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论中国大陆时局

论中国大陆时局

一。大趋势

共产极权制度已经遭到历史性的失败。今天,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中国大陆的共产极权制度会不会终结,而是它将于何时终结以及如何终结。

二。暂时的僵局

目前中国大陆的政治形势既简单又复杂,或者说,正因为简单,所以才复杂。它是简单的,因为大家都认识到,中国的问题是一个制度的问题;然而,正因为各方都认清了这一点,局面就搞得很僵,反而更复杂。

众所周知,在过去十余年间,中国大陆的政治控制呈现出一种持续放松的趋势。民主派提出了一系列自由民主的要求。乍一看去,这些要求都是很温和、很有限的,似乎并不涉及到整个制度的根本性转变。有的人温和,是因为他们深谋远虑,具有高度的策略技巧;有的人温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单纯,本来就没有更多的要求。面对着这种温和的民主改革要求,中共强硬派很难公然采取野蛮镇压的措施,而党内开明派则或多或少地对这些要求产生共鸣与同情,不赞成对之实行公然的镇压。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力量就获得了一种稳步渐进蚕食的活动空间,极权专制的坚冰在无形之中日趋瓦解消融。六四屠杀暂时中止了这一渐进的自由化运动。尔后苏联东欧的革命又明确地揭示了这种自由化运动的最终结局。于是,中共强硬派顿时变得空前的紧张和警觉,他们下定决心要把任何一点自由民主的要求通通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因此,许多在过去十余年间能够公开提出并得到某种容忍的那些温和的民主要求,如今已经几乎没有存身之地。在民主力量方面,六四屠杀强化了人们的反抗意识;但与此同时,它又暂时地消弱了人们进行公开反抗的信心和勇气。在中共内部,天真的共产党人已经不复存在。所谓“天真的共产党人”,我是指那些既相信某种程度的自由民主、又相信共产制度的人们。由于目睹苏联东欧的巨大转变,这些人迅速地分化:一部分开始转变为彻底的民主派,另一部分则不得不依附于强硬派。前者遭到严厉的清洗,少数免于清洗者也难免在党内目前这种气氛下失去了公开发言的立场。过去党内开明派为民主运动辩护,总是说民主运动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换句话,他们总是在维护、起码是表面上维护一党专制的立场上说话的,而今他们显然已经不可能再采取此一立场。这样一来,局势便陷于僵持状态,那也就无怪乎许多人感到困惑了。当然,想来大家都会同意,僵局只可能是暂时的。即便是强硬派自己也深知其统治的脆弱。不过,对于有限的人生而言,我们关心的不仅是改变,更关心改变的速度。

三。中国会出现戈巴乔夫吗

也许是处于对打破僵局的期待,不少人问:中国会不会出现戈巴乔夫式的人物?依我之见,假如这个问题的意思是说今后中国会不会大体重演苏联六年来的改革过程,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假如这个问题的意思是说现今中共内部是不是存在着真正赞成自由民主的人物或派别、以及他们今后会不会在中共内部占取优势,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戈巴乔夫无疑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戈巴乔夫之所以能发动一场划时代的改革,在于他既是一个老练的政治策略家,又是一个天真的政治哲学家。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策略家,戈巴乔夫一步一步地推行他的改革计划。他在最初几年所采取的每一步改革措施,都具有一种巧妙的模棱两可的性质。这就使得其保守派对手陷于困惑,因此未能及时地动员其全部力量加以阻止。等到这批保守派对手真正看清了这场改革的全部含义,再加阻挡已是为时过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苏共强硬派人物尽管对戈氏的改革也很不满意,但他们仍然把戈氏看作“自己人”,看作是属于他们共同借以安身立命的那个党,那个制度之中的一分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戈巴乔夫也确实是属于“党”的人。作为一个天真的政治哲学家,戈巴乔夫相信,至少是曾经一度相信,实行自由民主可以和坚持共产制度并行不悖。六年前,当戈氏开始着手改革时,苏联内部的民主力量还比较弱小,且缺乏明确的方向,因此在最初几年间,戈巴乔夫扮演了推动潮流的积极角色。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民间力量迅速发展壮大,戈巴乔夫自身思想的局限性益加明显,其处境便日趋被动。但戈氏毕竟不失为一个有大政治家眼光的明白人。他及时调整自己的立场,再次与民主派结盟,从而为苏联民主化的继续推进开创了新的机会。

