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索尔仁尼琴
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索尔仁尼琴
一、
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索尔仁尼琴？既然我们经历过比苏联人还要沉重的苦难，既然我们拥有几千年的伟大的文学传统。
不错，打倒“四人帮”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坛上也出现过一些激动人心的作品。毫无疑问，“新时代”（一九七六——）十二年的文学成就远远超过了共和国前二十七年（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但是，无庸讳言，我们的作家还没有创造出足以震撼世界的巨着。有些作品，在其问世之初，固然也引起过一定规模的轰动，然而短短几年之后我们再回过头去审视，它们便大都失去了昔日的魅力——它们一般都缺乏经久的价值，没有“历史”意义而只有“历史的”意义。我们不必责怪我们的作家对不起我们的时代或我们的民族，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作家对不起自己。赵翼诗云：“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经受了无穷磨难的中国作家们为什么不创造出真正伟大的作品？中国，为什么还没有自己的索尔仁尼琴？
二、
说起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我们之所以没有产生像索尔仁尼琴一样的作家，在相当程度上竟是因为我们的作家自己大都并不想成为索尔仁尼琴。
当今世界，没有比中国作家更对诺贝尔文学奖朝思暮想的了。他们希望像索尔仁尼琴成为诺贝尔奖主，可是，他们之中也许是大多数人却害怕陷入索尔仁尼琴的困境。
怕什么呢？是怕被扣上“反苏”（反华）、“反共”的大帽子吗？和索尔仁尼琴相反，中国的作家、特别是那些愿意触及重大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的作家，通常都很注意表现出靠近共产党、或者说是靠近共产党改革派的姿态。他们最喜欢扮演的是共产党内自由派的角色：让共产党（主要是党的某些高级领导人）看来是共产党；让自由派（包括海外的、西方的自由派）看来是自由派。至少是，他们很怕和共产党闹僵。这倒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对共产党有所偏爱，而是因为他们深深知道，作为一个中国（大陆）的作家，一旦和共产党闹僵了，他就差不多是被剥夺了写作（严格地说是发表自己写作）的权利。
三、
作家的生存前提是自由，尤其是言论出版自由。可惜的是，古往今来，真正实现完整的出版自由的国家并不多。控制出版是形形色色的专制统治者不约而同所采用的一大法宝。然而，只有到了共产党手里，这种控制才算是到了几乎是天衣无缝的地步。
迄今为止，中国大陆仍然实行着书报检查制和思想意见罪。需要强调的是，大陆所实行的书报检查制有其突出的特点。在大陆，不仅设立了不止一个的履行书报检查的机关，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完全垄断了一切出版事业，它使得每一个出版社、每一个编辑部自己都成为书报检查的工具。这种检查不但具有事后追查的权力，而且更具有事先预防的权力。在这种严密的控制下，从原则上讲，一切不被党所许可的作品，都失去了变成铅字的机会。这就比传统的专制出版的控制厉害多了。在传统的专制社会里，统治者的控制手段一般是禁书毁版，但当代极权统治社会的方法则是在除了杀人或是屠婴之外，更加上了避孕——这就真正地做到了防患于未然。
四、
当代极权社会对言论出版的严密控制，无疑是对文化的釜底抽薪的打击。捷克斯洛伐克流传着这样一则政治笑话：一个捷克人上书捷克政府，要求政府增设海军部。别人回答说：“捷克连海都没有，要海军部干什么？这个捷克人反问到：那为什么苏联要有文化部呢？
极权社会既然对出版实行如此严密的控制，照理说，它一定会引起全体作家的一致反对。但事实上却不尽然。人性有其不光彩的一面。索尔仁尼琴一语破的：“鱼群从来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斗争，它们只是想怎么从网眼里钻出去。”
出版自由当然是美妙愉快的，遗憾的是，争取出版自由就不一定是那么美妙愉快的了。自古以来，争取自由的最大困境在于：当专制尚未冲破之前，谁越是争取自由，谁越是会丧失自由。反过来，你若是不那么热衷于争取自由，你若是十分小心谨慎地注意不去写那些显然会使当权者不悦的东西，你就越是有更多的机会发表你的作品，从而越有可能造成广泛的知名度并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当然，如果你宁肯自我设限，你就很难拿出第一流的作品。一条鱼要想从网眼里钻出去，它就一定不能让自己长得太大。大陆一位如今颇有名气的理论家说过：“我决不写不能发表的东西。”还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公开声言：“我不愿意作索尔仁尼琴”。一位年轻的朋友说：“不要妄自去砸碎脚镣，现在就是要看谁能带着脚镣跳舞跳得最好。”海外一批不明究里的人，总是把我们公开所说所为当做是我们真心所思所想，岂不谬哉？
五、
