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红两千零五年散文奖颁奖大会前几天,工作组有人来电话要我声明“爱情树上的两片叶子”未曾在任何地方发表过。知道自己入围了,对此我守口如瓶,一来,奖不在手上我还不能真正相信,二来,我想给家人一个惊喜。

颁奖的头晚,我问伊恩感觉如何,他说不错,意思是我可能获奖。第二天,开车去颁奖大会的路上,伊恩说我祝你好运。

优秀奖最先发,没我,伊恩猜测我是得银奖,银奖不是我,他盼望我拿金奖。

他没想到,我得奖感言第一句话就是:伊恩,你的傻瓜太太真的有运气。但是,没有你,就没有这个故事,就没有这篇文章,我就拿不到金奖。谢谢你!

不少人有创作故事的天才,生活真实加形象思维,写的文章生动曲折感人,就像英文说的那种出生时有把银调羹含在嘴里的人。我试着创作过两三篇小说,尽管费了大力,很干瘪,自己都不能被感动,遑论感动他人。

我只有能力写自己亲身经历和感受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感谢伊恩。

想想有趣,出自同一作者的文章,付出的时间心血与收获回报竟是如此不成比例,甚至相当颠倒。《爱情树上的两片叶子》,不到四千字,基本上是在十年前我给六十来位国内外亲友介绍伊恩的信的基础上,一蹴而就的,结果获奖,奖金两千元,那是净得,每个字五毛多,好不过瘾。而且,整个过程,主人公伊恩可以说是“坐享其成”,他真的很enjoy 了一番。我得要谢谢傅红,没有傅红我就过不了这个金奖瘾,或许这辈子也别想。

但我的处女作《自由神的眼泪》,情况就完全两样了。

伊恩与《自由神的眼泪》毫不相关,那段生活发生在中国重庆,他在澳洲如鱼得水过他的日子。谁能想像得到几十年后,相隔十万八千里的我会和他结成夫妻,我写书居然把他扯上了关系,而且,还是婚姻存亡绝续的关系!

结婚不到两个月,我们就开了个加油站便利店,本以为半年就能雇人,让我回家写书。岂知,两年非同寻常的辛苦操劳,仍未改变资金周转不灵捉襟见肘的窘况。

十年监狱改变了我,从根本上讲,我对生命持悲观主义态度。特别在两次中风后,我随时觉得自己将变成残废或者白癡,甚至会很快死去,如果让我选择,我肯定选择快点死,不愿意当残废或者白癡,成为家庭和社会的累赘。我的灵魂总在催促我,今天就提笔写,你,没有明天。紧迫感令我时时如坐针毡。

看不见从整日生意的繁忙中解脱的曙光,在极为失望之下,我暗中打算逃跑——我有这个病。我想把店扔给伊恩,做跨了,活该,做赚了,全归他,我什么都不要了。并非因为不爱他,而是我实在没办法兼顾。我认为,像伊恩这样的好人,不难找到个好妻子与他同心同德创业赚钱,而我,没人能够替代我写下我的经历我的书,和所有我想说的话,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不得不忍痛割爱。

我们说夫妻间的背叛,通常是指有了第三者。我有过抛弃伊恩的想法,尽管不是为了某个人而是为了生命中一件责无旁贷的事,而且把它看得比伊恩更重要,这名符其实是个横埂在我们中间的“第三者”,它的性质当然是背叛。这对伊恩很不公平。敏感的他猜到了我的心,他说,你不要走,让我走吧。后来伊恩告诉我:“Helen,You hurted me so much(你太伤害我了)。”

终于没有走,我清楚,如果我这样做了,那将是我终生的恶梦,我的心不会再有安宁。最终,想出了个办法,借钱请人上班,我每日在家写作五小时。

看来事情好像是过去了。输不知几年后,我曾经有过与“第三者”私奔的想法,加上一些别的因素搅在一起,竞引发了一场真正的婚姻危机:从伊恩避免自己被年轻女人“绑架”,到他乐于被“绑架”,从他的被迫坦白到真诚忏悔,一场硝烟弥漫的几近同归于尽的家庭战争,戏剧性地转换成柳暗花明又一村——《爱情树上的两片叶子》的创作,这个故事既记叙了我俩爱情帷幕的开启,又宣告了这次婚姻危机的终结。

