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0月

241、大串连

元旦社论提出,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可是,怎么批判,怎么清除呢?此时的十九中,校园内一片冷清,大部分同学都已经外出串连去了。

全国性的大串连始于六六年九月。当时,中央发出了一个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那正是“对联”横行一世之时,十九中派出的赴京代表,清一色都是出身纯正的红卫兵。高三(二)班有四个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其中还有两个是黑五类,未经校文革批准,自行搭上了北上的列车。校文革闻讯大怒,在会上对这四位同学点名批判,扬言要对之严加追惩。不料形势很快就急转直下,还没等这四位同学返回学校,校文革自己倒先垮了。

其实,早在六六年六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讲过,各地学生要来北京,应该欢迎,应该免费。还在八月上旬,就有少量外地学生赴京上访,反映本地区本单位的运动情况,受到中央文革和国务院的接待。不过在当时,我们对这些情况并不知晓。八一八毛泽东首次检阅文革大军,其中包括一些来自外地的师生代表;我们不知道这些代表是怎么产生的,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去的北京,我们只是想当然地以为他们一定是最出色的积极份子。那时侯,人们都把上北京见毛主席视为一种特殊的荣誉。四川大学一位姓杨的学生,在八一八大会上,以西南地区革命师生代表的身份登上了天安门,回来后顿时身价百倍。他发起成立了一个名叫西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组织,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组织的负责人。看那架势,俨然是全西南红卫兵的第一号人物。不过,也许是因为缺乏群众基础,这个西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很快就被其它更具草根性的组织比了下去。另一条可以想象的原因是,到后来,人人都有资格上北京见毛主席,物不稀则不贵,杨司令的威望自然也就低落了。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热爱北京热爱毛主席。记得在小学语文书里,有一篇课文《库尔班。土鲁木见到了毛主席》,讲的是一位新疆老汉日夜思念伟大领袖,骑着毛驴上北京,上级领导得知此事,派人把他接到中南海,和毛主席见了面。我在上小学一年级那年从北京转学到成都,同学们听说我是从北京来的,无不对我另眼看待,个个都很好奇,常常围着我问长问短,流露出十分羡慕的神情。在过去,只有英雄模范和先进人物才有机会上北京见毛主席;因此,一般人都把上北京见毛主席这件事当作一个美好的梦想,很少以为那还会有实现的时候。直到中央发出串连的通知之前,我都没发现周围有谁认真动过上北京见毛主席的念头。

和其他许多学校一样,在十九中,第一批赴京人选是由校文革确定的。但很快地同学们就发现,原来上北京并不需要什么人的批准,谁想去谁就可以去。本来上火车要凭学校的介绍信,可是火车站人山人海,混乱不堪,没有介绍信照样可以挤进车厢。再说,上北京见毛主席,这是何等堂皇何等革命的理由,难道还有人能反对不成?只有黑五类同学不敢轻举妄动。那时候,某些阶级斗争觉悟特别高的红卫兵战士见到陌生人,劈头一句就问你什么出身;倘若知道你是黑五类,很可能会把你轰下去。事实上,就在这段时间,北京正在发起一场将地、富、反、坏份子赶出首都的运动,许多子女也受到波及。黑五类出身的同学除非撒谎,隐瞒家庭成份,否则很难混入赴京朝圣的行列。然而在当时,我们又都把隐瞒家庭成份视为莫大的政治错误;即便在黑五类同学之中,这种行为也往往得不到谅解。于是,我们就老老实实地留在学校。好在“对联”肆虐的日子不长,进入十一月,黑五类同学上北京也不再有什么阻力。只是到这时,毛主席接见革命师生的活动已经临近尾声。

242、赴京朝圣

按照千千万万赴京朝圣者事后的描述,那经验大同小异:数倍超员的列车,重重迭迭的乘客,忍饥挨饿尚在其次,最难受的是便急而上不成厕所;火车开开停停,运行时间拉得很长。幸亏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出远门,又是去见毛主席,太兴奋了,倒不觉得有多么苦。好不容易到了北京,立刻被分送到远远近近的接待站,说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吃住游览一律免费。到了毛主席接见的那一天(通常在头一天才宣布),大家凌晨就起身,潮水般地向天安门广场涌去;等到毛主席的身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之上,人群便拼命地向城楼下挤,无数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然后,赶快掏出小红书或日记本写下:“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我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我一生最最幸福的时刻!”

