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七九年我在民间刊物《沃土》上发表《论言论自由》一文算起,十几年来,我围绕着中国的自由民主这一主题已经写下了超过百万字的文章。大体上说,我的立场观点是前后一贯的。这裹,我不妨对自己的基本思路作一番简要的交代。

牛顿由于看到苹果落地而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故事想必是妇孺皆知。许多共产国家中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叙过自己的心路历程时,也常常会告诉我们一些各自不同的‘苹果的故事’。有人说,他是在下放农村时目睹到中国社会的惊人贫困,由此而萌生了反体制的意识:有人说,他是在某次重大事件时发现了‘伟大领袖’公然撒谎,从此便失去了对整个官方意识形态的真诚信任。诸如此类。这些故事很有教益。不过我以为它们多半只不过是寓言。牛顿从生下来那天起,天天都会看到物体落地。何以早不发现引力定律?同样地,对于中国人而言,中国社会的贫穷绝不是什么新鲜的秘密,无须乎下乡后才能发现它。至于说当局的谎言,无时无日无有之,略有阅历者都不难觉察。问题在于,一个人的思想变化是一个十分复杂而连续的过程。在专制社会中形成明确的反抗思想尤其如此。不一定那么有故事性或戏剧性。不错。在这种复杂而连续的思想变化过程之中,常常会有某一件事、某一个印象,最终促成了我们反抗思想的明确成形。但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草未必是最重的一根草:那个最终促成我们反抗思想明确成形的事件或印象,在我们的整个漫长而复杂的思想变化过程中也未必是最重要的东西。因此,在谈到自己的思想历程时,我不打算再讲甚么故事。我只打算直截了当地讲出那些最重要的因素。

应该说,在我形成自由主义信念的思想过程中,有两个因素最为重要:一个是我对于社会上残酷现象的强烈反感,一个是我对于人类理性知识的某种怀疑精神。

简单说来就是,当我还相信共产党的学说、拥护共产党的制度时,我对于那种名为‘教育’‘改造’、实为政治迫害的行为从理论上虽然仍是赞同的:然而这种迫害的极端残酷性却不能不引起我内心深处的厌恶。尤其是因为这种迫害所施加的绝大部分对象仅仅是由于发表了某种不同的意见,所以那种残酷就更难让人接受。我发现,共产党之所以如此理直气壮地实行政治迫害,那是因为他们坚信唯有自己才掌握了绝对正确的客观真理:造就和我在追求知识时的审慎态度和自我怀疑态度构成了尖锐的冲突。由此,我开始领悟到容忍异议的必要,逐渐形成了言论自由的概念。

不错,我并不是从抽象的自然法理论或人权理论出发获得言论自由概念的。相反,我是在获得了言论自由的概念之后,才回过头去发现那个抽象的自然法理论和人权理论的。这不足为奇。既然中国本来就缺少自然法一类的文化传统,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垄断又使我们无法直接从西方那裹获得这一精神资源。因此,我们的自由观念便只能是产生于我们自己的经验,产生于我们自己对自身经验的思考。我想,这恐怕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共同历程。

‘文化革命’从反面促成了这一观念的发展,一方面,作为一场空前规模的政治迫害,它使得千千万万的人们对残酷的政治迫害产生了深切的痛恨:另一方面,‘文革’中的多次反覆,又消解了一般人对‘绝对真理’的狂热迷信。这就造成了一种普通的宽容气氛。‘文革’导致的反弹是如此强烈,以致于连中共当局自己也要当众发誓从今往后不再搞‘政治运动’。然而,对于共产专制制度而言,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也就是不间断的政治迫害,乃是维持那架机器得以运转的基本动力。政治迫害的终止就意味着个人自由的确立,从而也就意味着共产专制制度本身的完结。中共当局很快地就感觉到这种威胁,于是它又发动了持续的反自由化运动。但是,由于广大民众再不愿意参与彼此迫害,‘群众专政’的老办法已经失灵。在党内党外的共同抵制下,‘反自由化运动’一次又一次流产。直至六四,中共最高领导人不得不亲自下令、直接使用军队的力量开枪杀人。‘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弥天大谎终于完全破灭,甚至于连[共产党专政‘一说也明显的名不符实。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只是一小批统治者凭借赤裸裸的暴力对党内党外广大人民实行野蛮镇压而已。

在我看来,上面提到的两点——对残酷行为的反感态度和对理性知识的怀疑精神——对于消解共产专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在今天可以看得更清楚。我们知道,近来,国内有少数知识分子提出所谓‘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声称以自由民主为目标。‘新保守主义者’认为,从中国国情出发,在现阶段,必须继续维护‘四个坚持’的禁忌体系,在政治上坚持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前提下,通过经济改革,使中国稳步地走向自由民主。由于在今天,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完全破产,因而在为现存制度作辩护这一点上,‘新保守主义’也许是最后一种略有影响力的思想。