今日中国的形势和苏联六年前的情况已有很大的不同。八九民运业已表明中国民主力量的强大,“六四”屠杀加剧了当局与民众的紧张关系,中共强硬派变得比以前更为心虚和敏感,温和派正处于被罢黜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除非一个真正决心实行民主的人物掌握大权,他才可能进行真正有突破意义的改革;而面临着来自民间的强大推动和来自强硬派的强悍反对,他必须采取更迅速、更果决的步骤。这就会使得今后中国的民主化过程具有另一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几年来在苏联发生的改革是极其深刻的,正因为它的深刻,所以也是不可重复的。

毫无疑问,中共党内正在经历着空前未有的大分化。相当一批共产党人已经转变或正在转变成民主派或社会民主党人。另外不少人则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这意味着,当强硬派仍然掌握大权时,他们会在表面上顺从强硬派,但同时又尽可能地在实际工作中同强硬派的那些极端倒行逆施、伤天害理的作法保持一定的距离;一旦党内冲突表面化,这批人便可能采取消极立场,决不肯冒大风险付大代价去捍卫那套他们自己都不再相信的制度,等到形势变化再纷纷表态“咸与维新”。因此,真正的强硬派人数很少,他们正是深切地感到其统治的虚弱,所以进退两难。一方面既力图彻底清洗,另一方面又担心清洗太严厉而引发危机。目前他们是在采取拖延、掩饰的办法以避免矛盾的激化,然而他们又何尝不知时间对他们这一方尤其不利。因此之故,中共内部的大变化将是不可避免。我们当然要努力促进中共内部的分化。不过,作为党外的民主力量,我们不能一味地寄希望于党内的变化,而始终应把加强自身的力量视为首要之事。

四。经济改革对民主化的可能影响

“六四”事件并未中止经济改革,如何认识经济改革对民主化可能产生的影响,就成了一个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

大体上说,既然经济改革总会起到减少政府对社会控制的作用,因此它对于民主化就总是利大于弊。然而,倘若我们对此一积极作用估计过高了,以致于断言单单是经济改革的深入,就必将导致多元社会的形成,从而放松、乃至放弃了从政治上和专制政权正面斗争的努力,以等待代替奋斗,那则是十分不妥的。

我这样说并非无的放失。一直有人片面夸大经济改革的意义。这多半是深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影响之故,虽说在这里是一种颠倒过来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必然会变成社会主义。这些人则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必然会变成资本主义。苏联及某些东欧国家实现政治民主的经验已经证明,经济改革并非政治民主的必要条件。那么。经济改革是不是政治民主的充分条件呢?换句话,在一党专制之下继续推进经济改革,是不是到头来必然会否定一党专制本身呢?我以为也是不一定的。

不错,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地方、企业、乃至个人会拥有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空间;但与此同时,由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依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真正的产权制度就决不可能形成。毕竟,人们是否拥有一定的经济活动空间,这是一回事,人们是否拥有明确的权利,能够据此来反抗权力争取发展和保护自己的经济活动及经济利益,这是另一回事。譬如中国古代专制王朝,政府在理论上是全权全能,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而在实际上,政府一般并不过多地直接控制人们的经济生活,而宁肯在理论与实际之间留下一个具有弹性的余地。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会在表面上承认政府的全权全能,顺从政府,在不向当局公开对抗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谋求自己的经济利益。政府则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在自己的权威不受到公开挑战的情况下允许人们各行其是。假如出现某种矛盾(包括天灾人祸),地方和个人往往不是采取公开向中央施加压力的办法,而是自我调整,颇类似于现今所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阳奉阴违。中央则因时因地交替使用宽严两种手段。一方面,中央政府力图防止过分直接地干涉人们的经济生活和过分严重地侵占人们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地方也好,个人也好,则小心避免直接与中央政府形成对抗。这就能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和谐与稳定。这种制度可能导致相反的两种后果:一方面,它可能促进人们萌生自治观念和权利意识,有助于人们结成有组织的力量与中央相抗衡,从而导致多元社会的出现;另一方面,它又可能使人们苟安现状,反而减少了向中央权威挑战的迫切冲动。