据说,毛泽东曾经讲,在苏联,革命的精神没能很好地传下去,是因为亲眼见过列宁的人太少。看来,毛泽东对领袖接见群众所产生的力量抱有很高的期望。应该承认毛泽东的期望并没有完全落空。许多参加过接见的人都表示他们从接见中获得了极大的鼓舞。在见到毛主席的那一刻,他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只觉得自己的一切都属于伟大领袖,下决心要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青年学生在文革中表现出的高度狂热,显然和毛泽东的八次接见大有关系。再加上巨大的集体场面的磁场效应,个人身处其中,很容易产生小我消失,溶于大我的感觉。和以往的五一、十一庆祝大会不同,在这几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秩序都有些混乱,特别是在毛主席出场后,大家都拼命朝前挤,口号声也乱成一片。然而正是这种混乱,突显出群众的自发性,加强了周围人们的情绪对你的感染力,从而把大家的热情都推向了最高峰。

亚里士多德指出,僭主常常要人民集合于公共场所,汇集于宫门之前,使人民习惯于谦卑顺从的风尚,并显示僭主的赫赫威势。如果一个人心怀异志,见到群众欢欣若狂,山呼万岁的场景,很难不产生孤独与恐惧之感;这就从另一个方面强化了人们的谦卑与顺从。

不过,我们也不应夸大接见仪式的效果。群众太多,广场太大,城楼太高,很多人根本看不清毛主席的面目,只能望到一个小小的黑影,还不敢肯定是与不是;这如何能让人激动得起来?先前的宣传对被接见的幸福感渲染得太浓烈,一旦身临其境,不少人发现自己的激情并不象预期的那么强,反倒觉得有几分失望。再有,人们之所以把见毛主席视为莫大的荣耀,那显然和领袖历来深居简出,凡人极难见到有关;接见的次数多了,反应也就弱了。一般来说,外地人比北京人把受接见看得更神圣;头几批受接见者比后几批受接见者感受更强烈。头几批人在接见完毕后,赶快到邮电局发信发电报,向学校、同学和亲友报告“特大喜讯”;后几批人在回来后甚至对周围的人都少有讲述的兴趣。正如婚礼的隆重未必对婚姻的和谐长久有多大的帮助,从后来的情况看,毛泽东所期望的那种革命精神并没有维持得很久,而参加过接见的人和没参加过接见的人也没有表现出有多大的区别。

243、我没见过毛主席

我没有去北京。起初是不准,后来是不肯。中央号召批判血统论,我十分振奋,我希望认真彻底地肃清“对联”的流毒。要是大家都走了,那怎么行?再说,我对上北京见毛主席似乎也没有太高的热情。我不觉得就那么远远地望上一眼有多大的意义。这并不是说我对伟大领袖不够热爱;很可能,我对领袖的感情比许多人还更严肃些。我只是对这种表达崇敬的形式不大热衷而已。

从小学起,我们就参加各种名目的集会游行,例如庆祝五一十一,例如支援古巴人民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等等。先前,我对参加这种活动很热心;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感到有些厌腻。我发现我在这种场合下有点不自在,我觉得自己总是无法和集体水乳交融,打成一片。周围的人群越是紧密,越是令我感到孤独;周围的气氛越是一致,自己的心境越是游离。大约正是出于这种感觉,当我看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那种万头躜动群情热烈的场面,很少产生羡慕和向往的意思。

此外,我也不大体会得到那些见到毛主席的人所声称的“最最幸福”。如果你是以先进人物的身份获得接见,那意味着你的优秀得到肯定,故而另当别论;如果你只是以普通群众的一份子见到领袖,而他根本没见到你,这“最最幸福”之感又是如何生起的呢?我承认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是幸福的,可是我看不出为什么亲眼见到毛主席就会增加幸福的程度。也许,我这样讲太理性化了。倘若我当年参加了接见,说不定也会有幸福之感——尤其是在强大的磁场效应下。不过,我仍然对“最最幸福”的感觉存有几分疑心。我以为许多参加接见者并不曾感觉到“最最幸福”,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有那种感觉,于是他们也就以为自己已经感觉到那种感觉。