白天黑夜呕心沥血的写,连命也搭上去的写,四十五万字初稿出炉,又从四十五万字心痛痛地砍到四十万,庞大的经济支出和低微的售书收入相比,五年后的今天还是个大大的负数……流了近四十年,《自由神的眼泪》终于流了出来。

除了经历的万般艰辛,差一点还付出婚姻的代价,回想起来真的很无奈。

看起来,《自由神的眼泪》所获的经济待遇同《爱情树上的两片叶子》有天壤之别。可是,从另外的角度讲,“眼泪”这本书,让我在澳洲交了不少的知心朋友,那不是金钱所能买到的。

有越南、柬埔寨华人到店里向我讲述他们自己痛失亲人和怎样怒海逃生的故事;阿德雷得有个读者通过长途电话与我谈心和通信:大学一年级在北京与一位外交官谈恋爱“发生了关系”——只是亲了嘴,而被关押开除学籍,丧失一生前途;悉尼女士甚至告诉我具体怎样逃离大陆,如何经过某国来到澳洲等等私人秘密,回中国前又来电话,问我要不要带什么东西;离我店不远的一位女士带着月饼到店里与我共度中秋,她的父母都是三十年代中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她说:“我对我父亲最大的不满,是他只有党性没有人性。”比我们纪念赵紫杨逝世时提出的这句话早了起码三年。王先生带他母亲到店里与“女英雄”见面,他经营与我同类的生意,数次开车带伊恩去他知道的批发店进货,那里价钱便宜得多;一位悉尼的张姓读者来信,“随信寄上一百元整,一半是书费,另一半留作您有机会回中国时,代我拜谒一下您那俩位伟大的双亲!可采一些野花敬献在他们的墓前,就说一位澳洲华人非常崇敬他们,向他们鞠躬了!”有位姓田的墨尔本读者,他把要说的话写在纸上,到店里来同我探讨该书的得失,还提出了一些很中肯的建议……

特别令我欣慰的是“自由神的眼泪”这本书在国内的某些回应。

九九年春,我回四川省二监“探亲”。一位当年厂部的管教干事姓王,绕过其他人单独数次提醒我说:“齐家贞,写本忏悔录出来吧!”一个就业队与我同房的难友,她一再悄悄对我讲,要把我们女犯的故事写出来。解放时我才十几岁,跟着几个大人转了几圈大山,就说我们是打游击,历史反革命,一辈子在公安局里。其实写书的念头已在我肚子里存放了寄十年,当时已经动笔,为了安全,我对所有人保密。

书,终于问世。一位友人把书给住在成都的原峨边——四川省恶名昭着的劳改劳教就业场所——的难友们传读了一遍,齐家贞能,为什么我们不能,几位友人表示也要把他们的血泪故事写出来。抛砖引玉,现在他们两本书初稿完成,另一些正在进行。这本书还传进了我和父亲坐了十几年牢的地方,四川省第二监狱——现在的重庆市监狱。已经七十好几的原监狱长夏钰钦看后说:“有啥仔嘛,都是事实。”另外几个已退休的原男女中队的狱吏,应该包括那位要我写忏悔录的干部,和不少留在省二监当年与我同时坐牢的狱友们排队看,新书已经被翻烂。一年前,第二本书再次进入省二监,开始了第二轮排队。

重庆和平路儿时的邻居,看了书后告诉我弟弟,逮捕我前的一两个月,公安人员在他家杨记旅馆的楼上专门包了个房间,天天监视我家每个人的一举一动,这和我书上写的一位好心的陌生人向我揭密,公安局派了蒋忠梅来做我的“好朋友”,在时间上完全一致。想当时,我和“集团”成员朱文萱从我家窗户望见对面仓坝子有两个男人在看我们,我俩哈哈大笑说那两个男人是神经病,其实,他们是派来监视我家的公安。不久,我给逮捕,朱文萱被拘留。那时的我们天真无知,“欢喜不知愁来到,挨打不知哪一天”。

最近,某知名作家看了《自由神的眼泪》后,给本书挺好的评价——那是他的慷慨,同时,他也提出了几个相当尖锐的问题。给与如此高的评价,这对我是第一次,提出如此尖锐的问题,对我也是第一次。我同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还在继续,非常有意思。

无论如何,为《自由神的眼泪》所付出的一切代价都千值万值,甚至,就像我说过的,写完就死,也死而瞑目,经济上连一篇散文都不如,我是不会把它放在心上的。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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