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的真快，一转眼的功夫一九五六年的春天到了。在过去几年里，徐良的家除了一派欣欣向荣之外，变化巨大，大得可以比作喜马拉雅山山脉。在外面，徐良作为一千多人大工厂的厂长兼党委书记，干的像模像样有滋有味的，每年都超额完成预定的计划。在家内，孟慧给徐良添了个儿子，他就是我的好朋友小徐，并且已经一岁有余。对于孟慧来讲，由于工作的学校离徐良的工作单位较远，徐良通过关系把孟慧调到造纸厂子弟中学任教务处主任兼老师。孟慧在信号山的房子也不租了，她和她爸爸孟老爷子一起住进了徐良的新家。
徐良和孟慧在生活上也有明确的分工。即徐良主外，孟慧主内。孟老爷子在做饭和管理家内卫生上又是一把好手。如果家事太多太忙，比如来了客人什么的，徐良二话不说，卷起袖子就帮忙。所以这两口子的小日子过得既舒心又美满，既幸福又安逸。把周围的邻居馋得都红了眼，暗地里夸不离嘴赞不离口，好话多得都成了唱不完的山歌。有几位邻居羡慕得竟然每次看到徐良和孟慧两眼就发呆。有时候隔壁邻居家夫妻两口子伴嘴，女方一定会说：“你看看你，回家后不是吹毛求疵，就是吹胡子瞪眼的，仿佛别人欠你十根大金条似地。你也学学人家徐厂长，这么大的厂长回到家里忙里忙外的，对老婆百依百顺好得没法说。”
男方也豪不示弱：“你怎么不照照镜子和徐厂长的太太比比呢。人家既漂亮又能干。你看看你，腰粗得跟桶似地，脸大的赛蒲扇。”
“怎么？是不是嫌我老了丑了？当初你追我的时候说过我长的赛天仙，进了你的家门还没有几年怎么就改口了？你们这些男的没一个能靠谱的，都是这山看着那山高，都是看着人家的老婆漂亮，自己的丑。”接着或是黯然垂泪，或是把内斗进一步升级。
这一年，在国际上，劳民伤财的所谓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了。在国内，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和资本家的思想改造运动也已完成。该杀的地主富农也杀了，没有杀的也被监督起来。土地已经在中国政府的掌控之中。资本家手里的生产资料也统统归国家所有。该跳楼的资本家也基本上都跳光了。按道理讲，中国应该开始进入一个休生养息的和平稳定的发展阶段，毕竟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吃不饱饭饿肚子的人比比皆是。可谁能料到，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不但是一党专政，而且天性好斗，正在有意无意地蕴酿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运动。
这场运动之所以对知识分子打击之大，范围之广，纠其原因是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实质认识不清，对共产党在民主改革上的许诺抱以希望，心存幻想。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在当时的那种政治形式中，又有谁不被蒙在鼓里呢？不被骗的滴溜溜转呢？又有谁会想到连作为堂堂的国家主席毛泽东本人，竟然在光天化日广庭大众下都会出尔反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点诚信都不讲呢？
作为当时的在野党或反对党，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开始，就一直在为全中国人民画出了一张张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共产主义的神话为一体的，有着伊甸园风味的，令人垂涎三尺的大饼。而画出这些大饼的笔就是共产党那无缝不钻的革命宣传。什么在将来由共产党成立的新社会里，人人自由，人人平等，人人都当家作主，既有民主又有法制等等，把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迷得，骗得抛家弃业参加革命，追随共产党。共产党首脑的所在地延安一时竟然成为知识分子们向往的革命圣地。我现在写出来，自己想一想都感觉到可笑。比如，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在延安新华日报上发表的一段振奋人心的言辞就足以说明什么是宣传，什么是口是心非，什么是真正的坑蒙拐骗。毛泽东说：“为什么不搞多党制？怕什么？想来想去，可能怕丢失政权。为什么不搞司法独立？恐怕是怕被审判。为什么不搞宪政？怕不能以权谋私。为什么要搞党国？党无非是社团组织，怎么能代表国家？为什么不搞新闻自由？怕民众不再被蠢弄。为什么不搞民主选举？怕做不了官。”这段话说的多好啊！句句说到人民的心里，句句击中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的要害。因此，在共产党的宣传下，人民开始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失望，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开始支持拥护共产党，开始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产生不满。可是当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权的表现又是如何呢？大量的事实证明新中国的一党统治比国民党时期的更专制，民主比国民党时期的更落后，人权比国民党时期的更少的可怜。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成为毛泽东一人的党，中国人民成为毛泽东一人的奴隶，毛泽东让人民杀谁人民就杀谁，他指向哪，人民就打到哪。毛泽东本人洋洋得意地成为共产党幌子下的名副其实的黄帝。