十九中动作迟缓,大部分同学没赶得上去北京见毛主席,事后并不见有多少人为此感到特别遗憾特别后悔。这中间的情况自然多种多样,有些人和我类似,对领袖很崇敬,但没有强烈的冲动非想见上一眼不可;有些人恐怕连崇敬之情都比较淡。我们很可以推断,假如政府不是提供方便免费乘车包吃包住,赴京朝圣的人数一定会减少大半。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极大地强化了青少年对自己的效忠热情,这一史无前例的壮举,换一个角度看,那不是独裁者慷国家之慨而进行的一次空前的人心大收买吗?

244、《只争朝夕》长征队

校园里既是空空荡荡,没什么事好做,我想,我们也去串连罢。这已经是六七年的一月上旬,有风声说要停止串连,再不走也许就没机会了。我和另外九个同学组成了一个步行长征队,队名是我取的,叫《只争朝夕》。

在大串连的初期,通常有两种路向,一是外地学生上北京,一是北京学生去外地;以后才演变成真正的全国大串连。每一座稍大一点的城市,每一处革命胜地,都成了串连者的目标。各种客运工具——除了飞机——通通装满了学生,令交通部门不堪重负。就在这时,中央发现有一批学生步行从大连到北京,赶快向全国推广,誉之为“革命创举”。六六年十二月,中央发出通知,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进行串连。我们决定执行中央指示步行串连。考虑到所余时间不多,兼以对串连的兴致有限,我们把重庆确定为此行的终点。不言而喻,我们这个长征队,几乎全是黑五类。其中有两人的母亲都是本校的老师,前阶段被打入牛棚;我为解放老师砸烂牛棚出过力,所以他们对我颇有好感。经过半年多的运动,各班同学都陷入四分五裂。“对联”以出身划线,尔后“对联”被否定,那根线却没有随之消失。不少黑五类愿意向中间家庭的同学(四川人称为麻五类)靠拢,但我们宁肯自立门户;我们无意歧视别人,我们只是不愿被别人歧视。

在准备步行串连的衣物时,我遇见了一件令人不快的小事。我没有棉衣。我的一件还没穿过的新棉衣被红卫兵抄家抄走了。六六年九月的一天,我妹妹所在班级的一伙学生闯入我家抄家。说来也是,我在十九中被当作黑五类狗崽子的典型,可是十九中的红卫兵却并没有去抄我的家(是否因为我家离学校太远了?)。我妹妹在离家稍近一些的一所初级中学就读。初中生做起事来更胡闹。一伙半大不小的学生来抄家,把凡是象样一点的东西全部抄走,包括我姐姐工作三年攒钱买下的一部美多牌收音机,也包括我的新棉衣;还在大门口贴上一张批判我母亲的布告。冬天来了,我只得穿上旧的小棉袄御寒,如今要徒步行远路,小棉袄恐不济事。根据不久前发布的一条政策,被抄家者可以领回一些生活必需品。我找到堆放抄家物资的地方。管理人员的态度十分恶劣;当然,他们知道来者都是黑五类,大可不必客气。我反复申说。最后她只给了我三两件物品,倒是有一件棉衣,但显然不是我那件。临了,她还指着墙上的一份中央文件警告说不准阶级敌人趁机搞翻案。这是在元旦社论发表以后的事,我再一次感到歧视远远没有结束。