不难看出,中共进行的经济改革也与可能引出两种相反的后果。在这一点上,今日大陆不同于往日台湾。因为台湾一向有着较为明确的产权制度。更重要的,由于台湾当局本来就认同自由民主理念(起码是在理论上),它把自己当时的专制视为一种权宜之计(孙中山先生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因此,随着经济的增长,内部外部情况的稳定,台湾当局就越来越难以抵制要求实行宪政的呼声。(更不必说台湾的反对力量从未放弃过他们的努力)。反观大陆,假若在一党专制之下经济取得了可观的增长,共产党势必会归功于“坚持党的领导”,更加强调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现在中国大陆的情况和前些年的波兰倒更相似。当时的波兰军政府,一手压制民主运动,一手推行经济改革。军政府的本意当然是希图借助于经济状况的改善,从内部削弱民主运动的力量。这种意图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正如自由主义思想家阿克顿所说:自由的真正友人实际上并不太多。自由主义者想取得胜利,必须要善于结合其它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虽然不象少数自由主义者那样把自由视为最高价值,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他们会意识到争取自由将有助于获得他们更为重视的其它目标。因而便可能热情地投入自由民主的事业之中。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一个专制的政权在加强政治压制的同时,能够差强人意地满足这些其他要求,它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民主运动的压力。

后来波兰形势的演变,证明军政府的努力未能成功。考其原因,不外两条。第一、作为共产党政权,波兰军政府在实行经济改革时,和中国一样,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严重的通货膨胀、贪污腐败、社会不公正和短期行为等。第二、团结工会坚持开展斗争,包括抵制、不合作、罢工,如此等等。最后,军政府不得不意识到,离开了民间力量的合作,他们毫无出路。也仅仅是在这种形势之下,才有了八九年春那场划时代的妥协。

波兰经验给我们的宝贵启示是:面对着那种一手反自由民主、一手搞经济改革的共产党政权,我们切忌不可抱着宁可放弃政治上施加压力也要成全其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的态度。相反,我们必须明白,为了使经济改革最终能产生我们所预期的那些效果,政治压力必不可少。我们必须更加有力地鼓吹自治观念和权利意识,必须善于利用中共的片面改革所引出的各种社会矛盾,结合民众的广泛不满情绪,展开一切可能的政治抗争。

五。重建信心是当务之急

从历史上看,许多斗争的失败,其最大的消极后果常常并不在于有生力量的实际损失,而在于士气和信心的严重挫伤。

相比于八九民运上千万参加者的巨大数目,六四死难者和监禁者及流亡者的数量显然只占有一个很小的比例。倘若广大民众依然保有当初的高昂士气与信心,特别是参加绝食斗争的几千名学生,如果仍然不失当时冒死犯难的无比决心,今天的中国又将如何呢?

不要忘记,南朝鲜的学生们就正是在全斗焕政权血腥屠杀后再度走上街头而终于赢得胜利的。有人主张要动员更多的原先不理解、未参加民运的民众、包括士兵,理解民运,从而投入民运,但眼前更突出的问题首先地、主要地是如何使那千千万万本来就已经理解并投入过民运的人们重新展开斗争。八六年汉城学生运动的规模本身还没有八零年光州事件那次大,当时的全斗焕政府内部、包括其军队内部,也并未发生过任何可见的有利于民主力量的调整和演变,可是,面临着学生运动再接再励的冲击,那个在此前的冲击中就已产生深刻碎痕的政权却免不了一触即溃的结局。在上一个回合的搏斗中,你被击倒了,对方实际上也已精疲力竭。此时,未必需要什么新的援兵投入,你只要挺起身来再发起进击,对手就会彻底倒下。我并不是否认进一步更广泛的启蒙以发展壮大民运力量的意义,但是我再三强调的是,我们必须使原先已有的队伍重整旗鼓。比起补充兵源来,恢复士气更重要。在不满情绪普遍存在的社会条件下,信心就是力量。

从七六年“四人帮”束手就擒到八九年东欧各国专制政府的瞬间倒毙,我们应当注意到一个极为意味深长的现象:这些政权垮台得如此迅速和彻底,表明了反对力量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对方;然而仅只是在事变的前几个月或前几个星期,一般人还对当局谈虎色变。由此可见,专制政权到了后期,不是凭借真正的实力、而是凭借人们对其实力的夸大的幻象而维持其统治的。《三国演义》上“死诸葛吓走活仲达”的故事便揭示出这种幻象的真实力量。“幻象的真实力量”一语,从字面上看似乎是个自相矛盾的东西:不真实的东西怎么会有真实的力量呢?这不幸正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并不罕见的特大荒诞。无怪乎四百年前的英国哲学家培根要大声疾呼消除幻象了。一种旨在说明世界本来面目的理性文章,有时会比激昂慷慨的宣传文字更有力量,原因亦在于此。

