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姨妈（上）、表姐王宗敬（左）、蔡楚（中）和大表哥王宗祥
去年8月29日下午，我大表哥王宗祥在成都因病去世，享年83岁（1933年～2016年）。大表哥去世前，我小妹去363医院看他，大表哥脑梗后一时清醒一时糊涂。小妹在病房坐下不久，大表哥口齿不清地嘴里喃喃念叨：“外面有人在监视，喊你哥不要乱说，快走。”小妹没有马上走，他眉毛皱成一团，眼睛眯缝着左右顾盼，手指放在鼻口中间，非常小心神秘地又说“快走，外面有人监视”，然后脸涨得通红。可见，他临终时还生活在恐惧中，而且还挂念着我。
大表哥的祖籍在山西省太原市，爷爷王述斋，又名王作富，自清道光28年（1848年）即在成都学道街首建书坊——志古堂。其时，由于志古堂刻印的书选题对路，校勘与制版精美，从而深受当时文化学术界的好评。原四川总督张之洞、吴棠都曾先后捐资志古堂刻印出《许氏说文解字》、《望三并斋》、《韩诗外传》、《杜诗镜铨》等精美刻本。我外祖父邱光第（字仲翔），在志古堂校注了多部古籍，如《华阳国志》等，志古堂不愧为晚清四川首屈一指的书坊。
五姨妈邱淑琚（1914年～1987年），是我母亲唯一的胞姐。五姨妈毕业于益州女子中学。在二十世纪的初期，这已算受过良好的教育。1932年，五姨妈与王述斋的儿子王新培（祖佑）结婚，从此，便与志古堂结下了不解的因缘。
1945年，姨父王新培（祖佑）去世后，五姨妈邱淑琚即与王家婆婆一道艰难维持住志古堂的业务，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状况下面，五姨妈与志古堂员工一道担负起文化传承的苦苦生计。
大陆易帜后，开始一系列的运动。前朝的高官及亲属早已逃往海外，而人微言轻的小老百姓开始还以为得到“解放”，待运动一一展开，就感到自己变成了一叶颠簸在大海风浪中的孤舟，只能听凭风暴的安排。五姨妈就因为是志古堂的业主，加上家中有几亩薄田，1950年土改期间被划为“地主分子”，戴帽管制两年。志古堂自然只能关门“大吉”。抗美援朝时期，五姨妈又将志古堂的书板全部捐献给成都市人民政府，由政府派员运走，存于成都文殊院内。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除了其中一部分被当局选走外，其余不幸在文革中被作为“四旧”焚毁，而志古堂的匾牌，这块文化见证物，却于无奈中被五姨妈送到乡间亲戚家保存。
不无辛酸的是，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这块文化的见证物在乡间亲戚家也是秽物，亲戚只好把它反转扣在猪圈前面，作为粪坑的踏足板，反而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幸存下来。
五姨妈只被戴帽管制两年，没有像其他的“地主分子”帽子戴到死，还要由子女继承。究其原因，是大表哥在1950年初参军，当时在福建前线保卫祖国，作为现役军人的“光荣军属”，五姨妈戴一顶“地主分子”帽子，于当局的脸面也不光彩吧？
王宗祥表哥比我大12岁。小时候，我们两家在成都小淖坝街相邻而居。大表哥喜欢逗着我玩，而我经常为此大哭大闹，致使我上学前，声音一直是沙哑的。这是我在5岁前对大表哥仅有的记忆。
大表哥后来曾对我说：“小时候你扮刘师亮（注1），手拿一根竹竿，头上飘着顶戴，脸上挂着戏脸壳，模仿大白天提着灯笼在街上走。我给你抢了，你哇哇大哭，告给八姨妈，八姨妈去找我妈，才算了事。”
1951年，五姨妈用卖房剩下的家具作价入股，进入成都烟厂当工人。1954年，烟厂以资方人员为由，把五姨妈裁减回家。直到1957年，五姨妈在家以手工编织毛衣为生。1957年，五姨妈进入成都市卫协门诊部（后改名为成都市中医医院），充当一名挂号、划价、收费的勤杂人员。家中的书籍、字画全部荡然无存，剩下破裂的墨砚被垫在破柜足下作为平衡的支点。直到改革开放初期，王家的后人从香港来信寻找他们时，五姨妈还不敢回信，悄悄地把来信烧了，怕又来个“秋后算帐”。
