梅同学或许算不上冲锋陷阵的人物，但由于他在这次辩论会上的立场，使他后来成为我校最得人心的造反派领袖。
三天半的辩论会，对十九中广大黑五类出身的同学以及许多中间家庭出身的同学而言，无异于一场可怕的恶梦。辩论会后，各班还举行了一系列活动，进一步对黑五类同学批判责骂。不少班级的红卫兵，强迫班上的黑五类同学一个个站起来承认自己是“混蛋”。几乎每一天的政治学习，都被他们变成了对我们的批判会。但尽管如此，我必须说，十九中的情况仍然要算相当温和的。事后我逐渐了解到，其它一些学校，尤其是那些干部子弟集中的重点中学，情况要恶劣得多。在那里，不少黑五类同学遭到体罚，被殴打，被别人朝身上脸上或口中吐唾沫，被强迫劳动。首善之区的北京，照例又是最恶劣的，在北京一中，有三百多人的学生劳改队。其成员包括出身不好且不赞成对联观点的“反动学生”，有出身一般而不赞成对联观点的“混蛋”，有出身好但反对对联观点的“工贼”，还有不论观点如何只是出身不好的“当然狗崽子”。在北京六中，资本家出身的高三学生王光华因为在辩论会上大胆发表不赞成对联观点的意见，被该校红卫兵关进校内的“劳改所”并用凶器屡次三番地毒打。红卫兵逼迫他写认罪书，但王光华始终不放弃自己的观点，最后竟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相比之下，十九中的情况就温和多了。作为全校“狗崽子”的典型，我不曾受任何皮肉之苦；大会小会，我总还有一定的机会为自己声辩。在三天半的辩论会上，我被允许一次又一次地上台讲话，我甚至很少遭到台下的轰闹。事后有同学分析道，这是因为我平静说理的态度避免了对方强烈的情绪反应。或许如此。不过那显然也和十九中自身的情况有关。如此说来，当年我没能进入重点中学倒是因祸得福了。
192、霎时间，天塌地陷
几个月后的一天，一位别班的同学对我讲，他对我在那次辩论会上的镇定与辩才非常佩服。我想他只说对了一半。其实，在辩论会的那几天，我陷入了生平从未有过的巨大的精神危机。那种天塌地陷般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九月七日第一场辩论下来，我就感到精疲力尽，胸口十分堵闷，无论如何也吃不下饭；喉头发干，简直觉得不再说得出话来——不过一到上台发言，这种感觉倒消失了。接连几天晚上，我都辗转无眠。假如说在有关阶级路线的理论争辩中我还并没有服输的话，那么，在狂风暴雨式的个人攻击之下，我的自尊、我的骄傲都已被撕成碎片。我从小争强好胜，可是，我那时的争强好胜，既不可能有“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的洒脱，又不可能有“举世皆醉唯我独醒”的孤傲。我那时的争强好胜，几乎完全建立在众人的称许和社会的肯定之上。不错，我没有失去自信。其实要是失去自信那倒好办了。别人说你不革命，你自己也觉得自己不革命，这倒没有矛盾、没有冲突了。问题恰恰在于，你相信你是革命的，别人却众口一词地说你不革命以至反动；而你又感到你自己的革命性只有得到别人的认可才算数，或者说才有意义。这就会使你陷入极大的苦恼。当然，如果你本来就不大认同共产党的价值标准，你并不认为人活着就是要干革命；或者说你虽然不拒绝共产党的价值标准，但你甘心做个中间份子甚至不在乎做个落后份子；那么，当众人指责你不革命时，你就不会十分痛苦。在这种情况下，你唯一的不安只是来于你对个人利益将蒙受损失的现实考虑。你会觉得倒霉，或是觉得不公正，甚至感到愤慨。我最大的痛苦却来于我强烈的理想主义。平心而论，我当时极少考虑到自己今后的利益损失。我并不是担心自己会上不了大学，分不着好工作，被强迫下放到农村等等。我是痛感自己的革命性被否定，从而也就是我整个生存的意义被否定。假如在当时我能够认识到，眼下的这番攻击只是暂时的现象，攻击者不是出于偏见就是出于恐惧，因此这番攻击并不代表群众的真实意见；我心里自然会好受得多。可惜的是，在那时，我很难用这种想法宽慰自己。尽管我对某些攻击者的真诚不无怀疑，但是，既然我几乎看不到任何人对我的维护，我不能不感到我已经被群众所抛弃。此前共产党的有力宣传，使我们天真地以为我们的社会是一派光明。到此时为止，我和周围大多数的人一样，还不曾经历过翻案平反一类的反反复复，因此我们很容易把现在发生的一切都看成是永久性的、不会改变的。我为自己遭到的莫大误解感到极度的委屈与悲伤。让人几乎绝望的是，我看不出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误解尽快地消除。
193、迫害强化忠诚
第一天的辩论会直到晚饭前半小时才结束。我依然毫无食欲。我强使自己吃下晚饭。饭后回到宿舍，同学们都不理我。我心乱如麻。那时候，我的生活极有规律，每天都要去学校附近的东湖游泳。我想，越是在这样的心情下，我越是有必要坚持一贯的生活节奏。于是，我独自去了东湖。