凡事有利则有弊，有弊则有利。在自由社会，随便什么作品都可以发表，所以几乎没有什么作品受到特别的珍爱。在专制社会，几乎不可能产生什么杰作，因此，略有价值者都格外引人注意。说来近乎悖理的是，偏偏是在专制社会中，某些作家的自我感觉才会特别良好。
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少数专家的评论固然重要；古人说“文章千古事”，自己的作品能否长期地流传后世也决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问题。但是，起码是对绝大多数作家来说，当下的读者的反应如何，才是他们最关切的问题。生活在专制社会中的作家们，一方面固然因为不能畅所欲言而苦闷，另一方面，他们往往可以从数目庞大的读者群的热烈反应那里得到精神上的补偿和安慰。要知道，同样一部作品，发表在国内的官方刊物和发表在民办刊物上或运送到国外发表，其效果是很不相同的。
第一、只有在国内的官方刊物上发表，你才能获得大批的读者（民办刊物，如果存在的话，其发行量通常很小，传播范围相当有限），尤其是大批的能作为知音的读者（毕竟，国外的读者由于缺乏类似的经历而不容易充分理解你的作品）。
第二、一部作品能在国内的官方刊物上发表，那多少表明它在某种意义上被官方认可，因此，一般读者就比较敢于公开表示他们的支持。反过来，它若只是发表在民办刊物或国外的刊物上，一般读者就会认为支持它可能要冒更大的风险从而三缄其口。
第三、一部批判现实的作品，越是发表在官方自己的刊物上，越是能证明本身的正式性和可靠性。早在索尔仁尼琴之前，已经有不少人撰文揭露劳改营的黑暗，但不少自命为公正实则是幼稚的读者，会认为那是“冷战”、是“反共宣传”或是“反动分子的以偏概全”而不肯相信。只有到了索尔仁尼琴的“伊凡·丹尼索维齐的一天”，经由当时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亲自批准而公开发表在苏联最重要的文学杂志《新世界》之后，关于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的黑暗才被世人所公认。
第四、如果一部较好的作品钻了个空子得以在官方刊物上发表，当局要想消除它的影响，不得不通过公开批判的方式，其结果无异于从反面替这部作品作宣传。无庸讳言的是，我们确有不少作品是借助于官方的批判而身价百倍的。官方的公开批判固然会给作者造成很大的压力，但是由于这种做法会不可避免地招致国内外公众的强烈关注，那反过来倒给作者增加了几分安全度。毕竟，“毛泽东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当局在压制言论方面比以往谨慎多了。近十年来，因为官方刊物发表作品锒铛入狱者几乎是没有的。相比之下，在民间刊物或海外发表作品，风险就要大得多。当局整治你多半会采取不事声张的办法，当局再也不肯像过去有时做的那样，把被整者的作品帮你公开发表，以“帮助广大群众提高识别香花毒草的能力”了。不，当局学精了。它力图避免有稍多一些的人能见到你的作品。当局对你的批判是不点名的、含糊其词的。国内的广大读者不知其所指，国外的舆论也照例反应得很迟钝。这就有效地防止了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抗议。这样一来，当局对你个人所能采取的压制手段也就更灵活、更有力。因而你的处境就更危险。
六、
中国许多有才气的作家，他们并不打算效仿索尔仁尼琴。他们更乐意效仿的是另一位叫钦基兹·艾特马托夫的苏联作家。艾特马托夫是苏联吉尔吉斯人，共产党员。由于他和苏联某些上层领导有特殊的关系，以及在政治上始终注意“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譬如说，在公开场合下加入对持不同政见者的例行公事的谴责），他被苏共领导所认可。利用这种政治上的保护，他在自己作品中有选择地触及到一些一般人所回避的社会问题，赢得了自由派的鼎鼎名声。许多中国作家所以羡慕艾特马托夫，不仅在于他在政治上的安全和生活上的优裕，主要在于他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左右逢源的巨大成功——艾特马托夫受到了左中右各派人物的赞扬。当然，他偶尔也会作出一些脱离官方的事情并因此而付出一些小小的代价（他曾经被禁止出国旅行一年），但总的说来，官方愿意容纳他，而他则小心地避免自己和上层闹僵。这好比在一个天花板十分低矮的体育馆里比赛跳高：你既要努力跳得很高，同时又要提防着别撞上天花板碰破脑袋（轻轻碰一下自然无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固然也可能取得某些好成绩，不过要想创世界记录恐怕就不太可能了。
最近，白桦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演讲中坦率地承认，他在提笔写作时总是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总是不断地去猜想自己要写的作品“能不能发表”，也就是能不能通过国内官方刊物政治审查这一关。事实上，我们的作家，即便是拼尽了全付气力，是不是一定能突破世界记录，那恐怕还是个疑问；而既然他们首先自己就要保留两三分气力，他们还有什么希望赢得胜利的桂冠呢？也许，我们不必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得太重。毕竟，历年来获得此奖的作品真正堪称传世之作的也并不多。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要说出我们所想要说出的一切？抑或还是仅仅为了急功近利的成就而甘愿自我设限。