1958年，我小妹蔡坤一被母亲送到五姨妈处寄养。后来，母亲遇难，小妹一度改名为邱坤一。小妹回忆说：“在大搞阶级斗争的年代，‘地富反坏右’，地主成分排在被打倒的第一位。五姨妈邱淑琚是我亲如母亲的妈妈，那个年代本人成分地主，度过了多么恐惧、屈辱、凄惶、卑微的几十年。现在想起来，她是多么自持、坚韧、清洁而又端庄。”
小妹回忆：“小淖坝街——成都市南门一条静僻小街。清末民国初，那个地方集中居住着官宦士绅、大商人家。小淖坝街31号，清道光年间即开设书坊“志古堂”的王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在那里居住。青砖高墙，雕花门楣，高门栏，厚重的双开木门。木门上装饰着一对青铜兽——护门神饕餮含着门环。门前有石狮，墙上镶嵌着拴马柱……这一切，似乎叙说着房屋主人当年的辉煌。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常到小淖坝街去，每月从我大叔处要三五块钱。每当我从这里经过，总不由自主惶惑地朝院里张望。那门前的石狮面目已经模糊，那三重天井阴深的四合院早已变成多户人家居住的大杂院。脑海里幻化出当年四川最早的书店‘志古堂’王家，八乘大轿迎娶五姨妈时的场景。当年王家娶的媳妇好漂亮：纤纤身段、白白皮肤、高高鼻梁；王家的娶亲好排场：小淖坝街上搭戏台、扯天花、放鞭炮、唢呐子吹得震天价响……虽然时过境迁，现谁家都巴不得是五代赤贫，唯恐粘上‘九种人’（即地、富、反、坏、右、关、管、杀、臭老九）和复杂社会关系（其中包括海外关系），可我大叔和邻居老人们那时还常常神秘兮兮、悄悄地向我叙说起当年的场景。”
1961年8月，我失学后，每天去四川省图书馆自习。1962年夏天的一天，在督院街东口巧遇表哥王宗祥。记得他当时身穿军装，肩上是中尉军衔，新婚后带着陈瑛表嫂回乡省亲。而我却是面黄肌瘦，头发凌乱，一双赤足。他询问我家的近况后，教训我：“不要不务正业，赶快去找工作，好帮助八姨妈（我母亲）”。我当时颇不以为然，心想：你在部队吃得一肥二胖，哪里知道蜀中父老被大批饿死——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但我没有吭声。
被冠以“革命军人”的表哥万万没有料到，他在福建空军地勤中被控制使用，一直不能入党。文革中即被军方审查，林彪事件后就被清理复员。表姐王宗敬的丈夫谷大哥也与大表哥同时被清理复员。
1971年8月以后，中国的临时工开始转为正式工人。当时，我在成都轴承厂做临时搬运工。直到1972年下半年，我看到厂里一批批临时工转为正式工人，却没有我。我在上班时遇到主管我们的供应科陈林祥科长，就问他为什么不给我转正，他说：“保卫科调查了，说你参加过反革命组织。”我又问：“既然说我参加过反革命组织，那么反革命组织的名称是什么？”陈无法回答。后来，大表哥悄悄告诉我，轴承厂的保卫科长是他的战友，保卫科长告诉他：“你表弟父子俩都是反革命，档案一大堆。”我这才知道我去世的父亲的档案放在我的档案里，这叫“子承父业”。所以，直到我1979年平反后，才转为正式工人。
小妹还回忆：“大陆易手后，老店歇业，家里开始还能靠变卖点旧物度日，经‘公私合营’老店亦被‘自愿捐献’后，就只有靠五姨妈四处做工供养一家人了。她总算在市中医医院有了正式工作，每月不过二三十块钱。还要供养隔房王婆母和其养女，直到文革前王婆婆去世和养女1965年高中毕业参加工作，其间还带上了我这个小幺女。
