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歌德”与“缺德”》

《河北文学》六月号发表了《“歌德”与“缺德”》一文,我们从中听到了与文艺界的解放思想、打破禁区、放手写作的一种极不和谐的声调,犹如春天里刮来的一股冷风,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

此文说:“坚持四个原则,在创作上首先表现为站在工农兵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树碑立传,为‘四化’英雄们撰写新篇。这既是坚持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的具体表现,又是人民感情向作家提出的创作要求。如果人民的作家不为人民大‘歌’其‘德’,那么,要这些人何用?”这就是说,衡量文艺创作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首要标准,就是看作家是否在作品中,为工农兵英雄人物树碑立传,如果是这样,那便“是坚持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的具体表现”,否则,对不起,“要这些人又有何用?”在作者看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是对作品思想内容的总的要求,而仅仅是对选择什么题材、塑造什么人物的具体要求。这不但是对文艺领域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片面狭隘的理解,而且是曾经统治文坛十年的“根本任务论”的老调重弹,是貌似正确的谬论,而其语气又何等霸道!简直要把同他看法不同的“又有何用”的作者开除出文坛了。

这位自居于“歌德派”的卫士应该是最善于“歌德”的作者了。现在,我们且看看他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歌颂“样板”:“现代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大汉轻轻叩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为何不可‘歌’其‘德’?”

既然我国无失业之忧,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讲到“今年计划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安排七百多万人就业”,岂非多事?既然没有失学之忧,那么,华国锋同志报告里讲到:“继续扫除文盲和普及小学教育十分重要。这个任务本来早就接近完成,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倒退了多年”岂非成了“空论”?这种闭眼不看事实、说假话、讲大话的“党性”,请问属于谁家的党性?

至于他所写的没有小偷强盗的世外桃源,也都是粉饰太平的浮夸不实之词。如果照他的估计,公检法人员大可高枕而卧,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有些法律条文也是多此一举。这一切不实之词,连小学生也能指出其全是虚妄。显然,这个看法跟党的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精神大相径庭,也跟全国人民的切身体验大不相同。我国虽则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有着几千年封建制的历史包袱;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即使发生小部分的人失业、失学、偷盗和一部份农民口粮不足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用不着说假话来遮遮盖盖。何况还经历了林彪、“四人帮”的浩劫,在这十几年的停滞、倒退中积累下来的问题更是成堆成山。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回避它们,而是正视它们,才能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然后才能解决问题。此文的作者既然是带着特别的眼光看待当前的形势,他对其它问题的看法也不能不是颠倒的。他在此文中说:“鼓吹文学艺术没有阶级性和党性的人,只应到历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义大师们的腐尸中充当虫蛆”。这种泛批一种观点的辱骂,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战斗风格。如果在报刊上公然有“鼓吹文学艺术没有阶级性和党性的人”,那就可以直接点出来,摆事实,讲道理,予以批驳;但如果是向壁虚构的,那就不好了:假如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则属于“四人帮”之流惯用的伎俩,我们决不应步其后尘!

《“歌德”与“缺德”》一文的作者还说“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则只能诅咒红日”。这是指什么呢?面对现实,想来想去,只能有一个解释,即凡揭露林彪、“四人帮”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下所造成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冤案、假案、错案等等血腥罪行作品的作者,便是“善于闻腥的动物”了。其实,人民看到这些作品,特别解气,非常欢迎,而这位“党性”特强的同志却辱骂这类作品的作者是“动物”,为什么要这样暴跳如雷呢?他不用“恶毒攻击”这个已被历史废弃了的词儿,而是用“诅咒红日”取而代之,可谓用心良苦。但他对这两年来文艺上开拓的新领域、新境界,所取得的新成就,倒是满口的“诅咒”之声。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施行愚民政策,总是夸大狂式地宣扬“老子天下第一”,一切都是中国的好。他们是依靠闭关锁国政策来维持他们的“夜郎自大”、“惟我独尊”,并采取自欺欺人的掩盖真相的宣传方法,绝对不谈我们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以便欺骗人民。粉碎“四人帮”后,为了拨乱反正,我们就是要实事求是地承认我国在某些经济、生产、科技、文化等等领域是大大落后了。一个唯物主义者,就要有勇气承认这种差距,有了这种认识,就会激励我们为早日实现四化而努力,按照我国的实际需要,有选择地积极向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学习。但是这一位作者却对此事大加挖苦道:“那种昧着良心,不看事实,把洋人的擦脚布当做领带挂在脖子上,大叫大嚷我们不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人,虽没有‘歌德’之嫌,但却有‘缺德’之行。”只差没有骂我们是“崇洋媚外”、“洋奴买办”了。