白桦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坦然向世人承认，他以往的作品，实际上都还是自我设限的产物。这就不象另外一些作家，至今仍然“自我感觉良好”，对争取真正的自由缺乏兴趣。满清一代，中国的训诂考证十分发达，那固然是统治者厉行文字狱的恶果，但何尝不是知识分子道德勇气堕落的表现。共产党治下近四十年，文化禁锢更是超绝前人，“文化革命”中文网之密，网成了布，连小鱼小虾都无处可逃循。然而在“文革”之后，又有多少人敢于起来为粉碎文网而进行正面的英勇斗争？仅仅是网眼略宽了一些，许多人就喜不自胜。对“新时期”七年来文学成就的一味称颂，难道不正是这种苟安心态的充分反映？不错，连索尔仁尼琴本人，也是因为在苏联官方刊物上发表了“伊凡·丹尼索维奇的一天”而闻名世界的，但是，真正使索尔仁尼琴在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不朽声名的，还是他那部在暗中酝酿写作多年的、完全摆脱自我设限的《古拉格群岛》。
七、
伟大事业多半是在黑暗中完成的。耐不住寂寞历来是作家的头号死敌。这对于今日之中国作家而言尤其如此。你耐不住寂寞吗？你急于成功，急于造成轰动、急于赢得尽可能多的读者的喝彩吗？你就必然会拼命争取在官方文坛上谋求一席之地并唯恐失去它。为此，你就必须削足适履（除非你的足本来就不大）。像白桦、刘宾雁这种勇敢的正直的作家，长期以来都尽量约束自己不要突破官方给定的界限，这样，他们怎么能写出他们的最高水平？
曹丕说得好：“概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因为它能够“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扬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你只顾追求当下的成功，“营目前之务”，你就会搞不出有十足份量的东西，“而遗千载之功”。这才是“志士之大痛”啊！
我们知道，古人尚且有抱持着“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信念从事写作的。为什么今人就如此缺乏长久的眼光呢？更何况，“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到底还没有插遍全世界；普天之下还有的是不属于“王土”的地方。《古拉格群岛》就不是在苏联官方刊物上发表的。更何况，当今世道，变起来快得很。四年前美国出版的索尔仁尼琴传，最后一句话还写到：“也许，索尔仁尼琴不可能回到俄国，但他的著作终究有一天会回去的。”到了今天，索尔仁尼琴连人带到着书马上就要光荣地返归故土了。而艾特马托夫们又在哪里？当太阳喷薄而出时，星星的光辉就显得很暗淡了。享有和艾特马托夫不相上下的自由派声望的苏联诗人莱甫图申科最近发表文章痛切地谴责自己这一类人，因为他们以牢骚、以容忍代替了捍卫民主、自由、人权的行动。“我们丧失了道德良心”，“我们充当了犯罪的同谋”，“我们羞辱我们自己”。是的，面对着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这样真正的勇士，他们的确是有愧的。
我当然不是反对利用现成的官方刊物，正像我决不笼而统之地反对急功近利。忍受寂寞的滋味毕竟是很不好受的。但我们决不能因耐不住寂寞而阉割自己。迟暮之年的巴金，终于摆脱了三十多年的心牢，写下了《真话集》等五部随想录。可惜的是，他已经做得太晚了。平心而论，巴金近年来发表的这几部随想都并没有多高的文学价值，其见识也无过人之处，因为他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再去创造出第一流的作品。我怀疑，时下中国一班享有盛名的作家，有几个还有足够的“后劲”能写出真正的传世之作。当一个人把他大半生积累的丰富感受，迫不及待地以一种官方规定的低廉价格一批又一批地卖掉之后，即使他有心要在创作一部真正伟大的著作，只怕肚子里存货已经不够用了。我知道，现在有一些作家，有的名气并不大、有的甚至根本默默无闻，正在悄悄地从事真正自由的写作。“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栏栅处。”未来的中国的索尔仁尼琴，也许就出在他们之中。
八、
中国的文学必须要有真正的突破。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索尔仁尼琴。中国的作家不必去追求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们必须去追求真正的自由的创作。我们经历过难以置信的巨大的苦难。我们之中最优秀的一批人，有许多甚至没能活到今天。我们究竟有什么理由还在那里容忍罪恶、容忍专制，津津乐道于“盘算着怎么从网眼里钻出去”，并为一点有限的成就沾沾自喜、自我陶醉？人生很短。如果我们还不肯放开喉咙，大声说出我们心中的一切，如果我们还不肯努力夺回我们固有的自由权利，我们将永世蒙羞。面对历史，面对我们的后世子孙，我们将无地自容。
（1988年10月）
《从自由出发》（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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