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下跪与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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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跪是否因为奴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对于正人君子大丈夫来说,跪天地、跪父母、跪圣贤,是表达尊重和感恩的一种方式,恰恰是仁爱厚道和人格健美的表现。

无论主观意愿如何,客观上都是在显丑,一显以“人民公仆”自居的权贵的丑,二显以“为人民服务”自诩的政府的丑。2019-3-15

关于制度
好制度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制度决定论问题有二:一不知道,任何政治制度都有相应的文化背景和指导思想;二不知道,制度对道德的影响既非常重大,又有其限度,不是绝对的。

制度决定论者有一句名言:“好制度让坏人变好,坏制度让好人变坏。”不无道理,但不绝对。好制度能限制坏人做坏事,但不一定能让坏人变好;坏制度能让一般人变坏,但不能让圣贤君子变坏。

或说:“千万不要相信人性,因为只有规则和制度,才能遏制人性的阴暗和丑恶,让人性的阴暗无处发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人性有本习之别和善恶之差,是否可信可靠,可信度高低,因人而异。

好制度可以遏制人性的阴暗丑恶,好文化可以发挥人性的光明美好。好到君子的程度,一定靠得住。君子在高位,可以建设善制善法,可以播其善于众,让正人君子越来越多。2019-3-15

佛说和儒说
佛说:因果不可改,智慧不可赐,真法不可说,无缘不能度。东海曰:结果可以改,真智可以赐,正法可以说,无缘可以结。

何谓结果可以改?因不可改果可以改。自因自果,别人代替不了,没错;有其果必有其因,也没错。但是,有其因未必有其果,因只是决定了果的概率分布,果具有不确定性。儒家有造命论,命运可以改就意味着果可以改。

何谓真智可以赐?慧不可赐智可以赐。任何人要开悟,离不开自身的修为,没错。但智慧的开发,有赖于真理正知即正确的道德知识的引导,宣说真理正知就等于智慧赐予。

何谓正法可以说?语言有其局限性,不能完全呈现宇宙生命本质即实相真理,有赖于自己觉悟之实证之,没错。但语言毕竟是揭示实相真理最重要、最有效的工具。孔孟所说之法,最真最正,大中至正,就是将这个工具的功效作了最大程度的发挥,把实相真理、即“性与天道”作了最准确圆满的揭示。

何谓无缘不能度?无缘之人,即使听闻真理也难听进,没错。但无缘可以结,听闻真理就是一种结缘,一时听不进无妨,听过了,就是在八识田中播下了真理的种子。

注意,以上这么说并非与佛唱反调,佛说没错,东海只是予以补充,或者说换一种儒式的说法。是否更加准确和积极?2019-3-16

定业和不定业
因不可改果可以改,是因为业有定业和不定业之别。

佛教中的业,是造作义。起心动念也是造作,一切行为、言语、思想意念的造作都是业,分别为身业、口业、意业。行为、言语、思想意念有善恶之别,故业有善恶之别,业果即恶业或善业所造成的果报,有苦乐之别。

定业,指造作的业因一定会造成某种不可更改的后果。比如佛教认为,杀圣者一定下地狱,不可改变,这就是定业, 即使你后面悔过了,做了很大的功德,也免不了下地狱一趟。定业有不可逆性。定业最著名的例子是释迦族被灭的事。虽然释迦牟尼已成佛,也无法阻止族人恶报的成熟。

不定业,就是结果不一定,其业果可以改变。周处除三害的典故,就是对不定业很好的说明。该典故见于《晋书·周处传》。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与水中蛟、山中白额虎并称为谓为义兴三害。后来周处幡然悔悟,杀虎杀蛟,除去二害,又拜文学家陆机、陆云为师,终于才兼文武,得到朝廷重用。周处虽然种恶因造恶业,但能够改恶从善,立功立德,所以无恶报而有善果。

一般来说,重罪大恶易成定业,就像十恶,罪不可赦,不可以赎。一般罪过,其业较轻,可以悔过赎罪,将功补过,故其果有不确定性。2019-3-16

性命微论
性命之性,先秦古文皆作生字。故性命一词有生命义。生命兼有生命现象、生命本质二义。性命,一般指生命本质,即本性和天命。本性和天命,异名同指,就人而言为本性,就天而言为天命。人之本性,天之所命,故《中庸》说“天命之谓性”。

《易经·乾卦》:“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朱熹本义:“物所受为性,天所赋为命。”孔明说:“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全性命”可以浅解为保全生命,可以深解为保全良知——王阳明的良知即指本性而言。置身乱世,保生命不受伤害不容易,保良知不被毁损更不容易。2019-3-16

有人想得美
某微信群看到这么一段话:“民主法治实现不了,做好以下事情也好:把治民的明察秋毫用于治官,廉洁指数狂飙;把援外的菩萨心肠用于援内,幸福指数狂飙;把舆论的审批把关用于食品,安全指数狂飙;把对内的迅速果断用于对外,尊严指数狂飙;把敛财的苦思冥想用于民生,爱戴指数狂飙!”

