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玖兴先生是我博士论文导师及答辩会主持者。那是1985年,凛冽之冬。

虽然很早就读过玖兴先生的一些经典译作,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节选本等,后来也读了他翻译的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雅斯贝尔斯《存在哲学》等名著,其铨译的字斟句酌精雕细刻严谨庄正,令人叹为观止。然而,至当年答辩前,我却与先生未曾谋面过。犹记答辩前夕,笔者前往迎迓专程自京赴沪来复旦主持答辩的先生。初一见面,印象颇深,遗留至今。当年人们曾见惯了学界士林之风:大概是去文革不久吧,多数师长们余悸犹存,无形之中若隐若现某种“夹着尾巴”之余风;仪态过谦,举止内敛,言谈低调,着装随俗。然而,玖兴先生不同,迎面而来,自有一股轩昂之概,衣着亦颇考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的中国学术界,可称异数;用时下语言,即所谓“范儿”犹存吧。

玖兴师高大其身,深广其额,慈眉善目,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言谈之间,虽仅片言只语,然师学之渊广,师论之缜密,师道之温润,已跃然而出了。先生确实堪称中国大陆的几位硕果仅存的哲学家。

当年笔者(自1981年起)师从全增嘏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不意在临近答辩前夕的1984年,全老先生遽归道山,先师的同仁及弟子极尽哀伤,痛悼学养深厚而一生曲折跌宕风中摇曳的全老;与此同时,校系方面亦承师愿聘请远在北京的王玖兴先生,接续全先生的教鞭,继之指导我们的博士论文并准备答辩。

先前,我仅知道王先生是德国古典哲学乃至欧陆哲学的大家,且对中国哲学造诣颇深,然而令笔者意外的是,在指导笔者论文和主持答辩时,发现玖兴先生对英美哲学、对经验主义亦有深入全面的洞见,对分析哲学亦侃侃而论,褒贬有自。笔者论文题目是《怀特海哲学的转折与价值论》,怀氏乃英美哲学大家,同时拥有打通当年欧陆传统与英美传统之间的森严壁垒的鸿鹄之志;而怀特海对中国哲学亦深怀敬意。在所有这些层面,玖兴先生皆有精深识见,对笔者论文所涉问题如数家珍,对笔者的理据常有问难,一来一往,师生之间交流深入,当年深受教益,讶异与敬佩油然而生。

犹记答辩当日,氛围肃然,前来听会者不少,也许与所谓“首场答辩”有关(该答辩是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外国哲学史博士论文的第一场)。三十一年过去,当时的问难与答辩的具体内容大多已不复留存于脑海,只有两点印象,刻印至今。

由于玖兴先生先前对我的指引和辩难,笔者那场答辩会总体而言进展颇为顺利。然反思彼时的我,鉴于年轻燥急气盛好论,因而每问必覆,每疑必辩,每异必驳,戚戚于证明自己。玖兴师两次峻急示我,不要急于反驳,不要汲汲于论证自己的正确,多听多思,方为学大道。现在回想,玖兴先生之言旨,既深且远。年岁越长越是深切感到,真正的学术创获并不总是在正反方激烈辩论中出来,它常常在历史的流程里自我呈现,自我显豁,自我澄明。老子曰“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庄子曰“大辩无言”,诚哉斯言。从长程的视野看,这并非无原则的犬儒之态,事实上,在某些超越性的深邃问题上,常常为应循的运思之道。

此外,笔者拜师求学历程中感触最深者,莫过于与前辈学人的某种心灵感应,即所谓中国学界内的“隔代遗传”现象。当年,甫一接触玖兴师,顿时生发出一种“心有灵犀一点通”之感。这种感受,在笔者自己早先接触全增嘏师、洪谦先生和冯契先生、陈圭如先生时就已产生。不知何故,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大学校园里,特别在人文与社科领域,二、三、四十年代受教育或留学海外的老学者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进入校园的年轻一代学子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共鸣之处甚为深广,这两代感情上相通,精神上默契,似乎双方有某种特殊的缘分:一触即发,一点就通。这是一种颇为奇异的学术传承和精神繁衍现象,在世界学术史上并不多见。譬如,当年在论文写作时,笔者由于文中主题涉及维也纳小组等诸多事宜,曾携问题专程前往北京洪谦先生家中请益。作为维也纳学派在中国的传人,洪先生仙风道骨,精神矍铄,谈锋甚健,竟然一气聊了好几个小时而意犹未尽,师生间意气之相投,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特别意外的是,回上海后不数日,忽然收到洪先生亲自由北京寄来的一个小包裹,打开一看,竟然是我的一只圆珠笔!先生亲笔信函说我上次去他家造访时,遗忘了这只笔在那里,特此寄还云云。此事使我愧疚之余不由相当震动。在我辈看来,区区圆珠笔,癣疥小事一桩,弃之可也,何劳烦年事已高的先生亲自出门邮寄。洪先生这种一丝不苟的做派,在如今“新新人类”的眼中,必被讥为无可救药的迂腐。我却在自己后半的生涯中慢慢憬悟到这个“小”中所蕴涵的学者之“大”君子之“大”。在玖兴先生身上,无论为学还是为人,这种认真谨严精细近乎古板的德国做派,也是随时闪现在一桩桩微不足道的细节之中的。

自然,回望当年,对玖兴师这一代中西贯通的学人,恐怕其最大的憾事,莫过于在其创造力充盈的盛年,囿于客观环境,他们无法构筑并完成自己独创的学术体系,甚至连一本有自身独立思想的专著亦难于写作出版,而这一批学人本是当时中国的一时之选,是最有学力才力资格去完成自己的学术大业的。这当然不是个人现象,而是时代使然。

不过,尽管如此,玖兴师在客观环境约束下,透过移译经典名著,尽其所能把可能的学术事业在界限之内撑到了极致,达到了最远的边界。十年磨一剑,完成了可以藏之名山的经典译作,给中国的学术界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石。然而即便这种带镣之舞也并非时时可得。当我知道,玖兴师所从事的这唯一的精神工作在文革时亦被判了死刑,他不得不在静谧之夜铨译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每当天色微明,他就必须把译稿藏在石头之下。直至文革终止,这些珍贵的译稿才终于得见天日。每念及此,笔者常常怅然良久,痛彻心扉,不能自己。

纵观历史,文明就是靠玖兴师这样的士人们可歌可泣的坚韧精神勉力撑持而代代传承下去的。离开了这些传薪者,学术道统势将断裂毁弃,堕为蛮荒;文明世界势将毁于一旦,沦为废墟。过往的人类史,此类悲剧曾屡屡降临不绝于册。在这种意义上,玖兴师不仅堪称学术大家,同时也是文明之间的桥樑,是文明世界的拯救者守护者和传薪者。

谨以此深怀先师王玖兴先生!

(此文原为《清华西方哲学研究》纪念王玖兴先生专栏约稿)

《纵览中国》April 2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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