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由著名作家海岩编剧，反映中国警察卧底贩毒集团的警匪故事片《永不瞑目》，一经播出，创下了当年度的收视神话。其中，主演陆毅和袁立作为新人，一炮而红，成为街头巷尾被广泛热议的金童玉女。一向苛刻的《南方都市报》，也对《永不瞑目》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该剧“以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丰富动人的真实细节和比较深刻的思想内涵见长，绝对是一部不容错过的精品。”可以说，《南方都市报》的评价是客观的，也正因为如此，虽然已经过去十九年，但在网上，仍然不断有人点击重复观看《永不瞑目》，以此缅怀曾经远去的青葱岁月。
必须承认，多年来，作为一个有着超高人气的影视演员，陆毅的个人形象是非常健康的。他既没有耍大牌的臭脾气，也没有诸多见不得光的绯闻，更没有圈内司空见惯的嫖娼、吸毒、出轨等等恶习，相反，他和鲍蕾的美满婚姻生活，成为娱乐圈罕见的优秀典范。
而，陆毅最终还是选择了《人民的名义》。也就在十九年后的今天，仍然由陆毅主演的反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再创收视神话，成为近十年来最为轰动的“现象级”影视作品。和当年的卧底警察一样，陆毅依旧是正义的化身，并且更加的主旋律，被打造成一个当代的“海瑞”形象，再度完成了一个伟大而神圣的国家使命——抓贪官。
表面来看，《人民的名义》是一部有着正面、积极意义的反腐大片，陆毅主演的侯亮平，完成了一次大快人心的反贪行动，但事实上，这样的反贪，在现实当中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在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下，所有的反贪动作，都不过是执政党自我疗伤的一种常规治疗手段，而这种常规治疗，仅仅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根本无法从源头上遏制住腐败。众所周知，要想真的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则必须要改革当前的政治体制，要实行民主政治，要开放言论自由，要实行司法独立。
对此，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讲到王朝更替兴亡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忧虑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但最终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当时和他对话的毛泽东，就很乐观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听了毛泽东的回答，黄炎培十分高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毛泽东说得很好，看得也透。然而，七十多年过去了，毛泽东的话至今并没有成为现实，虽然，当前的执政党，一直在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着反腐，但实际上并没有跳出周期率的支配，仍然在原地打转转。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某一个地方的领导人，某一个单位的领导人，某一个重要岗位的领导人，刚刚抓了前任，后任继续腐败被抓，然后再上来一任，又继续被抓。依次循环，连绵不绝。
陆毅选择侯亮平这个角色，希望用自己的影视作品为当代中国的反腐败作出一份贡献，精神固然可嘉，但这一记重拳用错了地方，打偏了方向。侯亮平这个角色，说到底，仍然不过是中国千百年来“清官”膜拜的一种延续，这种对“清官”盲目膜拜的情结，实际上是封建统治者愚弄普通老百姓的一种手段而已——即可以反贪官，但不能反皇帝。而在现代文明政治制度下，我们反的正是皇帝一个人，所以西方才会有一句著名的谚语，总统是靠不住的。意思就是，任何人当总统，都靠不住，都有可能腐败掉，所以必须要建立“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制度。
和陆毅的选择相比，袁立的选择无疑更让人钦佩。二零一七的四月十七日，袁立在新浪微博发表感慨说，如果“有一天，我被抓起来了，（你们）记得要来给我送我爱吃的火锅啊”。
网友，包括我自己，看到这句话，不由得泪流满面。
袁立到底干了什么事情，以她这样显赫的身份，居然都感受到了牢狱的威胁？
原来，在正常的拍戏之余，袁立为了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与体制转型，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社会公益活动当中，不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关心底层的尘肺农民，还为揭露中国的种种黑暗，为那些遭遇了种种不公平待遇的普通老百姓，不遗余力地鼓与呼，甚至不顾自身的演艺形象，和众多公共知识分子遥相呼应，激情互动，成为当代影视明星当中罕见的异类。
对此，曾经担任过捷克总统的剧作家哈维尔，在《政治与良知》一文中写道：“一个无权无势的个人敢于为真理而呐喊，并以自己个人的全部生命来支持自己的声音，即使形式上被剥夺了选举权，却有数以千计的匿名投票者，有令人震惊的更强大的力量。即使在今日世界，特别是在饱受烈风煎熬的前哨中，仍然可能用个人经验和自然世界去对抗权力，揭穿它，就像《古拉格群岛》的作者一样。”
表面来看，袁立是明星，比普通老百姓有名气，有地位，有经济实力。但实际上，在统治者眼里，她依然不过是一个无权无势的普通人。所以，袁立的选择不仅仅是难能可贵，更可以说是一种英雄的壮举。
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中国的绝大多数影视演员都作出了和陆毅一样的选择，即一心一意为主旋律服务，拒绝为普通大众说“人话”。这当然是一种“智慧”。在一个暴力泛滥的社会里，在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里，在一个压抑个性的社会里，如何运用智慧生存下来，如何运用智慧很好的地生存下来？的确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而袁立选择的是一种“心灵”，一种非功利性的“心灵”。这种“心灵”就好像一双翅膀，不管是否能够飞到目的地，但只要在飞的过程能够带给人愉悦，就已经足够。这就是说，袁立的选择虽然可能对推动中国的进步起不到什么大的作用，甚至，她捐给尘肺病人的那些钱根本无法阻止死亡的来临，但，她承担了自己作为影视明星，作为基督徒，作为公益志愿者所应尽的义务和职责，这就已经足够。至少，她的存在，说明中国依然还有良心艺人。
遗憾的是，陆毅的泛滥和袁立的缺席，早已成为当下影视娱乐圈的一种常态。这其实就是一种社会责任感的丧失。正因为大多数影视明星丧失了社会责任感，所以也就丧失了自尊，丧失了灵魂，进而失去了人格的力量。没有了人格的力量，面对权力，当然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当然变得格外矮化和奴化。
保持公众形象是各类演艺明星职业道德的第一要素，然而，思想、道德素质不提高，社会责任感彻底丧失，导致外在形象和内在不符，到最后，头上的光环最终会被人民所唾弃。事实上，有没有勇气从陆毅走向袁立，不但是每一个演艺明星，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答案。
2017年4月28日于株洲家中
作者简介：
刘淼，70后，长沙人，出生于邵东，后迁居至株洲，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株洲市作家协会理事，湖南省“三百工程”文艺人才库入选作家，曾供职于某国企，后供职于某杂志，现居家自由写作。主要作品有小说《沈情的背叛》《香水有毒》《盆村事件》，散文《一个人的馒头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