245、从成都到重庆

从成都到重庆,途经简阳、乐至、安岳、铜粱等县,我们步行用了一周的时间。

路上并不寂寞。一队十人,五男五女,来自六个班,还有一位同学的哥哥,是成都近郊一所小学的老师,彼此间就有很多话可讲。文革以来,人们的生活圈子扩大,人际交往增加,许多人都变得比以前大方了,男女界限也迅速地消失。过去,在中学生中间,男女界限颇为分明,偶有接触稍多者,便可能引起一些人的议论讥笑。那倒不是出于正统的卫道观念,因为官方一向提倡男女平等,提倡革命同志团结友爱。在学生干部和积极份子之间,由于参加的共同活动较多,男女界限的观念一般还要淡一些。这就是说,在那时,过份地讲究分男女界限是被当作落后思想、封建思想而不受鼓励的;只是这重思想仍然有不小的影响。文化革命给这种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文化革命极大地强化了同志式关系。同志式关系不是反性的,同志式关系是中性的、非性的、无性的;因此,它一方面有力地冲击了男女之大防的观念,另一方面又有力地抑制了异性之间的情欲。文革中,男女生间的交往大大增加;可是,大多数人却真是“思无邪”。谈情说爱者自然也有,但为数甚少,尤其是在前两年,而且常常是以同志式友谊为基础,无意中渐渐发展起来的。这是余话,暂不多提。

沿公路步行,不时能碰上其他的长征队,互相打个招呼,或是同行一段;在一起食宿时。基本上都相处得很好,极少见到吵架打架的。这时候,出身歧视的恶浪已经退潮,群众间的武斗派仗尚未开始;本班本校同学之间结下了恩恩怨怨视同陌路,和外地外校的陌生者倒能相安无事,真好象“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偌大一场串连活动中,鼠窃狗偷、强奸谋害之事甚少。一般的治安秩序,照今天的眼光看,简直好得难以置信;但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这一切似乎又都很自然。十几岁的孩子们,大都是第一次离家远行,还没有大人照应,作家长的免不了牵肠挂肚,不过很少有人耽心遇上歹徒强盗。真可谓民风纯朴。然而与此同时,以“革命”之名而进行的暴力侵犯人身事件和强夺他人财物事件则层出不穷,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246、“长征是宣传队”

和许多长征队一样,我们也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长征的首要任务。动身前我们就准备了许多传单,还带上了钢板蜡纸油印机,到了公共场所或人多之处就散发张贴,到了接待站休息时就刻写印制。主要内容是未公开发表过的毛泽东的讲话和其他中央首长的讲话。这些宣传器具是临行时在学校领取的。干革命费钱但不花钱,一切都有政府提供。我们举着红旗往前走,正在路边地里干活的农民常常向我们投来兴奋和好奇的目光。有的农民高呼口号:“向红卫兵学习!向红卫兵致敬!”我们赶快回应:“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有时我们停下来,给农民们读两段报。农民则最喜欢我们给他们演节目。这也是串连带来的风气之一。还在六六年八月,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刚刚出现在外地城市时,他们就在街头空地上演开了节目,不用化装,不用道具(顶多有一面红旗),连乐器都可有可无;通常是边唱边跳,有新近发明的毛主席语录歌,有红卫兵自己谱写的“拿起笔作刀枪”,以及其他一些革命歌曲;舞蹈很简单,无非是昂首挺胸挥拳跺脚。这种表演方式和表演内容很快就被群起效仿,随着串连之风而普及城乡。不少长征队都能演上几下子。我们队的同学大都不善表演,但有两位女生歌唱得很好——其中一位后来成了成都市歌舞团最出色的女高音。每逢这种场合,她俩就站出来为大家唱几曲,不是唱语录歌,也不是唱造反歌,而是唱一些比较优雅点的革命歌曲,例如《东方红》里的几首歌,例如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赢得周围一片掌声。

说起语录歌,记得广播里初次播出为毛主席语录谱写的歌曲时,我听起来很别扭,觉得象和尚念经。许多同学也有同感。我想,语录怎么能编成歌唱呢?可是,广播里天天重复地播放,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听的次数多了,居然也渐渐地顺耳了。有的歌因好听而流行,有的歌因流行而终于显得有些好听。语录歌无疑属于后一种。专制用强力把它的一套东西灌输给我们,时间一长,我们习惯了,熟悉了,由于熟悉而生出几分亲切;到后来,我们在理智上已然将之彻底否定,但那份亲切感却还存留着一些,这反过来又可能动摇我们的理性判断,让你怀疑其中是否还有些值得肯定的东西。