想得很美,但很幼稚。殊不知,要“做好以下事情”,必须有良制良法;要建设良制良法,又必须尊崇良好文化。在马学马制之下,是绝无可能“做好以下事情”的。马学让人物化恶化,马制把好人变成坏人。在这样的负教育、逆淘汰环境中,必然君子绝迹,好人罕见,坏人主流。纵有极少数好人,能自保就不错了,又有什么能力做好事呢。2019-3-18

宽容和纵容
卡尔·波普尔《宽容的悖论》中说:“如果我们将无限的宽容扩展到那些不宽容的人,如果我们不准备为捍卫一个宽容的社会而去反对不宽容的人的攻击,那么宽容的人将会被毁灭,宽容的社会也随之被摧毁。”

其实,宽容只能针对道德问题,不能针对罪恶行为。对于罪恶,必须予以相应的惩罚,或法律解决,或军事解决。宽容罪恶不是宽容,而是纵容,是绥靖。波普尔认为宽容有悖论,是没有分清宽容和纵容的本质区别。

面对罪恶,个人无动于衷,主张宽容,是怯懦冷漠,是四端之心薄弱的表现;政府无所作为,一味纵容,是政治助恶,是对国民和国家的犯罪!2019-3-19

关于革命
有几种关于革命的论著认为,革命的发生,不在极权压迫到极点的时候,而是在政治趋向开明之后。如果把“革命”改为“造反”和“动乱”,这个观点可以成立,历史现象确实如此。

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则相反。革命只针对暴君暴政。《周易·革卦》彖辞:“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如果政治趋向开明,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意味着统治者已经主动顺天应人,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自然就会降低乃至丧失。

因为害怕革命而坚持极权,属于自我恐吓;因为害怕社会动乱、民众造反而坚持压迫不放松,同样大错特错。首先,极权没有未来,绝对绝路一条,坚持愈久,后患愈深;其次,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高压无法持久,坚持愈久,代价愈惨烈。

随着人心的丧失和叛离,革命或造反动乱终究要到来。及时主动地自我革命,是极权统治者自救的唯一办法。上者可以成为开天辟地、创造历史的人民和民族的英雄,俎豆千秋;下者可以将功赎罪,为自己留一条活路,为儿孙留一点余地。2019-3-21

击蒙易中天
或说:

“易中天说的不错。儒家的教义就是做官,孟子的思想就是做事,墨子的思想就是干农活,韩非子的思想就是整人,道家的思想就是混日子……总之,中国文化和现代化所需要的各种元素,自由,人权,平等,民主,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中国文化也不可能自我演化出现代文明和现代社会。”

一派胡言!只见表象,不识内涵,既不识儒家,也不识墨家法家道家。道家崇尚自然,顺自然与混日子,性质大不同。秦法家以君为本,虽然整人,不是目的,目的是维护君权。墨子重农,并非根本,其根本思想是利他主义。

孟子与孔子都是儒家道统传人和最高代表。儒家做官做事,都必须以仁为本,都是为了成仁,这才是儒家最高教义。

儒家倡导仁义礼智信,西方倡导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两者虽然层次不同,精神相通。论三性(真理性正义性普适性),儒家五常道远高于西方五常道。在现代社会,如果以儒为主,以儒立国和治国,开出来的现代文明也将远高于西方。
2019-3-22

鲍鹏山先生有点迂
鲍鹏山《正义的边界》(《东方文化周刊》2017年第48期)一文中,引用孔子的话:“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伯》)指出:“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推行道德,就如同抱薪救火;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惩罚不道德,又如同以暴易暴。”非常正确。但他接着举的一个例子甚是不妥。他说:

“举一个例子。53 岁的山东省威海市退休女教师李建华遭遇入室抢劫,她在身中数刀的情况下与抢劫者斗智斗勇,最终,那个 19 岁的抢劫者精神崩溃、瘫倒在地,而李建华则拨打了120 急救电话,让他得到及时救治。这是很感人的事件。李建华老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体现了人性的高贵和美好。但是,在媒体报道这件事后,却出现了争论,有不少人认为,对这样的歹徒,根本不需要同情和帮助。一个网友在网上的留言是:‘假如我碰到这样的歹徒,我要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吃了他的肉,砸了他的骨,吸了他的髓!’这种极其残暴的心态,我看得毛骨悚然,从来不在网上留言的我,忍不住留了一句话:“你更是歹徒啊。”是的,对不仁之人的极端仇恨和不择手段的报复,会让我们堕落,堕落得比我们报复的人更加不仁。”

李建华老师在身中数刀的情况下,与抢劫者斗智斗勇,让抢劫者精神崩溃而瘫倒在地,其智慧、精神和身体素质都非同寻常,可敬可佩。但是,不能要求一般民众都亦步亦趋地学习她的做法。一般人能勇斗歹徒、实现自救就不错了。