一般来说,处于强弩之末的独裁者自己,往往并不受自造的幻象的迷惑,受迷惑的多半是被压制的民众。自然也有例外,如齐奥塞斯库。在齐氏垮台前不久举行的罗共代表大会上,齐奥塞斯库再度当选为总书记,并受到与会代表长达几分钟的起立鼓掌。中共“六四”屠杀后,齐氏立即代表罗共表态支持,当时的罗共党内也未听到任何公开的不同声音。对于熟知共产党运作特点的人来说,这种“一致拥护”的表面文章其实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它在一般民众,有时也包括当事者本人的心目中所造成的幻象却不容低估。当罗马尼亚人民在邻国人民斗争胜利的鼓舞下发起民主运动时,齐奥塞斯库竟然愚蠢到亲自召集群众大会动员镇压——他以为他仍然具有运动群众的魔力,实际上这种魔力早已丧失。齐氏此举,无异于为反对力量提供了一个绝好的集体行动的机会。千千万万心怀不满的民众聚集一起,在现场气氛的感染和鼓励下,不期然而然地迸发出多年抑制的反叛呼声,搞得齐氏大出意外、不知所措。此一场面经由电视直播而顷刻传遍全国,民主派、老百姓、靠边站的改革派头面人物、罗共内部大批望风使舵的机会主义者,无不从这一场面中看透了齐氏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幻象一旦消除,真实的力量对比顿时显现,齐氏纵然再调集亲兵卫队血腥屠杀,终究也挽救不了其身败名裂的最终结局。

对比之下,邓小平就精明多了,邓小平的精明之处恰好在于他深知自己统治的脆弱。他决不冒险去“发动群众”,他甚至不敢发动上层同僚。邓小平对胡绩伟、曹思源等发起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解决天安门问题的这一行动深恶痛绝,认定那是“支持动乱”。这个荒唐的罪名深刻地揭示出该倡议对邓小平权力的巨大威胁。虽说人大常委会一向被毫不冤枉地视为“橡皮图章”,但邓小平等人清楚地知道,倘若在开始杀人之前举行这样的会议,由于当时整个气氛,会议很难通过开枪杀人的决议,那就会使强硬派在政权内部的权威一落千丈。人大常委会会是如此,政协亦会是如此,中共中央委员会依然会如此,甚至中共政治局会议同样可能如此。君不见连邓小平一手点将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几次开会都总是以二票对二票,一票弃权而一再搁置下杀人命令吗?一旦强硬派在政权内部失去对多数的控制,再要一意孤行那就太危险了。是故,邓小平悍然“先斩后奏”:他干脆绕开了那些可能会使其权威遭受正面挑战的各种法定的决策机构和决策程序,利用他那未经内部挑战因而似乎岿然不动的权威直接诉诸军队、诉诸暴力,使生米煮成熟饭。从而限定了内部各种潜在的反对者的选择余地,迫使对方接受既成事实。最后,在重新夺回主动时,再补开各种会议对镇压决策予以追认。

简言之,齐氏之败,败在他自己都成了其权力无限的幻象的牺牲品;邓氏之胜,胜在他自己决不上这个幻象的当同时又用这种幻象去控制了对手。如果我们不能从此一事件中认清强硬派的虚弱本质,我们就正好做了幻象的俘虏。

然而,六四事件无疑起到了强化这种幻象的作用。当我在前面问到绝食勇士而今安在,上千万示威者而今安在时,我并不是要鼓励人们在现在就再度走上街头。就连南朝鲜的学生们也是在光州事件几年后才重新发起冲击的。当幻象成为一种集体意识时,它便具有一种真实的力量。在别人还在受幻象支配的情况下,你要冲击去,就会是孤单作战,很容易被当局镇压。尽管你明知那千千万万的旁观者心里都和你有一样的观点和倾向,只要他们也肯公开站出来形势便会截然改观,但那并不能改变眼下你孤立无援的可悲现实。毫无疑问,民运力量需要一个恢复士气、重建信心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一个再度解除集体幻象的过程。

再度消除集体幻象,只是一个时间早迟的问题。人心具有一种天然的自我恢复的本能。血腥屠杀可以暂时压服一批人不敢反抗,但它必然又会刺激下一批人进行更强烈的反抗。那些造成上一批人恐惧压倒愤怒的因素,同时也就是使得下一批人愤怒压倒恐惧的因素。《极权主义》一书作者汉娜·阿伦特之所以对人类战胜极权统治的前景抱乐观态度,就因为她对人类精神的新生能力坚信不疑。专制统治者知道,大规模镇压造成的威慑效应不可避免地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行褪色,为了延续其不可战胜的幻象,大规模镇压就必须“七、八年再来一次”。可是,要“收”必须先有“放”,问题在于,对于今日之中共,谁还敢再“放”一次呢?