关于红卫兵的造反歌舞,粗糙固然粗糙,可是它别有一股逼人的气势,能很快地把观众带入情绪。演员没有特殊的打扮,演出没有专门的舞台,和观众没有距离,更容易激起观众的参与感。红卫兵不把表演当作表演而是当作宣传鼓动,故而其简单粗糙不构成弱点反而成了它的长处。不少人只把演出当作革命激情的直接宣泄,所以有些往日不喜欢唱歌跳舞的人倒对它上了劲。红卫兵的歌舞火药味十足,还经常夹杂几句粗话。在过去的舞台上,只有反派人物才讲粗话;如今,从十几岁的男女学生之口,讲出“老子”,讲出“滚你妈的蛋”,那不仅表现出桀傲不驯,更表现出十足的霸气。我第一次见到这种表演是在红八月的下旬,那正是“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开始在成都流传的时候。我感到很大的压力,这和过去看一出你不喜欢不赞成的艺术表演很不一样,因为它具有一种直接的力量。后来,造反派接过了这种表演风格,在内容上则作出相应的改变,我发现我依然很难对它抱一种有距离的观赏态度。再到以后,有的群众组织模仿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自编自演大型歌舞剧(例如川大八二六创作演出《四川很有希望》),重新回到舞台,艺术上变得更讲究,可观赏性提高了很多,但与此同时,早期红卫兵表演的那种直接的力量感和参与感也就削弱了。

247、接待站见闻

沿着公路往前走,每隔三四十里便有一处接待站。接待站常常设在学校里,本校的学生大都出外串连去了,正好腾出地方接待外地的学生。在接待站吃饭要交粮票和少许的钱,住宿是免费的。当然,住宿条件很简陋,无非是在地上垫上干草,摆成大通铺;我们随身背着被盖卷,打开铺上就是。那时大家都以吃苦为荣,很少有人抱怨。但也有一些好事之徒,贴出大字报批评接待人员态度恶劣(不是批评条件恶劣)。不知是谁最先发明把接待站讥为刁难站,此后,“刁难站”一词便流行天下。我没见有哪家接待站没被批上“刁难站”这三个字的。这让我很不以为然。过去我们下厂下乡参观劳动,离别时总要给人家留下一封感谢信,虽每每流于形式且言过其实,但至少表示一种礼貌。如今的接待站,每天不知要接待多少不速之客,工作异常辛苦;做客人的不道谢也就算了,怎么还要粗暴地指责讥讽?再说,眼下正是学生最受宠的时候,其他人等见了无不退避三舍;来往同学个个都算革命小将,又是成群结伙,我就不信有几个接待人员还敢刁难。我看是那帮学生成心找碴,有的根本就是闹着开心。四川有句话,叫“人不宜好,狗不宜饱”。总有这么一种人,越是受抬举,越是不讲理。在文革的大风暴中,这只能算是小事一桩,不过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长征路上颇多见闻。从城镇到乡村,到处都是语录牌、主席象和大标语,一派热火朝天的革命景象。听人们讲话,满嘴革命术语。有天中午,我们赶到一处接待站吃午饭,见一位中年农村妇女——看上去并非什么领导干部——在就餐的同学之间走来走去,口中滔滔不绝;她把毛主席语录和报上的文章句子东一段西一段地串在一起,一口气讲上二三十分钟不打结巴。过去我们就听说有些没什么文化的普通农民,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无比热爱,能成篇成段地背诵许多毛主席的文章和语录;果然眼前就有一个榜样。看来,这位妇女大概经常到这里发表演说。我们自然很佩服,但暗中又觉得有些滑稽。

