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由著名作家海岩编剧,反映中国警察卧底贩毒集团的警匪故事片《永不瞑目》,一经播出,创下了当年度的收视神话。其中,主演陆毅和袁立作为新人,一炮而红,成为街头巷尾被广泛热议的金童玉女。一向苛刻的《南方都市报》,也对《永不瞑目》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该剧“以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丰富动人的真实细节和比较深刻的思想内涵见长,绝对是一部不容错过的精品。”可以说,《南方都市报》的评价是客观的,也正因为如此,虽然已经过去十九年,但在网上,仍然不断有人点击重复观看《永不瞑目》,以此缅怀曾经远去的青葱岁月。
必须承认,多年来,作为一个有着超高人气的影视演员,陆毅的个人形象是非常健康的。他既没有耍大牌的臭脾气,也没有诸多见不得光的绯闻,更没有圈内司空见惯的嫖娼、吸毒、出轨等等恶习,相反,他和鲍蕾的美满婚姻生活,成为娱乐圈罕见的优秀典范。
而,陆毅最终还是选择了《人民的名义》。也就在十九年后的今天,仍然由陆毅主演的反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再创收视神话,成为近十年来最为轰动的“现象级”影视作品。和当年的卧底警察一样,陆毅依旧是正义的化身,并且更加的主旋律,被打造成一个当代的“海瑞”形象,再度完成了一个伟大而神圣的国家使命——抓贪官。
表面来看,《人民的名义》是一部有着正面、积极意义的反腐大片,陆毅主演的侯亮平,完成了一次大快人心的反贪行动,但事实上,这样的反贪,在现实当中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在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下,所有的反贪动作,都不过是执政党自我疗伤的一种常规治疗手段,而这种常规治疗,仅仅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根本无法从源头上遏制住腐败。众所周知,要想真的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则必须要改革当前的政治体制,要实行民主政治,要开放言论自由,要实行司法独立。
对此,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讲到王朝更替兴亡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忧虑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但最终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当时和他对话的毛泽东,就很乐观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听了毛泽东的回答,黄炎培十分高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毛泽东说得很好,看得也透。然而,七十多年过去了,毛泽东的话至今并没有成为现实,虽然,当前的执政党,一直在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着反腐,但实际上并没有跳出周期率的支配,仍然在原地打转转。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某一个地方的领导人,某一个单位的领导人,某一个重要岗位的领导人,刚刚抓了前任,后任继续腐败被抓,然后再上来一任,又继续被抓。依次循环,连绵不绝。
陆毅选择侯亮平这个角色,希望用自己的影视作品为当代中国的反腐败作出一份贡献,精神固然可嘉,但这一记重拳用错了地方,打偏了方向。侯亮平这个角色,说到底,仍然不过是中国千百年来“清官”膜拜的一种延续,这种对“清官”盲目膜拜的情结,实际上是封建统治者愚弄普通老百姓的一种手段而已——即可以反贪官,但不能反皇帝。而在现代文明政治制度下,我们反的正是皇帝一个人,所以西方才会有一句著名的谚语,总统是靠不住的。意思就是,任何人当总统,都靠不住,都有可能腐败掉,所以必须要建立“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制度。
和陆毅的选择相比,袁立的选择无疑更让人钦佩。二零一七的四月十七日,袁立在新浪微博发表感慨说,如果“有一天,我被抓起来了,(你们)记得要来给我送我爱吃的火锅啊”。
网友,包括我自己,看到这句话,不由得泪流满面。
袁立到底干了什么事情,以她这样显赫的身份,居然都感受到了牢狱的威胁?
原来,在正常的拍戏之余,袁立为了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与体制转型,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社会公益活动当中,不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关心底层的尘肺农民,还为揭露中国的种种黑暗,为那些遭遇了种种不公平待遇的普通老百姓,不遗余力地鼓与呼,甚至不顾自身的演艺形象,和众多公共知识分子遥相呼应,激情互动,成为当代影视明星当中罕见的异类。
对此,曾经担任过捷克总统的剧作家哈维尔,在《政治与良知》一文中写道:“一个无权无势的个人敢于为真理而呐喊,并以自己个人的全部生命来支持自己的声音,即使形式上被剥夺了选举权,却有数以千计的匿名投票者,有令人震惊的更强大的力量。即使在今日世界,特别是在饱受烈风煎熬的前哨中,仍然可能用个人经验和自然世界去对抗权力,揭穿它,就像《古拉格群岛》的作者一样。”
表面来看,袁立是明星,比普通老百姓有名气,有地位,有经济实力。但实际上,在统治者眼里,她依然不过是一个无权无势的普通人。所以,袁立的选择不仅仅是难能可贵,更可以说是一种英雄的壮举。
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中国的绝大多数影视演员都作出了和陆毅一样的选择,即一心一意为主旋律服务,拒绝为普通大众说“人话”。这当然是一种“智慧”。在一个暴力泛滥的社会里,在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里,在一个压抑个性的社会里,如何运用智慧生存下来,如何运用智慧很好的地生存下来?的确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而袁立选择的是一种“心灵”,一种非功利性的“心灵”。这种“心灵”就好像一双翅膀,不管是否能够飞到目的地,但只要在飞的过程能够带给人愉悦,就已经足够。这就是说,袁立的选择虽然可能对推动中国的进步起不到什么大的作用,甚至,她捐给尘肺病人的那些钱根本无法阻止死亡的来临,但,她承担了自己作为影视明星,作为基督徒,作为公益志愿者所应尽的义务和职责,这就已经足够。至少,她的存在,说明中国依然还有良心艺人。
遗憾的是,陆毅的泛滥和袁立的缺席,早已成为当下影视娱乐圈的一种常态。这其实就是一种社会责任感的丧失。正因为大多数影视明星丧失了社会责任感,所以也就丧失了自尊,丧失了灵魂,进而失去了人格的力量。没有了人格的力量,面对权力,当然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当然变得格外矮化和奴化。
保持公众形象是各类演艺明星职业道德的第一要素,然而,思想、道德素质不提高,社会责任感彻底丧失,导致外在形象和内在不符,到最后,头上的光环最终会被人民所唾弃。事实上,有没有勇气从陆毅走向袁立,不但是每一个演艺明星,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答案。
2017年4月28日于株洲家中
作者简介:
刘淼,70后,长沙人,出生于邵东,后迁居至株洲,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株洲市作家协会理事,湖南省“三百工程”文艺人才库入选作家,曾供职于某国企,后供职于某杂志,现居家自由写作。主要作品有小说《沈情的背叛》《香水有毒》《盆村事件》,散文《一个人的馒头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