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慧闪着明亮而纯净的目光，急切地问道：“哪后来呢？是不是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就到了这里？”
贵花的脸上浮出了苦涩之相，叹吁着，脑袋摇出了有苦难言的样子。
贵花母子俩上的那节车厢里放置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木箱子，所以贵花和李心就坐在上面倒也舒服，闲着无聊时就从车门缝里看着一闪而过的农田和村落。过了也就是半个多小时，外面空落落的田野变成了一片片望不到边的房子群。错落有序的街道，蜂拥在一起的人群和成排的高楼不时地在眼前闪过。最后这列火车在一座非常大的火车站的外围停了下来。后来才知道，前面的火车站不是青岛站，火车还需要再跑一站才到达青岛呢。
这列火车是临时停车，就像现在汽车在马路上遇到红灯一样。贵花怎么会知道，她从门缝往外仔细看了看，铁路纵横交错如蛛网，四周都是高大的楼房。贵花心想：“这不是青岛才怪哩。蒋师傅多次嘱咐，说火车停了青岛就到了。”但贵花忘了蒋师傅后面的那句话：“有人会送你俩出车站。”
贵花找弟弟心切。她一时兴奋，拉着李心就跳下了车厢，转身就不停地跨越着铁路，生怕有过路的火车出现。贵花拉着李心来到铁路边的人行道上时，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在喊。她顺着声音寻去，才发现从那列火车最后的那节小车厢的窗口探出一个人头，还拼命地朝着贵花招手，让贵花和李心到他那里去。贵花错认为那位师傅要和她告别，也不停地挥着手，还大声地说着谢谢。
贵花拉着李心就准备赶快离开这里，谁曾想人行道的一侧被高大的顶端拉着电线的铁丝网拦着。贵花没办法不得不拉着李心随便选了一个方向，沿着那条人行道，和铁丝网平行急匆匆而去。贵花心想这铁丝网早晚有个尽头。两人大约走了也就是五六分钟，就听到背后有人大声喊：“站住！你俩给我站住！”
贵花茫然地回头看去。只见两位警察朝着她俩跑来。贵花不得不停住了脚步。不一会，两位年轻的警察跑到贵花身边喘着粗气，叉着腰，一脸严肃的样子。其中的一位警察眼里冒着凶光说：“你们俩是怎么进来的？”
贵花怕给别人惹麻烦，不敢说是搭着火车来的，只能装傻支支吾吾的，还不停地翻着眼白。李心在旁边也配合着直摇头。
“跟我走，到派出所去。”那位年轻警察又凶着说。然后对旁边的那位警察耳语道：“你看她俩那样子，一看就知道是惯犯。”
于是，两位警察一前一后，贵花和李心走在中间。贵花不情愿地走着，心里就在想这次去青岛怎么这么倒霉，连这次算上已经是第三次和警察打交道了。
到了车站派出所以后，其中一位警察把贵花和李心领到了一间屋子里。里面横着排列着七八张书桌，椅子上坐着五六位警察正在唧唧喳喳地聊天。他们看到有人被带了进来便止住了话语。那位警察对贵花用硬的口气小声说：“站在这里不要动。”他说完就跑到一位有四十多岁模样的老警察身边小声嘟囔了几句。只见那位老警察笑着对那位年轻警察摆了摆手，意思是：“你可以走了。”
老警察便慢步走到贵花身边，上下打量了半天，指着旁边的几把椅子说：“坐吧！”
当贵花和李心坐在椅子上以后，一问一答开始了。老警察安照惯例先问了年龄和住址。接着老警察板着脸问道：“你俩是如何进入火车站的？”
贵花含糊其词地回答：“是——不小心——走进来的。”
老警察摇着头哈哈笑了两声，笑容猛地一收，哼了一下鼻子，说：“还不小心走进来的，连撒谎都不会编。我们这里是仓库重地，别说是人，就是一只苍蝇也飞不进来。”警察用毒得不能再毒的眼光盯着贵花，一瞬间，把贵花看得心里发毛。
老警察猛地拍了下桌子，大声说道：“你俩是不是扒车来到我们这里的？老老实实地交待吧，别再耍心眼了。”这位老警察经验丰富，一眼就看穿了贵花的心思。
“是扒车来的。”贵花心想宁愿自己受点苦，也不能把那蒋师傅的名字供出来。
“这就对了。说一说在火车上都看见了什么，拿了些什么？不要怕，只要交待的彻底，我会从轻处理你俩的。”老警察浅笑了几下，竟然把刚才硬如钢铁的语调变得软如流水。
“我们什么也没有拿。我们就想到青岛找亲戚，没有钱才扒车的。”贵花说话时一脸无辜的样子。
“看来你不想和我们警察配合了。”