“文革中，五姨妈生怕被抓去批斗、陪斗，走路怕踩死蚂蚁，说话轻言细语，在街坊邻居面前从没红过脸的人，哪能经受在众目睽睽下弯腰挂黑牌，剃阴阳头任人唾骂的场景。家中残留的字画、折扇、照片、衣物等，烧的烧，送的送。明清留下的瓷器，凡有送子、富贵、仕女图案的一律摔碎。有把不锈钢刀叉，上面有“USA”字样。放在蜂窝煤炉上烧红后反复扭曲,完全变形才敢拿去丢掉。五姨妈一下衰老了许多，患上了哮喘病，烟酒吃得更厉害了。晚上气喘心慌恐慌得不能躺下，唯恐第二天被抓去批斗。背上垫着两床棉絮斜靠在床上，只有一针一针打毛线熬到深夜。
“从我有记忆起，五姨妈一直端端正正，斯斯文文，清清爽爽。她19岁生子，31岁守寡，直至73岁去世，42年时间，从未主动想要改嫁。只有一次，1954年大表哥从部队回家，听王婆婆告状说‘你妈要嫁了！’大表哥赶紧问了五姨妈，才知道有个烟厂的张老陕追求她。大表哥守到五姨妈哭了一场说‘我都这么大了你咋个还要嫁人呢？’那时，离婚、再嫁都是极丑的事。我是那天把我大哥写的回忆文章，交给大表哥看时才知道这件往事的。大表哥对我说：‘我妈唯一一次可能的幸福被我阻拦了啊！我那时才21岁。’于是，时年70岁的大表哥已泪流满面。”
1979年时，成都市某些人要自诩为中华文化的传人，异想天开地要为一己之利，修成都市的出版志。他们千方百计出重金要收购志古堂的匾牌，这时五姨妈和大表哥从罗家碾的粪坑上找回了这块文化见证物，其勇气和文化秉性却突然闪现出来。五姨妈同大表哥俨然拒绝了，他们的形象在我心中陡然高大起来。
小妹又回忆：“五姨妈肺心病晚期，于1987年2月住进了塑料厂宿舍旁边的363医院。后转为肺脑综合症昏迷了一段时间，于3月9日晚9点停止了呼吸。昏迷中她口中念念有词：‘1、2、3、4、5……’围着她的亲人们都不知道她在说啥！我站在她的病床边想起童年时我在药房里说过的话！可我何曾给她买过烟，何时供养过我五姨妈？她把我当亲生女儿看待，她老了病了，需要人照顾陪伴，我是否经常去伺候她？我忙，忙于挣文凭挣表现挣功名，到头来却一事无成悔之晚矣。而我慈祥端庄的五姨妈却常常孤灯独守，数着毛线针：‘1、2、3、4、5……’熬过凄风苦雨，严冬酷夏！恐惧、屈辱、孤苦、艰辛已经离她而去，只有机械有序地重复‘1、2、3、4、5……’”
二十年前我移居美国后，接受了亚洲自由电台记者的采访，亲属中谁也不知道，唯有大表哥告诉我小妹说：“在外台收听到你哥哥的声音。”可见大表哥的思想已有变化，而且十多年前中国社会的管控还稍稍宽松，“革命军人”已敢收听“敌台”。但是，大表哥临终前，却仍处于恐惧中。
《志古堂》从清道光28年（1848年）创办，到1950年9月停业，历经百年风雨。这样的文化传存书坊，清朝能支持，民国能容纳，唯有“人民共和国”不能容纳。最近，我在网上搜索到不少志古堂刻本。看来，把抢劫标榜成“解放”的红色传人们，又以“人民的名义”在继续新的生财之道，难怪他们要出重金收购志古堂的匾牌。
从“解放”到五姨妈去世，再到大表哥去世，已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怎么总是一辈辈人生活在恐惧中？
2017年4月1日初稿
2017年4月4日定稿
注1：四川才子刘师亮（1876-1939），原名芹丰，又名慎之，后改慎三，最后改师亮，字云川，别号谐庐主人，清末民初四川内江人，以“蜀中幽默大师”之誉闻名于世。传说中，他自幼好学，善做对联。当年，光绪和慈禧的讣告到成都，官方照例停止娱乐，以示哀悼。他写了一副挽联：“洒几点普通泪 死两个特别人”，横额是：“通统痛同”，因此被成都巡警道周孝怀，以刘师亮联意不恭，违犯警法，判处拘留三十天，后改为罚款三十枚银元示儆。二十年代，他在成都创办《师亮随刊》，曾以对联“民国万税 天下太贫”讽刺民国。民间传说刘师亮曾大白天提着灯笼在街上走，别人问他这是干啥，他说：“没光明,看不见。”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7年0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