我给‘新保守主义’打上引号。因为,第一,这套理论粗疏简陋、矛盾百出,根本不足以‘主义’名之。第二,这套理论大有欺世盗名之嫌。固然,名词没有专利,但是‘新保守主义者’屡屡援引哈耶克(F.A.von Hayek)、波普(K.R.Popper)、梁启超、严复为同道,而他们的观点与后者显然迥异其趣。所以我不得不为之‘正名’。

‘新保守主义’充满谬误。一个公开拒绝自由民主理念并残酷镇压自由民主运动的政权,如何能想象它会主动地为自由民主制度催生?不论它在经济改革上取得何等成就,仅仅是它不断积累的庞大政治负债,其本身便构成了它自己向自由民主转化的最大障碍。除非是迫于民主派、民主运动的巨大压力。然而‘新保守主义者’又是反对民主派、反对民主运动的。因此,在‘新保守主义’的理论裹,‘过程’与‘目标’之间存在着一道断裂。就连‘新保守主义者’自己,我们也很难想象出他们如何能找到这样一种时机,跨过从‘不容忍’到‘容忍’的鸿沟。

‘新保守主义’是‘新权威主义’的延续。众所周知,‘新权威主义者’在六四前后经历了一场大分化。造成分化的原因。并不如‘新保守主义者’所说是出于所谓‘北派’与‘南派’的理论分歧。一大批‘新权威主义者’之所以在八九民运中成为中共强硬派的镇压对象,依我之见,主要不是因为他们如何地支持民运——事实上,他们对那场民运本身的态度是有若干保留的,而是因为他们不能赞成屠杀。另一批‘新权威主义者’、亦即今日之‘新保守主义者’与他们昔日盟友的区别在于,这些人具有真正冷酷无情的铁石心肠。而在此铁石心肠背后,照例又是那种自以为精谙国情、掌握了唯一科学的真理的极度狂妄。‘新保守主义者’为了答复别人从道义上的谴责,反复强调他们发表这些理论是出自‘学术真诚’。但真正的学术真诚,要求学者必须同意对自己的理论保持起码的自我批判、自我怀疑的精神:必须容忍并努力捍卫不同意见者的同等学术自由的权利。换句话,他必须维护言论自由一类原则。如果我们的‘新保守主义者’们拒绝维护普遍的言论自由,他们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真诚’:可是如果他们表示愿意维护言论自由,那差不多又等于是放弃了他们的‘新保守主义’主张本身。人性中之首恶,莫过于对同类的残忍:知识分子可能犯下的最大罪过,莫过于自认为掌握了绝对真理的知识狂妄。我愿意再一次明示这两点。

在共产制度下的中国,重新发现自由主义理论是艰难的。把它付诸实践则更为艰难。

林毓生教授在分析胡适等早期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时指出,由于深受儒家传统‘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影响,胡适等人片面强调思想转变和态度转变的意义,错把自由民主的理念——那本来是西方国家民主经验的结果——当成了中国民主的造因。不过依我之见,在先进的国家中,我们可以说是实践启发了理论:然而在后进的国家中,确实常常是理论激发了实践。中国百余年来的自由民主运动,本来就不是传统中国社会纯粹自发演变的产物。它恰恰是在西方观念的刺激下发生的。‘思想先行’是后进国家自由民主运动的一个基本特点:这一特点既有其特殊的便利,又有它特殊的困难。由于共产制度比传统制度更为严重地阻碍了那些促成民主制度建立的各种社会因素的自发生长,因此我们这一代自由主义者不得不首先从思想观念问题人手,那就更是不可避免的了。

一旦我们发现了自由民主的价值,我们势必就要追问自己:为什么在中国没能实现这些价值?

最初,这个问题是以‘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这一形式提出的。不过我很快就放弃了这种提问方式。因为我发现这一提问本身就暗含了一系列有待批判的理论假定,也就是关于人类社会经由共同的发展阶段的假定,关于历史决定论的假定。我们不能够根据毛毛虫变成蝴蝶就去追问为什么蚯蚓还不变成蝴蝶。进一步的思考又使我意识到,像传统的中国文明保持长期的稳定不变倒不一定是很奇怪的,因为大部分种类的文明都是内在保守的、相对稳定不变的。真正值得探究的却是所谓西方文明何以会演化出近代的自由民主制度。因此我并不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比其它种类的非西方的传统文化格外地与自由民主相冲突。事实上.早在上世纪末,中国就发生了颇有声势的变法运动:在本世纪初,中国建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可见我们没有理由对自己的传统抱过分否定的态度。尽管人们对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政局有很多批评,不过我相信,倘若没有后来的共产党革命的中断,中国的自由民主完全有可能取得相当可观的进步。