在抵达重庆的前一天,我们参观了歌乐山上的渣滓洞监狱。同学们都读过《在烈火中永生》和《红岩》,对当年革命先辈在狱中英勇斗争的事迹无不耳熟能详,十分敬仰。这两本书的作者之一罗广彬,现在是重庆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对立派有人指其为叛徒;就在我们到达重庆的几天之后,罗广彬跳楼自杀,到处张贴着现场拍摄的照片,脑袋裂开,一只眼还睁着。由于多年的教育,本来在我们心目中,中共地下党员的形象是极其高大的;文革发生后,事情变得复杂了。先是见到一些自称老地下党员者写的大字报,揭发控诉西南局省市委领导(主要由南下干部所组成)对他们打击迫害,原来这批老地下党员“解放”后的遭遇一直很悲惨;其后又是揪叛徒,似乎那些身居高位的原地下党员个个都曾自首变节过,洗不清叛徒的嫌疑。这样一来,活着的地下党员就没有几个不倒楣的了。当我看到罗广彬跳楼自杀的照片,想到几天前我们刚满怀崇敬地参观渣滓洞,真有一种说不清的困惑和感慨。

248、造反派爆发内战

我们到达重庆时,重庆的造反派正为夺权一事而爆发了内战。

六七年一月初,上海造反派宣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成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紧接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革命群众“联合起来,从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中夺权”。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纷纷响应,兴起一阵夺权之风,报上把它叫做一月风暴。在重庆,以重大八一五为首,联合了其他一些群众组织,宣布夺了重庆市委的权,成立了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并得到重庆市警备司令部(54军)的支持。可是,另有一批造反派不肯承认市革筹,将之称为大杂烩,扬言要彻底砸烂。于是,重庆的造反派公开分裂。一派叫八一五派,另一派叫砸派。后来,砸派大概是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好听,改称反到底派。围绕着对市革筹的不同态度,两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我们落脚的接待站在重庆市中区,不远就是解放碑广场,那里是大字报最集中的地方。每日从黄昏时分起,广场上便开始出现一堆一堆的人群,打听消息或是交换意见。我们常常到那里去看去听。当时,我对八一五与反倒底两派之争并不重视。我更关心的还是揭发走资派的大字报和北京动态,偶尔读几篇两派争论的文章,觉得好象各有各的道理。八一五派主张联合,反对分裂,看来是正确的;反倒底派坚持原则,反对凑合,似乎也不为错。首都三司驻渝联络站倾向于反倒底派。我们旁听了一场重大八一五对三司联络站的公开辩论。应该说,那是我在文革中见到的一场最好的辩论:双方唇枪舌箭,但并不辱骂对手,听众也很文明,无人起哄闹场。毕竟,大家都承认这是革命派内部的争论,彼此还想着如何说服对方,争取游离的群众;分歧刚刚公开化,感情上还没有太对立。只是一场辩论听下来,我依然不得要领,无法确定自己的立场。我们在接待站和首都三司的同学有些接触,还结识了一位清华井冈山的成都老乡。那时,我们对来自北京的大学生,尤其是对首都三司颇有几分崇敬,因此我们本是希望他们辩赢的;看到辩论的结果不清不楚,未免感到遗憾。不过那也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不觉得这事和我们有多大的相干。

249、一月风暴

由夺权引起的混乱看来是很难避免的。问题不仅在于夺谁的权,还在于谁去夺,如何夺,谁认可,如何认可。以前讲夺权——譬如电影《夺印》,无非是上级下令,撤掉某人的职务,再派去另外的人接任。也有少数夺权采取了选举的方式,譬如在高二那年我班团支部改选,红五类夺了麻五类的权;当然,这次选举只是徒有形式,因为上级的意图很明确,普通团员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可是,一月风暴中的夺权完全打破常规,因此不能不导致一片混乱。