入室抢劫而且杀人,这是大罪大恶。对于这种歹徒,受害者并无救助的义务,即使反杀之,也合情合理合法。司法部门则应严惩不贷,乱世重典正为此辈而设。那位网友在网上的留言,表达的是对这种穷凶极恶的罪犯的义愤,既合乎人之常情,也无违孔子之言。鲍鹏山先生对那位网友太苛责了,有点迂。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孔子提醒,对于不仁之人,不可疾之已甚,迫之过分,以免激之为恶,激之作乱。朱熹《集注》引郑注:“不仁之人,当以风化之。若疾之甚,是益使为乱也。”

“不仁”分很多类,这里的“不仁”只是一般道德问题。对于已经作恶作乱者,就应该以直报怨,包括自卫反击和正当报复,包括义刑义杀义战。仁与义、扬善须与惩恶相辅相成。仁而不义,就成了妇人之仁,非君子所可,非王道所宜。

对一般品德不良之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妨“以风化之”,对于大恶之凶徒和君父之大仇,对于十恶不赦之罪犯,如果也主张“同情和帮助”之,试图诉诸于的道德教化,那就不仅仅是迂腐而已。那是对罪恶的纵容、对责任的放弃和对《春秋》复仇精神的违背。那才是堕落!

顺及,现在的司法也很堕落。我在《司法五恶》指出了司法五大问题:一权大于法,二以言治罪,三重罪轻判,四轻罪重判,五是惩罚无辜,无罪入罪,甚至功罪颠倒。论功罪颠倒,最典型的是对民众正当防卫和见义勇为的行为的惩罚。欺辱善良,敌视正义,莫此为甚!
其中重罪轻判,不仅涉及大量贪官恶吏,也涉及大量犯下大罪的歹徒暴民。例如,数十年来,对于殴打和谋杀父母、谋害或虐杀子女、恐怖凶杀、强奸抢劫、贩卖妇女儿童和人体器官等等犯罪行为,司法机关从轻处理的例子层出不穷。无论主观意愿如何,客观上都造成了对罪恶的司法纵容和鼓励。2019-3-3

黎红雷一语三错
博鳌儒商论坛理事长黎红雷在《儒家商道智慧》第四章《经营之道:义以生利的企业经营理念》中说:

“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利已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按照亚当.斯密的设想,每一个理性经济人从“利已”的动机出发,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就必须考虑他人的利益,从而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最终达到“利他”的结果。但是,两百多年来的市场经济实践证明,亚当.斯密当年的设想是过于乐观了。犹如“潘多拉盒子”打开之后跑出来的魔鬼,“利已之心”在现有市场经济的架构中并没有得到必要的限制,从而在为人类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却一步步把人类引入歧途。

当前,世界正在进入从信息技术时代向数据处理技术时代的转型。这再者之间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技术上的不同,但实际上是思想观念层面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是成功者必须是利他思想。只有让你的员工,让你的客户,让你的合作伙伴比你更强大,只有让你的竞争对手比你更强大,社会才会进步,你也才有可能成功。就此而言,阿里巴巴高扬的“利他主义”旗帜,是对古典市场经济精神的超越,也是对当代企业经营理念的突破。”

这段话有三个错误。

其一,不明利已主义和个人主义之别。利已主义是人生哲学,其典型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杨朱派,与之相对的是利他主义;个人主义是政治哲学,开出自由主义政治学,与之相对的是集体主义。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并非利己主义,而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其二,不明利已主义和利已之心之别。利已之心与利他之心可以并行不悖,毫无矛盾。利已主义则是有己无人,毫无利他之心。即使杨朱派的良性利已主义,也会对利他之心造成严重破坏。恶性利己主义为了利己,不惜损人,终将害人又害己。

其三,不明利他主义和利他思想之别。阿里巴巴应有利他之心,绝非利他主义。成功者应该具有一定的利他思想,没错,但不能利他主义。

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都是错误而反常的。“只有让你的竞争对手比你更强大”云云,这种思维貌似高标,其实非正常,有违于人之常情,不利于社会进步,也不利于个人成功。这不是竞争,而是取消竞争。2019-3-19

儒学与科学
或说:“无论如何尊孔,无论如何尊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人这都不为过。但是,需要面对的是,在政治上权力来源一直没有解决;在科学上,中国人一直讲的是“仁者与万物为一体”,在仁的笼罩下,智永远透不出来。”

东海曰:多虑了。关于政治权力来源问题,在理论上孔孟已经解决,东海又进一步明确了主权在民论。

担心仁会对智造成压抑,亦属多余。仁智勇三德,仁最为根本,笼罩智勇,但这种笼罩并不影响智勇二德的独立性和自由成长,相反,还有导向、促进的作用。也就是说,儒学对于科学,有助于品质导良和进步推动。

《尚书·大禹谟》说:“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这就是王道政治的“六府三事”。六府指与人民物质生活密切相关的金、木、水、火、土、谷,三事指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在三达德中,仁侧重于正德,智侧重于利用厚生。而正德与利用厚生、即道德与科学不仅毫无冲突,而且相辅相成。