接着,这个作者还训斥道:“文艺工作者应是‘社会公仆’,为什么不去歌颂他们?吃农民粮,穿工人衣,摇着三寸笔杆不为国家主人树碑立传,请问:道德那里去了?”读了这番话,使我马上联想到江青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一次训斥文艺工作者的话:你们“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工农兵,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除了一个讲“良心”,一个讲“道德”有所不同外,其斥责之声何其相似乃尔!这就像挥着鞭子的奴隶主,假借“工农兵”的名义,对奴隶们训斥道:你们吃我的饭,穿我的衣,住我的房,还不给我卖命!

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我们都是吃农民的粮,穿工人的衣,我们就得反映工农的愿望和呼声,体恤他们的疾苦,并揭露侵犯工农利益的歪风邪气。而那些对人民的疾苦熟视无睹,专会说浮夸的漂亮话,一贯以“歌德派”自居的人,你的“良心”和“道德”到那里去了?

像这样的盛气凌人、出口伤人、棍捧交加、帽子乱飞的文章,已有两年多不曾见面了,本不值得一一理论,不过此文还给我们提出了两个有关文艺理论的问题:一个是如何理解暴露与歌颂?一个是文艺如何配合实现四化的中心任务?应当进一步加以澄清。

在文艺创作上,硬性规定: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和人民内部只能歌颂,不能暴露,这是不懂艺术规律的想当然的说法。须知,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在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对待党和政府的干部,其光明面当然要大力歌颂,但对其阴暗面和发生的悲剧,是不是允许暴露呢?有一些人是反对暴露的,在文艺作品中,如果一出现暴露了真实的描写,就会有人暴跳如雷地加以斥责,所加的帽子“丑化社会主义”、“诋毁无产阶级”、“攻击党”……等等。这是由于长期流行这么一条法则:把红色的歌颂之花赠给工农兵、革命干部和社会主义体制,把暴露的讽刺的黑色之花扔给资产阶级以及“臭老九”。历观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文学艺术实践,证明这一杜撰的法则,实际上成了扼杀文艺创作,并导致文学作品千篇一律、公式化、模式化的原因之一。

对待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对待党和政府的干部,对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的阴暗面和发生的悲剧,只要是生活真实,是典型,应该允许暴露和讽刺。暴露也好,歌颂也好,都是作者拥有的创作自由的必要的手段。我们所以不赞成“歌德派”或“暴露文学”这种词汇,就因为在文艺作品里,歌颂和暴露总是兼而有之,或者是交替使用。单独的歌颂和暴露的作品虽不能说没有,但为数极少。我们没有必要把歌颂与暴露作机械的分切。读者和文艺批评家所要求于作者的,首先问作品是否符合生活真实和历史真实,只要符合生活真实、历史真实者,不论暴露也好,歌颂也好,都会给人以教育,都是受欢迎的好作品。