首先,夺谁的权?夺走资派的权。谁算走资派?更准确地说,谁有权确定谁是走资派?若依中央依上级党委,那么,到目前为止,被明令撤职停职的当权派没有几个;若依造反派群众,那简直是“洪洞县内无好人”。据王力在回忆录中所写,当时周恩来曾经讲过:“关于夺权,报纸上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份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到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平心而论,这大概是当时唯一行得通的办法。事实上,凡是夺了权的地方,人们也正是这么做的。需要说明的是,周恩来的这段讲话在那时并不曾公布,也不曾以小道消息的形式在市面上流传。中央发出夺权号召之初,我和很多人一样弄不大明白,不知谁的权该夺谁的不该夺;虽说前阶段造反,几乎每个当权派都被扣上这样或那样的罪名,但我们也知道那还不等于最后定性。不过各地都有一批革命闯将,从不象我辈那样思前想后,只要看到别处有人做了一件事而受到中央支持,他们就会不假思索地在自己这里照着做起来,结果倒总是和中央的考虑部署不谋而合。谁要是一板一眼地按报上说的去做,一定要仔细分辨严格认定之后才采取夺权行动,他势必就落后了。夺权的另一个问题是谁夺权,谁有夺权的资格?答曰“无产阶级革命派”。照一般人的理解,这首先是指造反派。然而,造反派的组织很多。彼此间在观点上、背景上和亲疏关系上均有所不同,因此很难达成必要的共识,免不了会有抬高自己,贬低别人以及联合一伙,排斥一伙的情况发生。再者,夺权需要有相当级别的干部参与,而在评价干部的问题上,造反派的意见最难一致。关键在于,中央发出了夺权的号令,但没有规定夺权的程序;一旦有了矛盾却没有解决矛盾的办法,事情怎么能不乱套?

250、夺权斗争陷入困境

一月风暴来势迅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先后有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和山东等地宣告夺权成功,消息刊登于《人民日报》,表明中央予以认可。然而接下来情况就不顺利了。许多省市都象重庆一样,围绕着夺权斗争而爆发了群众组织之间的分裂与内战,致使革委会无法组建,就算组建成了,由于无法赢得反对派的认同,中央也不敢轻易认可。从六七年三月到十二月这十个月的时间里,只增添了三个革委会(北京、青海和天津)。夺权斗争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在省市一级革委会无从确立的前提下,基层单位要成立革委会,因为得不到上级革委会的认可,故而也难以确立。就在我们外出串连的时候,十九中也发生过一起夺权的插曲。那简直是出轻喜剧。几个同学找到校长秘书,要她交出学校的大印,对方立刻照办,夺权一举成功。可是同学们很快就发现,这样的夺权和不夺权没有什么区别,上面没人认可,下面没人买帐。自工作组撤离,校文革挨批以来,十九中早就处于无政府状态,校领导的大权不等别人来夺便已然自行消失;如今你把这块已经没有权威的大印再捡起来又有何用?印把子是权力的象征但并非权力本身。假如一伙人在先前未能建立起普遍的权威,又不具有实行自己意志的强制力量,同时又没有经过一种公认的程序而获得合法的授权;那么,仅仅是抢来一块大印是不会有什么意义的。于是,十九中的一月风暴就不了了之。

夺权斗争引出了一大堆麻烦。看来毛泽东事先对这些麻烦有些估计不足。在揪斗走资派,批判反动路线之后,各级党组织瘫痪,地方权力机构处于真空状态,新权力的建立势在必行。可是,毛泽东不想沿袭旧的办法,他不想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打倒一批,再任命一批。不管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有多复杂,他总希望文化革命在表面上象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他希望见到群众自己起来联合夺权,建立起更加革命化也就是更加忠于自己的权力机构;然后他再出面表示支持认可,从而显示伟大领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料群众彼此之间却争执不休,很难实现真正的大联合。另外,毛泽东又拒绝实行选举的办法。当张春桥向毛泽东汇报上海夺权的情况时,毛泽东表示了两条不同意见:一,毛泽东不赞成用“上海公社”的名称,“都叫公社了,党往哪里摆?”可见,毛泽东自始至终都没有要放弃党的意思,他知道他到头来还是要通过党来统治。二,毛泽东明确地讲:“我就不相信选举。”倘若问,在过去,共产党不是也实行选举吗?例如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例如老百姓直接选举区人民代表。但是在那时,党内矛盾没有公开化,举国上下只有一个声音,选举等于不选举。文革中,两条路线斗争公开化,群众中出现了明显的意见分歧,这时候再搞选举,很可能会选出不赞成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那怎么成?象这样,一不要自上而下的任命,二不要自下而上的选举,事情当然就很不好办了。毛泽东低估了这种困难,群众也低估了这种困难。一月风暴引发了造反派的内战,可是我敢说,在当初,恐怕谁也没有料想到这种内战竟然会演变为真刀真枪的大规模流血局面。□

(未完待续)

——《北京之春》96年10月号(总第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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