“不是不配合。俺们就是扒扒车，没有拿任何东西。”
老警察深深地叹了口气，把手一摊，说：“那么只能委屈你俩在我们所里待两天了，等我们调查完了以后，根据调查的情况再对你俩进行处理。”老警察这样做有他的道理。最近有一批军用物资在这个火车站货运处卸的货，上级领导三番五次地指示一定要严阵以待，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贵花娘儿俩突然的出现对于这个小小的车站派出所来说则是件巨大的事情。经过上级领导的研究还提高了对贵花娘儿俩的“待遇”，当天就把她俩送到了当地的监狱，被当成重要嫌疑犯关押了起来，并且一关就是五天。
警察们经过严密地调查，并没有发现这批军用物资有什么缺失或遭到破坏什么的，于是通知监狱放人。
在离开监狱的时候，贵花脑子转的快，她心想：“你们想抓就抓，想放就放。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贵花对监狱看守员合情合理地说：“你们无缘无故把俺娘儿俩一关就是五天，至少要赔偿俺俩在精神上的损失。”
看守员听了贵花的话反而讥笑不止，说：“别的犯人听到被释放一个个乐得屁颠屁颠的，你俩倒好，居然在监狱住出了感情。那么就让你俩再待个十天半月的吧！”看守员故意吓唬她俩，还幸灾乐祸地用小眼睛的余光对着贵花眺着。“
贵花听了后到认了真，她拉了一把李心，然后一屁股坐在了牢房里，说：“儿子，咱就多住几日。在这里至少有饭吃，如果回家连口饭也吃不上。”
看守员一听急了，心想：“原来是俩要饭的。嗨！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他转念又想今天的任务之一是放人，如果连放人都完成不了一定会遭到领导的白眼。这位看守员想到这里脸上竟然涌出了服软的笑容，细声细起地说：“这位大姐，你就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吧！赶紧随我出狱吧。”
贵花见时机成熟便把徐良给她的家信递给了这位看守员，说：“你把我弟弟找来我就走。我弟弟是老八路，还是位解放军的团长。”
看守员听了贵花说的话心里就一哆嗦，心想：“别说团长了，就是营长咱也惹不起啊！”
看守员想到这里，一扭头拿着贵花给他的信直冲监狱长办公室而去。
监狱长根据信上的地址打电话给了当地派出所，经过反复了解竟然发现这个徐良和自己一样，也是老八路，也是山东军区出来的，也是转业军人。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俩在战争年代那会儿就认识，作为兄弟部队还经常接触。监狱长得知监狱里关押的竟然是徐良的姐姐就坐不住了，当天就派了辆汽车把贵花送到了造纸厂派出所。这一场莫名其妙的官司就这样有惊无险地结束了。
孟慧听了贵花娘儿俩这曲曲折折的逃荒经历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迟疑了好半天才意识到她听到的并不是传说或故事什么的，而是真真切切发生在贵花和李心身上的事情。
自从贵花带着儿子来了以后，徐良家虽然多了两个吃饭的，却少了寂寞，多了欢乐。质朴勤劳的贵花很快就适应了城市的生活，成了徐良家里里外外的一把手。每天第一个醒来的是她，最后一个睡觉的也是她。家里的饭她抢着做，家里的卫生她抢着打扫，出门买粮买菜是她，接送小徐到托儿所的还是她。一有时间贵花就搀扶着孟老爷子去赶海，家里那蛤啊，螺啊几乎天天不断。
为了自给自足，造纸厂领导经过研究决定把厂里的那一大块空地分给职工去种，徐良也分了一小块地。徐良住的小楼旁边也分到了有八九个平方米的土地。这一下可乐坏了贵花，英雄终于有用武之地了。