民间力量信心与勇气的恢复会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加速这一过程。好比一个肌肉受到损伤的运动员,一味的卧床静养将导致肌肉萎缩,过早地从事剧烈运动则可能使创伤进一步恶化。明智的办法是有意识地进行适度的锻炼。“到天安门广场散步”、文化衫等方式,风险很小,却能有效地暴露当局的虚弱和紧张,有助于人们恢复相互之间的理解与共鸣,共同地感受到一种精神上的团结和隐忍不发的深厚力量。这些效果积累下去,就会对专制统治者构成越来越沉重的压力。

补充:苏联事件对中国政局的巨大冲击

就在我写下上述文字并准备交送杂志编辑的时候,爆发了震撼世界的苏联事件。毫无疑问,中国是受苏联事件冲击最为巨大的国家之一。苏联人民反政变的伟大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苏联共产党强硬派势力的彻底覆灭,给中国带来了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方面,它极大地加速了中国民主力量恢复自信和勇气的过程;另一方面,它促成了中共强硬派的精神崩溃。可以肯定,在一个短时期内,中共强硬派会由于变得更加敏感。因而会进一步加强政治控制。当一个人发现他脚下布满了爆炸品和易燃物质时,他怎么能不对任何一点小小的火星都紧张万状呢?中共的这种反应只是证明了自身的虚弱而决非相反。中共强硬派自知罪孽深重并预感大难临头,所以他们此刻会形成一种特殊的团结。这是一种最不稳定的团结。当只有一两点火星出现在地面时,这些人或许会同心协力争先恐后地前去扑灭;但是,当有较多的火星同时出现在好几个地方或者是出现了局部的引爆和燃烧,这些人便必定会争先恐后地四处逃逸、分崩离析。

就在苏共强硬派政变失败的第二天,中共当局再一次明确声称它将继续致力于反对“和平演变”。这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表白。过去,一直有人散布这么一种观点,按照这种观点,中共当局其实并不是反对自由民主,他们只是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切认识,考虑到在经济、教育等条件未成熟前先行开放自由民主必将引起天下大乱,故而采取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更为稳妥和平的战略部署。换言之,按照这种一厢情愿的自作聪明的观点,中共当局不是不想把极权专制演变为自由民主,他们只是唯恐“演变”不“和平”而已。我说这种观点是一厢情愿的自作聪明,因为它从来没有任何事实作依据。众所周知,对于那种其权力不受制衡的统治者们口头作出的美好承诺,我们若一味信赖,本身已属政治上的幼稚;对于他们口头上都不曾表白过的美好事物,我们若相信他们倒是实际上立志要做的,那就未免是自作聪明了,如果对于我们追求的美好目标,这班统治者们非但不实行,而且连口头上都不做任何应承,相反,他们总是一贯地否认它,并且极端凶暴残忍地压制它,假如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要相信他们和我们虽殊途但同归,我们就愚蠢得不可救药了。指明这个本来不值一驳、但居然长期流行的观点的荒谬性,也是我们要投入新一轮斗争前的一个必要的思想准备。

在两年半之前,一直有某些专家说,共产制度一经建成便不会垮台。在苏联东欧事件发生后,这些人又告诉我们,中国具有特殊的国情,中国的共产制度仍可维持相当长一段时日。悲观主义者永远能为自己的无所作为找到理由,但历史往往是乐观主义者们创造的。我不否认苏联、东欧与中国确实存在着若干差别。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这若干差别不仅包括中国不如苏联东欧的那些因素,而且也包括中国优于苏联东欧的另一些因素。否则你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偏偏是中国会爆发那一场在时间上更早、在规模上更大(除波兰外)的民主运动?正如我过去详细论证过的那样,中国八九民运的失败是一场比分相当接近的失败,是一场非必然的失败。因此,我们本来就不必一味悲观。而今苏联事件的发生,又为我们增添了一条极为重要的有利条件。如果说在现在有什么东西是妨碍我们在较短的时期内赢得胜利的最大因素的话,那恰恰就是那种以为我们不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赢得胜利的悲观主义心理本身。消除这种悲观心理,中国民主前景就会更乐观些。□

(1991年9月)

《从自由出发》(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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