谈到共产党革命的成功,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派人断言共产党的那一套和中国传统格格不入,另一派人认为共产党的那一套和中国传统具有深层的同构型。我则认为,对于‘未来’的发展变化,‘过去’提供了不止一种可能性。是人们的政治行为(包括军事行为)、而不是纯粹(的传统自身,在促成某一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性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假如中国的共产党也像其它一些文明古国的共产党那样没能夺得政权,人们便会相信中国的传统对共产党理念的排斥性:但既然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夺权的成功,于是人们就很容易强调中国的传统和共产党理念的一致性。这两种看法可能都低估了政治一军事行为的意义。类似的偏向也反映在对诸如八九民运的评价上。当八九民运爆发时,有人提出问题:为什么偏偏是中国发生了如此规模的民主运动?为什么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也许要除开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没有发生过这种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论者罗列出一大堆因素,用以证明中国比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如何如何的优势。然而等到八九民运失败,等到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包括罗马尼亚、东德、蒙古,乃至阿尔巴尼亚都相继取得民主运动的胜利,又有人间道为什么偏偏中国的民运未能成功。论者又举出一系列理由,用以证明我们具有如何如何的劣势。孤立地看,上述两类原因也许都是确实的。但它们却分别导致了相反的结论。可见这种解释是靠不住的。换句话,各种形式的决定论,不论是经济决定论,还是包括了文化、社会等因素的决定论。都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必须承认历史变化的不确定性。其中,参与者,尤其是领导人物的个性、见识、观念和谋略,对于事变的最终结局绝对不是无足轻重的。这一点,几乎每一个人在现实中都有强烈的体会。然而一到了研究者的笔下却又常常被忽略或被低估。不少研究历史的人有一个毛病。他们以为,如果他们能把某件历史事件越是归结到那些一般性的因素上,他们的解释就越是深刻、越是‘科学’、越是正确。我不赞成这种偏向。我相信,历史是不确定的。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我更关心的是,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还可能做出哪些不同的选择,从而可能引出哪些不同的结果。我以为。这种思考角度,起码是在从历史中汲取教益、帮助人们今后的行动上更有意义。

前面说过,后进国家有它特殊的便利。因为它们可以从先行者那裹获得清晰的理念、成功的榜样、明确的方向和对前景的乐观预期。但后进国家也有它特殊的困难。最重要的一点也许在于,自由民主,在先进国家是一个过程,是经验积累的产物,其间有过多次的阶段性妥协,当事者各方并不是事先就自觉预见到后来的一切。而在后来者那裹,自由民主往往呈现为一个现成的、平面的模式。追求者一方既容易有‘一次到位’的冲动,反对者一方又容易有‘防微杜渐’的敏感。这就可能导致政治的两极化,导致‘不全则无’的结果。尤其是在共产专制的国家,统治者一般对自由民主运动都采取更严厉的压制。自由民主的渐进发展因此便更加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派方面就必须具有更高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技巧。

综合上述各节的讨论可以看出,我思考中国的自由民主问题的基本特点是:相对于非民主的传统,我注意发掘其中有利于向民主转化的那些因素:相对于各种给定的历史条件,我更重视参与者的选择和行为:相对于整个自由民主的理论和制度,我强调它的最基础的原则和精神:相对于自由民主运动的目标与方向,我更致力于研究它的步骤与策略。

今日中国政治正处于僵局。

中共当局一方面压制自由民主,一方面推动经济改革。这表明了他们试图用改变共产制度的办法来挽救共产制度,也就是试图使中国成为一个非共产化的共产党专制国家。‘新保守主义’借用非共产主义理论的概念来为现存的共产专制辩护.这些都凸现了统治者方面的极大困窘。民间的和中共党内的民主力量比以前有了更大的增长,其目标、方向也更加明确,然而又苦于一时间难以展开积极有效的行动。没有人相信眼下这种僵局能够长期维持。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沿着中共当局目前的方针继续下去便会自动地转入自由民主。新的抗争、新的冲突,既是必要的,又是难免的。在这种情况下,相关的理论探讨就格外具有意义。逭也是我发表这几篇论文的用意所在。仅仅是说在人生舞台上,我们每个人既是观众又是演员恐怕还是不完整的。因为观察以及思考本身也是一种形式的参与。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思想的作用即使不是最巨大的,至少也常常是最关键的。它好比分水岭上的一块石头,能够决定河流的未来走向。不错,人类社会确实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它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可以无秩序而有自由。然而,如果我们在舍弃自由的前提下建立秩序,那其实不是回答、而是取消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真正含义是:我们如何才能在自由的基础上确立秩序。许多人都羡慕英国光荣革命的伟大成功,但我们不应忘记,在光荣革命之前,英国的历史充满了专制、内战与无政府的相互交替。正是在那些痛苦的经验之上,人们才学会了彼此宽容,建立起有自由的秩序。经验是位严峻的教师,他总是先考试,后讲解。饱经忧患的中国人,难道就不可以从过去汲取教益开创出美好的未来吗?毕竟,事在人为。

本书收入的五篇论文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在历史回顾的基础上,探讨当代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这五篇论文先后都在《中国之春》杂志上发表过。关于民主墙的一篇发表于一九八八年,《八九民运反思》和《社会主义大悲剧》发表于一九九O年,其余两篇发表于一九九一年。在结集出版前,我把这五篇论文又重新检读了一遍,纠正了原先排印中的一些错误,对文章内容未作修改。

本书承蒙牛津大学出版社惠允出版,在此谨致谢忱。

1992年4月15曰于纽约

胡平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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