不过，解放后共产党通过发动的土地改革等运动已经露出了它真正的闪着凶光的凤毛麟角，把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吓得瞻前顾后，敢怒不敢言。为了把中国的知识分子调动起来，给政府提意见，帮助政府改善民主，发展经济，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做为中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毛泽东反复强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这一次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们在亲耳听到毛泽东的那些讲话后一个个确信无疑，真得都相信了。于是，一时间，中国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纷纷响应党的号召，为政府献计献策，指出了政府管理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包括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和宗派主义的，也包括法制建设的，讲民主的等等。
当时，徐良所在的造纸厂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得到了许多先进的机器，厂里为此增加了几个新的车间，厂里在职人员的总数已经扩展到了一千六百多人。其中，知识分子包括技术员和工程师就有一百多名，分布在各大小车间的技术组和厂里新成立的技术科。
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孟老爷子领着外孙到楼下的花园处闲逛，孟慧出去买菜还没回家，徐良坐在书桌旁边喝着茶，看着报纸，脑子里开着小差，心想：“这些日子关于生产方面的会议，把我忙得不可开交，又来了发动群众给党和领导提意见的指示。到底是让谁去管这件事呢？”正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有人敲门。徐良急忙上前，开门一看，原来是楼上的张付书记。张付书记见了徐良满脸微笑先问了好，然后被徐良请到了客厅坐下。一阵寒暄之后，张付书记直奔主题，说：“徐厂长，关于群众给党和领导提意见的上级指示厂里准备如何进行呢？”
徐良心里一惊，心想：“我正为此事犯愁，不知道让谁去负责管理，没想到这个人自己跑到我的眼前。”徐良想到这里冲着张副书记一阵欢笑，说：“没想到咱俩想到一起去了。这样吧，你来抓一抓此事。”
“我？”
“对啊！你在调动群众积极性方面经验丰富，不找你又去找谁？”徐良说完亲切地拍了拍张付书记的肩膀，两个人对视了半天，突然同时哈哈哈笑了。
没想到一年以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权突然翻脸，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大打出手，颁布了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一时间共产党的各个管理层磨刀霍霍，整个中国乌云密布，云中蕴藏着绵绵血雨。
有人在私底下说，让毛泽东给我们作主，是他告诉我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没想到毛泽东脸皮比城墙还厚，恬不知耻得意洋洋公开声称，他说的这一切其实是为了引蛇出洞，是为了钓鱼。听上去似乎有点道理，不用鱼饵怎么能钓鱼？但毛泽东也不想想，作为中国的国家首领怎么能张口说瞎话？怎么能公开欺骗全国人民而得不到惩罚？现在中国到处是假冒伪劣，追根究底其根源就是来自毛泽东。
这一天徐良闷闷不乐地回到家中，孟慧见了劈头就问：“厂里到底有多少人被打成右派？”徐良把手竖在嘴唇当中，嘘的一声，把嘴凑到孟慧耳边，小声说：“莫谈国事。不该问的别问。”然后很自然地扭头环视。孟慧便心领神会，俨然像地下工作者见面传达接头暗号似地，小声回答：“家里没人。你紧张什么？厂里到底有多少人被打成右派？”徐良还是不放心，依然四周瞧了一遍，把拇指和食指环成了一个圈在孟慧眼前晃了晃。
第二天一大早，徐良便乘坐厂里的唯一的一部小轿车，驶向位于青岛市内的青岛市轻工业局。徐良一进局长办公室，余局长马上笑脸相迎，拉着徐良的手就坐在了沙发上。然后吩咐秘书倒茶水。为什么余局长对徐良这么好？原来两人不但都是专业军人，而且还是一个部队的战友。徐良当班长时，余局长身为付班长；徐良提拔为连长时余局长被升为付连长。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余局长成了徐良的上级。余局长用拳头装模作样在徐良胸前一击，高兴地说：“老伙计，近来如何？”
“还是那个老样子。天天有干不完的活。”徐良边笑边说，嘴上的笑纹套着笑纹。
“这次打右派你们厂里一共有多少名？”余局长最近迫于市里面的压力，不得不单刀直入正题。现在局与局之间在打右派问题上互相竞争，看看那个局挖出的右派最多。上级指示要深挖，广挖，绝不能让一位右派漏网。这意味着打右派要多多益善。所以每个局都争当先锋。
徐良“嗯”地一声低头不语。张付书记给了他一张上有十几位人名的名单，旁边还有被打成右派的言论。徐良看过后发现这些人都是厂里的工程师骨干，而且感觉到他们/她们所谓的右派言论也就是给领导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并没有一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机。徐良十分爱才，就私自决定暂时压下来再说。想到这里徐良无奈地摇了摇头，说：“厂里已经开了几次会，还没有发现一个右派。”
余局长听了后把脸一沉，小声地说：“老徐啊！你怎么这样糊涂。现在是运动，每个工厂，甚至每个局，每个省市都有打右派的名额。如果你挖不出右派，你们厂所有的厂长和书记就有被打成右派的可能。”
徐良听了吓得陡然浑身上下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小声回答：“真的？”
“我还能骗你！给你两天时间，快回去继续挖右派！”余局长说完就站了起来，两只手拉起徐良，然后把徐良推出了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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