科学事业也可以纳入外王的范畴。《大学》八条目之格物致知,物指一切现象之物,包括各种物资资源;知指一切知识,包括道德知识和自然知识。格物致知的目的,既为了修己,也为了安人。安人属于外王事业,包括利物之用、厚民之生。2019-3-22

美德的基础是正常
有微博描述瑞典人的“美德示意症”:

“一位瑞典记者突发奇想,在大街上对过往的行人进行采访:你愿不愿意难民去你家寄宿”?每个人回答都很痛快:当然,没问题,应该的。过了不久,这位记者带着一位非洲小哥再问这些人:这位叫阿里的是新到的难民,需要在您家里寄宿一段。结果,各种理由没有一个人接纳他。”

这种“美德示意症”非常虚伪,非美德也。如果有人不虚不伪,真把一个宗教难民接到家里去住,那是反常,更非美德,而是恶德。道理很简单,那样做,不仅有违“爱有差等”的原则,更是将家人和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对家人和自己都不负责任。那样做,不合常情常理,貌似仁,实不仁,仁义不二故,不义必然不仁。

任何美德首先必须正常,符合人情、人道之常。仁义礼智信五常道相辅相成,是人道五大原则。最美最高最大的德,皆不外乎五常道。有违其一,便非正常。违反五常道是最根本的反常,既反人道,也反天道反天理。天人不二故。

回到“美德示意症”。民众如此,虽然虚伪可耻,不值得深责。若是政治家如此表态,那就是大恶,是政治责任感的丧失和对国民的犯罪。大开国门接纳宗教难民,无异于迎接人道主义灾难的到来。2019-3-23

为什么恶人易遭厄运
恶人的命运很容易恶化,除了遭到义刑义杀义战的正义惩罚,容易受到法外的迫害侵犯也是要因之一,恶人也喜欢迫害侵犯恶人。这里有因果,有天机,也有心理原因。

迫害恶人,一容易找到理由,让自己理直气壮;二不容易犯众怒,反而常常受欢迎,让迫害者产生一种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快感或正义感。

迫害恶人没有心理负担,至少比较轻微。如果迫害的对象是正人君子,那就大不一样。良知半夜微苏,会向恶习抗争,让恶人烦恼忧闷,精神抑郁,甚至惊恐万状。东海就说过,朝廷中人谁胆敢下令动我,很可能半夜惊醒或哭醒。虽然戏语,并非妄言。我们常说恶人良知泯灭,其实只是被遮蔽着,就像主人翁被恶奴压制捆绑,虽然没有权威,并非毫无知觉。良知作为人之本性,是不死的。

认为正人君子容易吃亏,容易遭受恶人恶势力欺辱侵犯,这是一个普遍的大误会。其实,恶人恶势力往往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对于真正的正人君子,一般不会也不敢轻易侵犯。正人君子难免吃小亏,不易吃大亏,纵然吃大亏,后福更深厚。

小人恶人都喜欢占便宜,最容易吃大亏。一旦吃亏就是性命交关的大亏,一旦跌倒就是万死莫赎的地狱。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恶人怕天不怕,吉人天相,恶人天灭,这些大俗话中有真理在。天灭恶人的方式,无数无量千奇百怪,让它们防不胜防地遭受种种迫害侵犯,甚至死于自己人亲人之手,就是一种普遍的方式。

命运过于悲惨,必有自身原因。不仅个体如此,家庭、国家和民族无不如此。故孟子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反对真理诋毁圣贤,信邪拜魔作恶犯罪,就是自毁良知,自绝人道,是根本性的自侮自毁自伐。如此,遭受侮辱、毁害和侵犯,就是天理和因果之必然。2019-3-23

格物致知兼内外
或说:“大学之格物致知要放在修、齐、治、平整体来看。格致诚正是在"修"里,是在内非在外,从修到齐到治到平是从内到外一层一层递进而行,非并列之行。从平到修,从修到正到诚到致到格,为由外到内层层剥丝抽茧,此如同通过卫星找自家,从找到国,而后到省市镇村,一层层地精准定位。”

比喻很巧妙,说理不中肯。八条目中,诚意正心为内圣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外王追求,格物致知则兼内外而言。格心内之物,致正知之知,获得正确的道德知识,这是诚意正心的前提;格心外万物,致社会和自然之知,获得正确的社会和科学的知识,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内外功夫,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致良知,故八条目归结于修身。修身者,修养、彰明良知也。古之学者为己,修身即为己。

格物致知具有开放性、无限性,既不局限于内心,也不局限于外物,而是内外兼顾,不遗一物。扬雄《法言·君子》说:“圣人之於天下,耻一物之不知。”古人云,一物不知,君子所耻;一物不知,儒者所耻。如果针对个人,任何人都不可能全知全能地具备一切知识。这些说法只有就儒学之开放性、无限性而言才能成立。《周易系辞上》说: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天文地理,精气游魂,是内心还是外物?要知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状,要知周万物,范围天地,曲成万物,仅仅靠格内心就可以了吗?好好读一读《周易系辞上》这段话,对于格物致知的开放性无限性,对于吾家道德追求和学问探索之永无止境,将会有更加深刻的认知。2019-3-23