试以众所周知的文艺作品为例: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受到斯大林赞赏的剧本《前线》,对红军高级将领戈尔洛夫就是作了无情的暴露,对一个报社记者专门报喜不报忧的“客里空”也作了讽刺性的揭露。这个剧本在医治红军指挥员的思想僵化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我国在五十年代涌现出不少敢于揭露现实生活中阴暗面的作品,最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印行的《重放的鲜花》,这里汇集了优秀的干预生活的短篇小说和特写,此外还有话剧《布谷鸟又叫了》、《毒手》,以及电影文学剧本《洞箫横吹》等等,这些作品至今看起来还是那么激动人心。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总是站在时代前列,敢于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那时这种矛盾尚处于萌芽状态,敏感的作者就已经发现并反映到作品中来。他们始终站在人民方面反映人民的呼声和愿望,敢于说真话,同时也帮助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了解民间疾苦,便于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这一类曾被某些人挖苦地称为“暴露文学”的作品,较之那种粉饰太平、专说假话为己任的“歌德派”的虚假文学(面前就有上面提到的那种牧歌式的赞美诗的例子),不知要高明多少倍。从思想性和艺术性来说,前者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而后者只不过是庙堂文学或宫廷文学的翻版,在文学史上是没有地位的。

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里,就指出了当前应予批判和揭露的内容:“克服官僚主义和保守习气,及时揭露可能出现的蜕化变质份子、贪污盗窃份子、反革命份子、刑事犯罪份子,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些人认为,义务和纪律只是为老百姓规定的,而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却只有权利,没有义务,可以不守纪律。……我们虽然早已彻底消灭了封建阶级的统治,但是主要是封建秩序所遗留的特殊化、走后门、压制民主等歪风邪气,至今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由此可见,以文艺为武器批判和揭露这些反面现象,也就是暴露我们这个社会的阴暗面,实际上是匡正时弊,不但不能斥为“缺德”,而是应予提倡、应予保护的。为什么我要提出“应予保护”呢?因为考虑到我国几十年来早就有说假话有赏,敢于说真话、揭露某些当权者的缺点错误的人则要受欺压的严酷事实,所以需要特别加以保护。华主席最近又重申实行“三不主义”,这就是有效的保护措施。

第二个问题就是文学上如何写四化?按照《“歌德”与“缺德”》一文的说法,只许我们写两种题材:一是为无产阶级树碑立传:二是歌颂为四化而奋斗的英雄。其实,这种新的条条框框仍旧是过去“写中心,演中心”的旧病复发。我们主张作者们努力去表现向四化进军征途中的新人新事,跟上时代的步伐,为这个伟大的新长征架桥开路。这是我们作者面临的新课题和光荣任务。但难道在百花齐放的号召下,只许放两朶花吗?提出这样的口号,口口声声讲的是阶级性、党性,细究其实质,仍然是在漂亮的革命词藻掩盖下的极左思潮的表现。

至于认为揭发林彪、“四人帮”残害人民罪行的文艺作品不可太多,这种看法也是片面的。抗战八年,我们写了多少文艺作品!而林彪、“四人帮”在我国肆虐有十余年之久,其罪恶是罄竹难书的。我们运用文艺武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种种罪行还只是开始,今后应该在思想上、艺术上更深刻,更成熟地来反映他们所造成的种种劫难,这正“是人民感情向作家提出的创作要求”。这样的作品是为人民所需要的,读了这些写得生动、深刻的作品,就越是能激励人民坚决铲除孳生林彪、“四人帮”的根源,为实现四化而奋斗的斗志。正如最近报纸刊登辽宁张志新烈士被林彪、“四人帮”残酷杀害的案件,她的被害,是血淋淋的,读了报上的报导是不能不流泪的。但在流泪之余,却能激励我们为保卫社会主义法制、为保卫党的原则而献身的精神。

我们曾批判过十多年前张春桥之流喊出的一个口号,叫做“大写十三年”。谁要不“遵”他们的“命”,就叫做“不务正业”。我们批判它是束缚作者手足的极左思潮。如今《“歌德”与“缺德”》一文中规定只能写两个内容:为工农兵树碑立传和写四化英雄,这比之那个“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还要“左”,能写的期限还要短,能写的题材还要狭小。

在标榜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旗下,贩卖极左思潮,反对“双百”方针,这是我们决不能容忍的!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日大陆《光明日报》,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转载)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编者注:为纪念王若望先生,本站特转此文。文章的观点,并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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