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我从小就熟悉的诗人,十来岁就看过香港拍的电影《屈原》,背诵过郭沫若译成白话的《橘颂》,尤其对他的历史剧《屈原》中的《雷电颂》情有独钟,曾反复吟诵那些大气磅礴的诗句,至今我还记得“但是我,我没有眼泪。宇宙,宇宙也没有眼泪呀!眼泪有什么用呢?我们只有雷霆,只有闪电,只有风暴,我们没有拖泥带水的雨!这是我的意志,宇宙的意志。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当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名句也是我少年时代就会背诵的。稍大一点,读了《离骚》、《天问》、《九歌》、《九章》,几乎能够找到的屈原作品我都读过,在我的心中,他一直是一个“虽九死其犹未悔”、忧国忧民的伟大诗人。

十多年前有人批评屈原,尖锐地指出屈原是奴才人格的典型,称他代表的正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性人格。这些观点当时对我来说不止是石破天惊,也使我开始重新审视屈原,虽然少年时代起形成的感情难以一下子扭转,但它教我从一个新的角度,以人性的尺度重读屈原和他那些流传了两千多年的诗。从此也就逐渐改变了我对屈原的看法。我为自己过去对屈原的敬仰感到羞愧,为作者深刻、锐利的眼光感到惊讶。

后来读《鲁迅全集》,才知道这些观点不是20世纪80年代才有的。1932年,鲁迅先生在《言论自由的界限》一文中说:

“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似的境遇。(他们只不过批评)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鲁迅全集》第五卷115页)

其实,早在“五四”以前鲁迅就已指出屈原作品缺乏“反抗挑战”的精神,他在《摩罗诗力说》中说屈原的诗“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

可以说对屈原的抱憾与批评贯穿了鲁迅一生,直到他生命的晚年,在写于1935年的《帮忙到扯谈》一文里,鲁迅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屈原观:

“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鲁迅全集》第六卷344页)

但鲁迅生前这篇杂文被官厅检查封杀了,直到他死后1937年7月才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公开发表。据鲁迅先生在文集《后记》中所说,此文经过官厅的检查,属于被“全篇防止”的两篇之一。“原在指那些倡导什么儿童年、妇女年、读经救国,敬老正俗、中国本位文化、第三种人文艺等等的一大批政客豪商、文人学士,从已经不会帮忙,只能扯淡这方面看起来,确也应该禁止的。”先生的话虽然隐晦曲折,不太容易明白,但我相信——这恐怕与他的屈原观也不无关系。

这是鲁迅对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顶礼膜拜的偶像屈原的最后评价,他以惯有的犀利、深刻的笔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觉,在他笔下,“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竟然和《红楼梦》里的奴才焦大一样,说焦大是贾府的屈原,也就是说屈原是楚国的焦大,焦大被主子塞了“一嘴马粪”乃是屈原式的“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光照文学史的《离骚》也只是表达了“不得帮忙的不平”而已。可惜长期以来一直未引起我们的注意,我的整个少年时代就曾陶醉于屈原诗歌的世界。

当然,鲁迅并没有一笔抹杀屈原的文学成就。1926年他在《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屈原与宋玉》中指出屈原“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鲁迅全集》第九卷370 页)对屈原和他的代表作《离骚》评价极高。他在同一年出版的第二本小说集《彷徨》扉页,引用《离骚》的诗句作为题辞: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932年他的《〈自选集〉自序》再次引用“路漫漫其修远兮”这一诗句。可见鲁迅对屈原的感情也非常复杂,在《帮忙到扯谈》一文中他也说:“屈原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对此他一生都没有改变,所以他才经常引用屈原的诗句,甚至作为小说集的题辞,以此自勉。

关于屈原的唯一史料来源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他是两千多年前楚国的贵族,曾任左徒、三闾大夫,在朝廷“与王图国事”而发号施令,对外“接待宾客,对应诸侯”。他主张联齐抗秦、内修法度、举贤任能,不容于当道的权贵集团,两次被楚怀王放逐,在湘江、沅水之间前后流徙九年,“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写下了抒情长诗《离骚》。楚国被秦灭亡前夕,他愤而投汨罗江自尽。据六朝时学者吴均记载,中国的端午节就是纪念他的: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梁·吴均《五花丝粽》,见《续齐谐记》)

《离骚》共373句,2490个字,结构宏伟,语言瑰丽,想象力奇异,上天下地,纵横驰骋,但反复表达的只是屈原怀才不遇和对楚怀王至死不渝的忠诚,是一种“不得帮忙的不平”,他上下求索的是如何才能得到君主的宠信。这是屈原所表达的真实感情。

他以美人香草自喻,以恶禽臭草比喻那些陷害他的奸邪佞臣,只有他才是忠臣、君子,那些人都是奸臣、小人,只有他才是忠诚的。全诗一开头他就着力写了自己吉利的生日、高贵的血统、优美的名字,以此暗示自己人格的高洁。

从此,忠臣和奸臣、明君与昏君、善与恶就成为中国政治文化最基本的主题,中国读书人的最高追求就是做一个忠臣,是屈原塑造了中国文人(他们实在算不上什么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面貌。在古代到现代无数历史人物身上,我们都能够找到屈原的影子。甚至鲁迅先生从焦大——贾府奴才——身上也看见了屈原。他们的身份、地位虽然完全不同,但他们的人格特征却是惊人的一致,他们的悲剧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一贯悲剧,那就是我们在精神上一直是跪着的,屈原如此,焦大如此。我们今天又好到哪里去了呢?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把他对专制君主制度的绝对忠诚,对贪官、小人的刻骨仇恨,对昏君的抱怨和对人民的同情完整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卓绝一世”的《离骚》,当然有他应有的文学价值。

“虽九死其尤未悔”表达的是屈原对楚怀王的耿耿忠心,一旦得不到恩宠,他也只能投江自尽,这就是典型的屈原人格,中国古代愚忠的典范,他为所有文人士大夫树立了完美的人格榜样。鲁迅先生率先发现了这一秘密,六十多年过去了,而我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识还远远没有超越鲁迅的时代,超越先辈的思想,这是我们今天最最需要反省的。在人格上告别屈原,并不意味着全部否定屈原,正如鲁迅说的,屈原的诗是有文采的,他自然还应该有他文学史上的地位。

——《天涯》(9/24/2001 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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