人类的希望在儒家
据一篇网文介绍,珍妮·狄克逊被称为二十世纪美国著名占星家、特异功能者和美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预言家。她曾挑战大预言家诺查丹玛斯的预言,认为人类不会在1999年灭亡,而东方将拯救世界。1997年珍妮临终遗言:

“中国将彻底地改革这个世界。也许在21世纪,中国将在互爱的信条下把整个人类团聚在一起,这将是一个新大同世界的建立,将在人们中传播神的智慧,神的子孙将降生在东方,拯救人类的希望在东方。”

网文所说,不知是否属实,但“拯救人类的希望在东方”这个预测与东海的论断完全一致。具体地说,拯救人类的希望在儒家文化,建设大同世界的核心力量是儒家群体。唯有五常道,也就是儒家五大信条,才能真正地把整个人类团聚在一起,形成一个伟大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高度互爱互信、和谐幸福、文明光明的新世界。西方文化于此无能为力,北方文化更是背道而驰。2019-3-25余东海

正义和文明
政治的政字由正文组成,政治的宗旨是正义和文明。正义和文明相辅相成,血肉交融,正义是文明的道德内涵和力量体现,又是维护文明的重要手段,其表达方式包括义刑义杀义战。

正义力量与政治文明正相关,文明度越高,力量越强大。缺乏正义力量和罚罪能力的文明,要么是伪文明,要么是文明的衰落。

对邪恶的仁慈就是对善良的残忍,对罪行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政治上,仁慈宽容要有度,要与正义配套。圣人与圣母、圣经与耶经、王道与霸道都有仁慈宽容的一面,然正义性高低有别,这是中西文化和文明的根本性区别之一。2019-3-25

原谅自己
留平易近平民,架子偏朝高处大;
向虎狼横虎步,枭心自许古来雄。

这是东海自由派时期的一副自题联,而今重看,有违中道。君子对任何人,都应彬彬有礼,以礼相待,对任何人都不宜摆架子。然作为东海个人对世俗对极权主义社会的一种反动,不无“历史价值”。

在没必要客气的人面前拼命客气,在应该客气的人面前毫不客气;面对富贵诚惶诚恐或崇敬亲热,面对弱势群体父老乡亲趾高气扬或轻蔑冷漠。这是世俗小人的常态。东海年轻气盛的时候,表现虽不中正,情有可原。就原谅自己吧。2019-3-25

邪恶群体易灭绝
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群体灭绝事件,应该发生于尧时代。《吕刑》说:“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遏绝,灭绝。无世,无后嗣。孔颖达疏:“尧哀矜众被杀戮者不以其罪,乃报以暴虐者以威,止绝苗民,使无世位在於下国,言以刑虐故灭之也。”

这是邪恶被正义所灭。古有洪杨帮被曾国藩剿灭,今有ISIS被维和部队剿灭,就是被正义所灭,是邪恶群体被灭的方式之一。

邪恶群体灭绝方式之二,是被仇家和造反派所灭。例如,暴秦的全体皇族灭于项羽之手。对于暴秦来说,项羽既是大仇家,又是造反派。

邪恶群体灭绝方式之三,是邪恶被邪恶所灭。这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被外部的、另一股恶势力所灭,一是内斗、内战、自相残杀而灭。毛时代知识群体饱受迫害几无噍类,就是毛左内斗所致。在上上下下都拥戴同一个领袖、信奉同一家学说、坚持同一条道路又没有任何外敌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几被群体灭绝。2019-3-26

为善不足为恶有余
教育不行、洗脑很行的教育部下发《严查以“读经班”等形式替代义务教育的非法办学行为》,这是正式向民间私塾教育、儒学教育动手了,进一步印证了东海“儒马不两立”的论断。马学马制之下,是不会允许真正的儒学教育发扬光大的。

不仅此也,马学马制之下,任何正义真理和正人善事都会受到打压和阻挠。盖马帮最大特色之一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为善不足为恶有余。

为善不足,有内外双重要因:内无道德驱动,缺乏为善的志向、意念和兴趣;外无利益驱动,反而容易自惹麻烦,被逆淘汰。为恶有余,政府不仅自己干不好、干不成好事,也让民间有识有志之士干不好、干不成好事,千方百计地制造种种麻烦重重障碍,甚至入之以罪。

孟子说:“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东海曰,邪说而在宪位,更是播其恶于众,马学之邪恶通过恶制恶法和洗脑教育而播,无孔不入。马学马制之下,内无道德自律,外无制度制约;内无心理障碍,外有利益诱惑,岂但政府和官群作起恶来势不可挡,广大民众也是为恶有余,乐在其中。2019-3-26

