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琦勇：程仁兴，“六•四”凌晨死在天安门广场

【六四见证】

《新闻自由导报》编者按：在“六•四”血腥镇压后，中共政权一口咬定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尽管许多人不相信中共的宣传，但终究提不出确实的证据，而成为一个谜。天安门广场究竟有没有死人？本文的回答是肯定的。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程仁兴就是在天安门广场被打死的，而且死得很惨，是被开花子弹即炸子打死的。

一九八九年民运爆发时，我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任教。该研究所有十几个研究生和双学士。程仁兴是八七级双学士，定于八九年夏天毕业。那年我正巧担任他们的班主任。学运、民运爆发后，校方要求各系所作好学生的思想工作，不要让学生上街。六月三日下午紧急传达北京市委的决定，呼吁市民和学生晚上不要出门。尽管大家都知道当晚可能要出事，但谁也没想到中共会下令开枪。

六月三日夜戒严部队进城，以坦克开路，机关炮扫射，从东西两路向天安门广场强行前进。晚上十一点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广播就传出开枪打死人的报导，第二天早上学生们陆续从天安门广场撤退回校后，各单位紧急清点教员学生人数。我赶到学生宿舍，大部份人都有下落，只有两个人，程仁兴和另一个研究生，没有消息。到晚上那个研究生也回来了，但程仁兴仍不见纵影。他宿舍的人说他六月三日下午开完会就带着湿毛巾（防催泪瓦斯）和北方工业大学的一个老乡一起骑车到天安门去了。我一听觉得凶多吉少。

我把情况向所里汇报后，曾姓总支书记要我继续寻找他的下落。六月六日我带着另一个学生到各个医院寻找程仁兴的下落。当时北京城仍一片混乱，木樨地一带被烧毁的几十辆坦克、装甲车仍在熊熊燃烧，复兴门立交桥被坦克封锁，不得通行。在复兴医院和儿童医院，我看到几十张无人认领的死者的照片，有打中胸部的，有打中头部的，有的死者脸上血肉膜糊，但仔细辨认都不象是程仁兴。

随后几天北京形势更为紧张，纷纷传说军队要进驻海淀区，要在各大学展开搜捕行动。很多学生老师都离开北京去外地。为避祸，我也到外地躲了几天，六月十一日夜返回北京。六月十二日早上曾姓书记告诉我，程仁兴的女朋友在北京医院发现了疑似程仁兴的死后照片，但不敢肯定，要我再去北京医院核实。

于是我和程仁兴的室友张某骑着自行车赶到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北京医院。管太平间的老头给我们看了二张仍无人认领的死者的照片。我一眼就认出了其中一人正是程仁兴。为进一步确认，我要求看他的尸体。太平间的老头打开了冰柜，抽出一个藏尸盒，里头躺着的赫然就是程仁兴。身体已乾缩了许多，倦曲着，脸色惨白。我签字认领了这具尸体，医院开的死亡报告一律写为“非正常死亡”。

我问当时亲手处理程仁兴的医生（他的名字我已记不清了）。他告诉我程仁兴被枪弹击中腹部大动脉，血一下子都流光了。他翻动着程仁兴的尸体，我看见程的下腹部有一个小手指大的枪口，背部有一小碗口大的洞。医生告诉我，程中的是开花子弹，弹头进入身体后再爆炸。

医生叙述当时的情形说，当时抬进来的人太多，我们医院人手有限，不可能每个人都抢救。我们派两个人在门口验伤，觉得有救的就送上手术台，没救的就先放在一边。医生告诉我程仁兴被抬到北京医院时大约是六月四日凌晨二、三点钟，抬到时就因流血过多而断了气。

回校后我向所里领导作了汇报，然后开始办理他的后事，但程仁兴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被打死的，他的血衣在那里，当时有谁和他在一起，这些问题，当时都不清楚。所里也没有让我去调查，只告诉我会通过组织渠道了解。

大概一周后，某负责人告诉我，程的血衣找到了，是从他在北京工业大学的老乡那得到的，当时程仁兴和他在一起。我问，程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打死的？他告诉我，据程仁兴的老乡向组织交代，程是在天安门广场上被打死的。是程的老乡把他送到北京医院的。他最后告诫我别对别人说他是在天安门广场上死的。

程仁兴是湖北人，家里世代务农，兄弟姐妹六个，就出了他唯一的一个大学生（应是研究生），当时即将毕业，并在广州找到了工作，准备七月初离校。然而一声枪响，一颗罪恶的子弹便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年仅二十四岁的他把鲜血流在了天安门广场，流入了“六•四”成百上千为中国的民主而牺牲者的鲜血之河。那一颗子弹不仅结束了程仁兴年轻的生命，也毁灭了他家世代的希望，摧垮了他父母的精神支柱。听到程仁兴的死讯，程父心脏病发，程母精神错乱，以至于无法到北京处理儿子的后事。

“六•四”过去六年了，但倦缩在太平间冷冻柜里程仁兴那惨白的面容仍时时在我眼前浮现，似在控诉，似在呼吁。我觉得我有义务有责任公开他死的真相。他不仅死在天安门广场，而且是被达姆弹击中的。这种在战争中对敌人都禁止使用的子弹在“六•四”时竟然用来对付自己的人民，射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这是何等的残忍和丧尽天良。

（原载一九九五年《新闻自由导报》。作者范琦勇，江西金溪人，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86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曾在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工作，后旅居美国。）

文章来源：吴仁华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