晚间的东湖空无一人。我游了两圈后起身上岸，望着那静静的湖水出神。我努力让自己的心情回复到往日的常态。可是我做不到。白天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切。和今日无计消除的痛苦相比，以往的种种烦恼该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也许是由于黑夜，由于湖水，由于四周的寂寥，我想到了死。从一开始我就清楚地知道我是决不会自杀的。然而我发现我完全理解到了许多自杀者的心。当一个怀有热烈精神追求的人落入被他人彻底否认其追求的境地时，以死明志的确是一个壮丽的诱惑。
我想到平时我们常常喊的一句口号：为革命，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是的，如果真有刀山火海，如果冲上去真能够证明自己对革命的无限忠诚，我想我会毫不犹豫。
后来我回忆起当时那种悲壮的冲动，既感动又庆幸。我珍视自己的献身热情，我庆幸自己没有为一个荒谬的对象献身——幸亏当时不曾有过要我们为“革命”去牺牲的机会。在我过去四十几年的生活中，那实在是最危险的一段时刻。引人深思的是，难道我不是早就对那个理想有所怀疑吗？难道我不是长期身受共产党的歧视排斥吗？为什么偏偏在我最受迫害时我反而最忠诚？一般人只知道迫害会导致反叛。殊不知迫害有时也会强化忠诚。因为受害者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往往会表现得格外忠诚。只要你此前还没有树立明确的不同政见，只要你大致上仍对那套理想怀抱某种信仰；那么受猜忌、受迫害未必会加深你原有的怀疑，它倒更有可能驱使你向对方进一步认同。在缺少另一种同样是高度理想主义的价值系统的对比和鼓舞的情况下，上述效果尤其显著。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在建立了一套绝对一元化的制度之后犹嫌不足，还要不间断地搞运动的原因了。以知识分子的情况为例。我们知道，历史上很少有哪个政权象中共当局那样如此排斥打击知识分子；但与此同时，历史上也很少有哪个时代象“新中国”那样，知识分子对政权表现出如此普遍的效忠。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正是前者的结果。共产党懂得它需要对知识分子造成一种不被信任的压力，否则知识分子就会“翘尾巴”，也就是说会无拘束地自由思考，会引发离心意识。通常只有在经历了若干反复之后。我们才会摆脱这种愈被猜忌愈想表白的固执愿望，我们才会把迫害如实地看作迫害，从而走上反叛的道路。
194、形象的力量
辩论会后，我十分孤立。我觉得自己受到莫大的误解；然而站在对方的角度一想，这种误解似乎又相当合情合理。谭力夫有句话看上去很雄辩，他说：“提到土改，一个地主儿子的心情怎么能和贫农儿子的心情一样？”还在文革之前我就注意到，近些年来，共产党在宣传“新社会”的伟大时，越来越少讲理念，少讲原则，越来越多讲感情、多讲利害（见第98、99节）。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红五类子女认为，因为他们的家庭在“新社会”获得了巨大的好处，所以他们自然对“新社会”无比热爱；你们黑五类子女的家庭既然在革命中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所以你们一定对“新社会”心怀不满甚至刻骨仇恨。久而久之，他们对我们的猜疑便形成了顽强的偏见。由此我可以推测，当新支书们攻击我“思想反动”时，他们很可能真是那么想的。“人心隔肚皮”，我又如何能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我们实际上也和他们一样热爱党、热爱新社会，一样真心诚意要革命呢？
一天下午，同宿舍的同学们都出去了。我坐在床边，凝视着床头桌上的一尊毛主席半身石膏像，默默地向毛主席倾诉衷肠。我在心中呼喊着：“毛主席啊毛主席，你老人家一定能够了解我，相信我！”想到这里，热泪几乎夺眶而出。
这绝不是我一人独有的经验。在那时，千千万万的受迫害者都曾在难以承受的孤立和痛苦中，向他们心中的伟大领袖发出由衷的呼喊。我们明明是在毛泽东统治的国度里遭到无情的摧残，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却竟然想象不到毛泽东就是罪魁祸首。天高皇帝远的一个绝妙效果是，它使我们相信周围发生的一切灾难都与最高领袖无关，而且还把他视为我们得救的唯一希望。
通过大量的画像照片，中国人心目中的毛泽东永远是一个面带微笑的慈祥长者。在古代，人们一直把帝王与臣民的关系比作父亲与儿女的关系。帝制结束后，出现了领袖是公仆的新观念；但在许多国人心目中，仍然保留着父亲——儿女的传统类比。中共对领袖形象的塑造以及对领袖作用的阐释，无疑又恢复甚至还强化了那个古老的联想。倘若把毛泽东的形象和诸如拿破仑、列宁、希特勒、斯大林或墨索里尼等专制者相比，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形象的最大特点不是庄严坚毅，也不是高傲威武，而是宽厚慈祥。