文明最高形态,历史最佳道路
福山的“马家失败论”完全正确。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标志着马家的终结。所谓改革开放,就意味着意识形态之魂断。之后只是惯性的延续,尸居余气,残喘苟延而已,随时都可能气绝。

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有误。除了民主政治,历史的发展还有一条更好的路,即儒家的仁本主义道路,即王道政治礼乐制度。唯此可以吸收民主自由的精华而涵盖超越之,唯此可以通往大同理想,唯此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正如刘安仁同道所说:“儒家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终极形态。”2019-3-25

名德微论(二)
厚德载物,名利都需要相应的德才能载起来。如果有名无实,名不副实,纵然名动天下,也是脆而不坚、坚而不久的。

民国以来,多数大师昙花一现,根本原因在于,或者非师,甚至非人;或者很小,甚至负大。所谓负大,意谓负能量、负作用很大,负面人物。无其德而有其名,转瞬即逝,非幸事也;缺大德而享大名,更是危险,最易招祸。

反过来,有其德必有其名,德到大处,必有大名,躲也躲不了,逃也逃不掉。故中道圣贤,必然成名,必成大名,想不成都不可能。这是因果、天理、历史逻辑的必然。圣贤一旦成名,便是永久性的,再也不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2019-3-26

名德微论(二)
厚德载物,名利都需要相应的德才能载起来。如果有名无实,名不副实,纵然名动天下,也是脆而不坚、坚而不久的。

民国以来,多数大师昙花一现,根本原因在于,或者非师,甚至非人;或者很小,甚至负大。所谓负大,意谓负能量、负作用很大,负面人物。无其德而有其名,转瞬即逝,非幸事也;缺大德而享大名,更是危险,最易招祸。

反过来,有其德必有其名,德到大处,必有大名,躲也躲不了,逃也逃不掉。故中道圣贤,必然成名,必成大名,想不成都不可能。这是因果、天理、历史逻辑的必然。圣贤一旦成名,便是永久性的,再也不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2019-3-26

中美预测
如果中方没有结构性改革,中美双方鸿沟和矛盾将越来越深,各种冲突将越来越频繁激烈,除了贸易、金融、政治冲突,不排除军事冲突。直到一方取得完全的胜利。

这里的结构性改革,包括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改革。盖中美双方的矛盾,除了经贸、利益层面的矛盾,更有基本文化和制度的矛盾。不卜可知,这些深层次的矛盾不解决,中美关系的恶化趋势就具有不可逆性,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双方领导人亦难以扭转这个趋势。

如果没有结构性改革,中国亦无法真正文明强大起来,无法获得与美方竞争的实力和资格。相反,双方的国家实力,包括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和文化政治道义等软实力,都将此消彼长,越来越悬殊。2019-3-26

文化问题文化解决
仇恨有两种:一种是正常或正义的,是对仇敌的仇恨,对罪恶的义愤;一种是反常而邪恶的,无缘无故地仇恨正常人、正人和正义力量,危害社会,甚至危害热情帮助过它们、有恩于它们的人。而恩将仇报也往往会仇将恩报。

后一种仇恨其实并非无缘无故,往往有相应的文化背景。比如马左徒对资产阶级的憎恨,伊教徒对卡费勒的憎恨,背后就有马学的煽动和伊学的支持。这种仇恨可称为文化仇恨,由反人道的思想文化体系引起的非正常非正义的仇恨。

这种仇恨很难通过非文化的方式消除。政治法律军事等方式是必要的,又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文化问题文化解决,文化仇恨文化化解。只有以大中至正的真理,破除它们背后的学说,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它们的反常的仇恨,恢复它们的人性。2019-3-25

花千芳、王思聪和英语
近日王思聪与花千芳微博骂战,起因是花千芳的对英语的一句表态:“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英语都是一件废物技能。浪费了我们无数人力财力,牺牲了孩子们宝贵的童年。”王思聪则用脏话反对这种观点说:“9012年了还有没出过国的傻屌?”

将花千芳的态度概括为“英语无用论”,是狭隘化的理解。在我看来,花千芳说英语无用,并非否定英语的工具性作用,而是表达对教育部将英语定为全民必学必考科目的不满。对大多数学生来说,英语学习和考试确是巨大的时间精力浪费。

“英语无用论”也不等于“读书无用论”。很多人没必要学英语,但每个人都有必要读书,每个中国人都有必要读经。没出过国未必是傻,没学过英语的也未必是傻,没读过圣贤经典的、满口脏话、以擅英语常出国自豪的富二代,未必不傻,未必非贱民。不了解花千芳,不知道他其它方面认知如何,但论及英语,无疑比王思聪聪明些。2019-3-26

关于税负痛苦指数
或谓中国大陆税负世界第二。官方认为说法不实,我同意。此说依据的是福布斯杂志2009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排名第一的是法国。

论显性税负之高,中国大陆第二或许没错。但论税负痛苦指数,中国大陆绝对全球遥遥领先,非法国所能望尘。论税负痛苦指数,应该把大陆人更加大头的隐性负担考虑进去。在大陆,如果说贪腐仅仅是最末端的分赃方式,税负就仅仅是最末端的剥削方式。