要说起贵花有多能干看看这两块小地就知道了。六月份还没有到，这两块小地已经扎上了有模有样的篱笆，油菜花开满了垄沟，云豆藤爬上了木架，西胡芦垂得像行军壶，黄瓜芽弯得像马尾巴。把孟老汉给欢得一有时间就在这两块小地旁边溜达，乐得一天到晚合不上嘴，得空就在孟慧面前夸奖贵花。街坊邻居看到徐厂长有这么一个能干的姐姐在私下不住地伸大拇指夸着。邻里的那些妇女同志们三天两头找贵花给她们解决在种田方面出现的问题，经常可以看到贵花像个大专家似地在别人家的地头上指指点点的，旁边围满了大姑娘小媳妇什么的，一个个专心致志地听着。一时间，贵花种瓜，她们种瓜，贵花种豆，她们也种豆，贵花简直成了造纸厂职工们在自给自足方面的领军人物了。在孟慧的帮助下，李心也在造纸厂职工子弟小学旁听。这一下贵花更没有后顾之忧。唯有一样令贵花担心，那就是自己的心上人大勇。贵花请孟慧给大勇写了三封信，发去了就像石沉大海一般没有回音，把贵花给惦记得一到晚上一个人的时候，眼睛里含着泪花，望着北斗星，望着家乡那遥远的地方。贵花不知道既思念又怨恨地在心里说了多少次：“该死的，你倒给我回个信，报个平安呢？你这不是要急死俺吗？”特别是在最近几天，贵花盼啊，盼啊，饭也吃的少了，笑容也淡去了，人也开始瘦了下来，黑眼圈仿佛像一块块黑云，干什么都呆头呆脑的提不起精神，走在路上低着头不停地踢地面上的小石子，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几乎每一个动作都带着和谁叫劲的样子。
就在贵花度日如年的一个下午，孟慧嬉皮笑脸地跑到了贵花的面前，手里举着一封信在贵花眼前舞动着，说：“姐，你家大勇来信了。”贵花听了以后竟然激动地脸都红了。她伸出颤抖的手指，指着孟慧手中的信，用抖动的声音说：“弟妹啊！快给俺念念。”孟慧把信封撕开，拿出了信纸念到：“贵花，得知你和儿子一切安好我非常高兴。多亏了你走后给我留下的萝卜和那一袋地瓜干，让我度过了这个艰难的冬天。现在开花结果的日子终于到了，我们又有吃的了。我现在天天忙着地里的活。县里也给咱们庄派来了支农小分队。所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代我向弟弟，弟妹和他们全家问好，想你！大勇。”
这封信比神丹妙药都灵，自那以后，贵花简直变成了孩子，一天到晚又蹦又跳的，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嘴里还经常哼着小曲，邻居请她帮忙总是爽爽地应一声，随叫随到。
然而，一九六零年李家庄秋季的收成比去年还差。由于饿死的人数不断上升，李家庄的劳动力越来越少，活着的人不是患水肿病，就是身体弱的没有多少力气，以致于许多年轻小伙子在地头上干活干不了多久累得两眼直冒金花，晕到在地的现象经常发生。所以大片的土地出现了荒芜。大勇几次来信万千的嘱咐贵花，有口吃的就是福，千万不要回家。归心似箭的贵花只好在弟弟家住着，一直住到一九六一年的秋天。
当贵花和儿子李心离开青岛的那一天，徐良，孟慧和孟老爷子把贵花娘儿俩一直送到青岛火车站。孟慧拉着贵花的手恋恋不舍，并千遍地叮咛贵花有时间一定再来青岛看她们，在青岛多住些日子。在火车开动的那一刻，徐良望着依然美丽的姐姐那渐渐模糊的身影哭了。
这次由人为的因素造成的大饥荒从一九五九年春天开始到一九六一年秋天结束，为时三年。在这三年中，受害的范围之大，饿死的人数之多已经创造了历史之最，触目惊心。仅贵花所在的那个乡镇，大饥荒前有人口四万六千。大饥荒后人口的数量减少到三万多一点。由于当局力图保持自己的光辉执政的形象，尽量回避自己所犯的错误（应该称之为罪），逃脱自己的责任，由此出现了对三年大饥荒的轻描淡写，或没有组织人力物力认认真真地对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全国饿死人数进行系统的统计，或做了对三年大饥荒饿死人数的统计，因为死亡人数太多不敢公布于众，导致了全国三年饥荒的死亡人数成为迷团。这就引出了对三年大饥荒饿死人数的各种各样的估计和比较准确的推算。中央党校估计的饿死人数是一千多万，许多国家领导人公开承认的饿死的人数达几千万，近年来有学者利用非常合情合理的方法进行推算得出的饿死人数是三千六百万，有人认为远不止这个数字，提出三年中饿死的人数达六千万。上述的这些死亡人数只是因饥饿直接饿死的人数，如果把因为饥饿引起慢性病而导致死亡的人数加起来应该比这三千多万的数字多得多.更何况在三年大饥荒中，亿万中国人民连温饱的生活都没有了，只能食不饱腹，饥肠辘辘地挣扎着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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