一位当年在检阅红卫兵大会上领呼口号的女红卫兵告诉我们她亲眼所见的真实的毛泽东：“从近处看毛主席，我觉得和我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看毛主席不一样。他牙齿长得特别不整齐，一颗颗又小又黑，不象在照片上看见的那么白……我在喊口号的间隔里，看了一眼毛主席，正好他的目光望外看，我们四目相对。我心里不禁一颤；那目光不象平时画报上的那样慈祥，善良，而是非常厉害，非常严肃。照片上，图画上的毛主席总是笑眯眯的。我吓得一缩脖子，紧张起来。”想想看，假如当年我们心目中的毛泽东是这样一付厉害的模样，当我们身受冤屈打击时，我们还会把他当作倾诉衷肠、寻求关爱的偶像吗？《封神榜》里写道，姜子牙攻破朝歌，活捉妖姬苏妲己，下令将其推出斩首；但执刑的军士们一见到妲己的花容玉貌，个个腿酥臂软，下不了手。最后还是姜子牙亲施法术才结果了她的性命。问题在于，即便你明知苏妲已作恶多端、凶残无比；可是，当你看到她那付天真娇美、纯洁无辜的样子，你很难把那些罪恶和这个形象结合起来。事到如今，国人对毛泽东的滔天罪行或多或少都有所了解，但仍有不少人表示对毛崇敬热爱。这和感情的惰性作用大有关系。你在理智上知道对方不值得热爱，可是过去长年培养而成的那份感情一时间总是去不干净。另外，形象的力量也不可低估。形象的力量在于，它能够直接影响到人的想象力，从而影响到人的情感。一提到毛泽东，我们眼前就出现一位胖胖的、笑眯眯的、充满慈祥神情的老爷爷，于是不少人就不大痛恨得起来了。人类政治生活中一个很普遍、但又很容易被忽视的因素是，一般人常常不是受制于经验，受制于理性，而是受制于想象；确切地说，是受制于想象的贫乏。
195、辩论会还是斗争会
辩论会后的第二天，在学校月台左侧的墙上出现了一篇化名“铁军”的大字报。大字报以十六条中关于不准挑动群众斗群众和不准挑动学生斗学生的规定为依据，对辩论会提出了釜底抽薪的否定。我根据笔迹猜到作者是我班一位中间家庭出身的同学。我不禁对他深为感激。遗憾的是，这篇大字报似乎并没有引起广大同学的注意。当时校园的气氛十分压抑，一个孤零零的抗议声音几乎不可能造成任何反响。一颗火花落在了被恐惧浸湿的木柴上，旋即消失了。
我当然很愿意赞同这张大字报的观点；可是我想，别人说他们开的是辩论会，不是斗争会，你又怎么办呢？在“辩论”和“斗”之间，究竟有什么明确的区分标准呢？说起“整人害人”，同学们没有不鄙视反感的；但说起“批评教育”，大家又都觉得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了。这使我产生了一个模模糊糊的有趣想法：看来，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评价，取决于我们给这件事所安上的名称。从那时起，我开始注意到正名的问题。数年之后，我接触到一些当代西方哲学流派观点，颇受启发。譬如，操作主义提出，任何概念都不过是一组操作。普通语义学提出，事实不是推理，推理不是价值判断。在共产党的词汇中，充满了那种既缺乏可操作性和可识别性的明确界定而又暗含强烈褒贬色彩的概念。这给人们彼此之间的沟通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假如说在很大程度上，共产党暴政可以归结为意识形态的暴政，而意识形态的暴政又可以归结为词的暴政的话，那么，上述一类词汇的泛滥便是导致这种暴政的一个基本原因。
据说，在文革中，有一次毛泽东问包括林彪在内的一些中共高级领导人：“你们认为什么叫做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结果无人回答。毛自己则回答道：“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嘛！”显然，这不是定义而只是一句同语反复。到了邓小平时代，中共一再重申要“坚持社会主义”。可是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共却始终拒绝给出明晰具体的解释（有时，中共领导人自己也承认他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不那么清楚）。正因为这些具有生杀予夺作用的概念是如此的模糊不清，所以它就为统治者随心所欲地施行暴政大开方便之门。如此说来，语言分析的确是消除共产暴政的一个重要手段。
（未完待续）□
——《北京之春》95年2月号（总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