福布斯的统计完全忽略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制度。本来,只有私有制,才有收税的合理性。大陆实行的则是公有制,土地、经济、各种自然资源的大头早已收归国有。在此基础上,再收税,就没有合理性,何况实行超级高税负。国民负担之沉重,痛苦指数之高企,岂是高税负的私有制国家所能比拟。2019-3-27

万法归一,一归何处?
万法归一,一归何处?正确的答案是:一归万法。正因为一归万法,所以“万物皆备于我”,所以“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一之所以能归万法,潜在于万法之中,是因为一有生生不息、至诚无息的特征。一与万不一不二,不一故有别,不二故合一。一与万的关系,即天与人、道与器、体与用的关系。

而佛教对一认证不全,只知其空寂性而不知其生动性,不知天行健,道无息,体生生,故只知一为万法所归,而不知万法为一所归。所以一归何处这个问题,虽为佛教提出,却无力提供正确的答案。即使中国化的禅宗,也不敢讲一归万法。而这是唯一正确的答案,其它任何答案都是错误的。

这个话头初见于禅宗临济赵州从谂的公案,《赵州禅师语录》。原文:“问: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师云:我在青州作一领布衫,重七斤。”自此成为禅林中广泛唱颂的话头。有居士汇集历代禅师有关“万法归一一归何处”的公案数以百计,其中没有一人能说一归万法。2019-3-27

小布什、张维为都错了
《观察者网》有文章曰《美国人曾推出阿拉伯民主改造计划,但因这件事被搁置了》,是整理3月25日东方卫视政论节目《这就是中国》第十一期节目中,节目主嘉宾、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发言的。张维为说:

“2003年的时候,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当时他推出了一个叫做阿拉伯民主改造的计划。他说恐怖主义的根源是因为阿拉伯国家没有成为民主国家。但到了2006年,他把这个计划暂时搁置了,为什么?因为那一年巴勒斯坦一人一票选出了叫哈马斯政权,哈马斯政权在美国人眼里是个恐怖主义组织。”

小布什把恐怖主义的根源归结于“阿拉伯国家没有成为民主国家”,看朱成碧,归因错误。恐怖主义的根源是极端主义宗教。只要不去极端宗教或宗教不去极端化,民主化不仅不能消除恐怖主义,更可能让它变本加厉。

张维为认为:“采用西方民主制度之后,很多国家陷入危机,陷入动乱,确实和这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没有中产阶级,或者中产阶级很小。一个是没有法治的传统。”这同样归因错误。民主化导致宗教极端主义更加泛滥成灾,才是那些国家陷入动乱的根本原因。只要极端宗教在,有中产阶级和法治传统,也起不了大的作用。2019-3-27余东海

我们需要大师
一个个大师、大师横空出世又转瞬崩塌,令人哭笑不得,遂有人高呼:“我们不需要大师,我们需要的是重建全社会的精神世界,重建缺失的信仰,激发个人内心的力量。要知道,这世上,能够解决自身问题的,只有你自己。”

似是而非。我们当然不需要伪大师、负大师,但却需要真正的文化大师,需要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圣贤君子。这对于重建全社会的精神世界、重建缺失的信仰和激发个人内心的力量,都大有助益,可事倍功半。“解决自身问题”的主人是“你自己”,但工具是文化。而文化有赖于经典的传承和大师的传授。

只不过,真大师非俗眼、马眼所能识也。俗眼所识往往是伪大师,或不大,索隐行怪之辈;或不良,坑蒙拐骗之徒。马眼所识只能是负大师,即歪理邪说大师,黑恶大师,盗贼之师,如商鞅韩非子之流。孔孟在春秋战国,尚有讲学办教、辟邪议政的自由。若生于马邦,胆敢辟邪议政,不被治以煽动颠覆之罪,已是法外开恩。2019-3-27余东海

成圣必须由斯道
人人皆可以成圣贤,前提是“由斯道”,沿着仁本主义道路不断前进。唯有义路礼门,才有望回归仁宅,希圣希天。如果走的是别的路,即使是正道,也不可能成圣贤。学佛学道能否成佛成仙,追求自由能否成神,拜神是否上天堂,拜物是否去见马克思,皆不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都成不了圣贤。

当然,方便而言,佛道和自由门中的优秀人士,也可以称为圣贤。但只能是外道圣贤而非中道圣贤,非真正意义上的圣贤。他们无论怎么优秀,言论必有偏误,无法成就圣经的中正;品德必有纰漏,无法抵达圣德的圆满。2019-3-27

精英之学和大众之学
儒学是君子之学,精英之学,是培养君子和精英的学说。但儒学又应该是大众之学,人人可学,有学无类。儒学应该向所有的人开放。只要愿意,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学习,不会因为职业、阶级、家庭、种族、财富、德智等原因而丧失学习资格。只要有志于学,人皆可以为君子和精英。

同时,儒学作为最好的、中华特色的人格主义和人道主义学说,应该成为最基础的学科。从政从教,固然要通达儒学;从事农工商军科技等其它职业,也应该具备一定的儒学根底。2019-3-28

去儒不成君子,反儒不如盗贼
论法,是人就有人格,就要受到人格尊重;论德,人格之大小有无,因人而异。小人人格渺小,未成人;盗贼人格缺失,已非人。唯君子人格健全伟大,是大人。然要成就君子人格,离不开君子之学的培养熏陶。孔子之后,不入儒门,难成君子。孔子编撰六经,就将中道文化和君子学问集中于儒家了。

不入儒门也罢了,学其它正学入其它正派,也有望做一个正人好人。怕就怕反孔反儒,那就必然反常反华。纵然想做好人正人,不可得矣;纵然追求正义事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矣。盗贼而知道讲仁义,其智可取,其心未丧,或许还能回头;好人而一味诬圣贤,其好有限,其愚无底,基本不可救药。2019-3-28

对孟晓路的一点认同和两点异议
非常认同孟晓路先生《英语的问题:取消全民强制学习》中对“强制全民学英语”的严厉批评。他说:

“强制全民学英语已经成为西方遏制中华复兴的最大软实力,就本质而言是西方对中国隐蔽然而威力巨大的文化侵略,是我们自己中了西方阴谋卷套的结果。这有两大作用,全都是大大有利于西方而损害了中国:其一以英语这种垃圾语言来大量消耗中国的智力和财力资源,减缓或者拖住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进程。其二以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为由,行巧妙扩张西方势力之实,以西方的伪普世价值取代中华传统文化,大大增强了西方文化软实力和降低了中华文化自身的软实力。”

正如孟晓路所说,强制全民学英语的两大弊,一是大量消耗中国的智力和财力资源,二是为西方中心主义火上浇油。但孟晓路这段话中的两个说法,东海期期以为不可。

其一、英语文远逊于汉语,但斥之为垃圾语言文字,未免过分。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自有其优点和存在的价值。如果英语是垃圾,其它语言文字更无正面价值。

其二、西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法治五价值,固然远逊于仁本主义五常道,但也有一定的正义性和普世性,不可贬斥为“伪普世价值”。君不见,其中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四个价值观已经被收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囊中。可见当局名义上也是认同的。

要说伪,西方的人本主义价值观被强行纳入社会主义框架,倒确实虚伪化了,成了自欺欺人的摆设。中华文化之忧不在西方也。2019-3-28

关于群己关系
钱伟强同仁说:

“世间本无绝对的自由,群己之际,正宜各有界限,各知所止。假若过度崇群抑己,则个人不免多受压迫,难以发展;而若过度扬己害群,又不免损害他人,戕贼公道。崇群抑己者,墨氏之徒也;扬己害群者,杨氏之徒也。儒家于群己之际,倡导人我两完的中道,这才是自由的真义。”

这段话很好,唯对杨子或略有误会。杨子虽然一味利己,却无损人害群之心。关于杨子,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但它有底线,利己不损人。《列子·杨朱》记载:“杨朱曰:“古人之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我称之为良性的利己主义。

群己关系可分为他人与自己、集体与个体两种关系。在自己与他人之间,杨子是利己主义,有己无人(亦不损人);墨子是利他主义,崇人抑己,非常真诚,唯儒家自爱爱人,利己利他两不相碍,圆融统一。在集体与个体之间,集体主义有集体无个体,个人主义唯个体无集体,唯儒家既重个体亦重集体,相辅相成。2019-3-29

关于幸福
很多人感叹不快乐不幸福。马邦人普遍缺乏幸福感。原因何在?

幸福有赖于内外双重的环境保障。内环境指心灵环境,包括人格、精神、情感、思想等状况。外环境指生活环境,包括文化道德环境、家庭社会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等。自己缺德则内环境恶劣,家庭、学校、政治、社会缺德则外环境恶劣。

国民的幸福度,与一个国家道德文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社会和谐的程度正相关。个人的幸福度则主要取决于其道德度,内主外辅,即内环境为主,外环境为辅。唯孔颜之乐无所倚,圣贤君子,自得其乐,无倚于外。但外环境过于恶劣,会让先天下之忧而忧和吉凶与民同患的君子,产生深重的忧患感。2019-3-29

马学在宪,儒必被限
马家社会,不仅各种邪教恶势力变本加厉,佛道两家的群体品质也会严重下降。儒家来复之时,群体品质也非常有限。马学在宪,恶制未改,人欲横流,儒家之正宗正义必然深受体制压制和社会轻蔑,未能抵达君子境界的儒生,亦难免被马学污染而学术异化,或者被利益诱惑而心术败坏。

当然,这里指的是马家修正主义时代,即后极权社会。原教旨时代,岂但儒佛道等正学正派,各种邪教恶势力也无立足之地。2019-3-29

北京之春2019.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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