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1月
251.巴县之行
一位北京同学建议我们到附近的巴县去一趟，据说那里的运动刚刚发动起来，急需外界的支持。我们正呆在重庆没事干，好象成了旁观者，如今有了直接参与的机会，于是便欣然前往。
我们到了巴县的一个人民公社，见到了当地的农民造反派——大多是年轻人，为首者是个二十上下的小伙子，样子聪明伶俐，还带着几分顽皮；另有一位乡村女教师，看来也是个重要角色。我们立时被奉为上宾，有如被派往小国的大国使节。农民造反派向我们讲述了当地的运动情况，恳请我们给予帮助指点。虽然此前我们素不相识，我们不过是来自成都的几个普通学生，又不属于什么响当当的造反派组织，可是他们却对我们表示了极大的信赖。这大概是当时的普遍现象。文化革命的烈火既然是从北京烧向外地，从城市烧向农村，从学校烧向其他部门其他行业；因此，来自北京、来自城市、来自大地方的学生，一旦到了外地、到了厂矿农村、到了小地方参与当地的运动，常常被当地的人们当作先知先觉，格外受尊重。过去，学生们被安排下厂下乡，是拜工人贫下中农为师，接受教育接受改造；现在，学生们到工厂农村串连，却是向工人农民传播革命道理，发动群众闹革命。在新的一场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似乎又一次充当了民众的启蒙者和组织者。在一班富于革命浪漫幻想的学生的心目中，那简直就是回到了五四时代，回到了共产党早期革命的时代。
我那时倒不曾如此想入非非过。这或许是因为我对那些革命的历史故事本来就缺少浪漫的憧憬。以前读这些故事，我也受感动，也表示要向革命先辈学习，但是我所谓的学习，是指学习他们的品质，学习他们的精神；我很少把自己摆进去，把自己设想为其中的某种人物。因此即使遇上了眼下这样轰轰烈烈的场面，我也很少会生起那种生动的联想和角色的比附。文革中，许多年轻人表现出狂热的激情。在相当程度上，这种激情乃是模仿的产物。我是到后来才注意到这种现象的，此处暂且不论。
自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我对文革的意义有了新的理解，因而我比先前更积极更主动。但与此同时，那种长期淤积胸怀的疏离感或曰边缘意识却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举个例，那时候，红卫兵、造反派们讲话写文章，很爱引用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的一句话：“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我也很喜欢这句话，喜欢它那当仁不让的气概；可是，这话要让我自己来说，似乎总有些不自然。我对文革的投入总是达不到我以为应该达到的浑然一体的境界。这或许是我当时缺少高度兴奋与激情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252.“子教三娘”
农民造反派征求我们的意见，我提议召开一次各级干部大会，由我给大家讲解文化革命的意义。如今，大大小小的当权派几乎都遭到批斗，想必有不少思想问题。我自以为对毛主席革命路线颇有心得，正好向这些对文化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干部们作一番解释。
大会在公社所在地的一片广场上举行。三级干部——公社干部、生产大队干部和生产小队干部——差不多都到齐了，此外便是当地造反派和一些看热闹的农民。大会只有一项内容，就是由我作报告。这是我在文革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公开演讲。
首先，我引述了毛泽东的一段话，“过去是三娘教字，现在是子教三娘。”我讲道，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半年多，广大革命群众无不欢欣鼓舞，斗志昂扬；可是，绝大部分干部却依然对这场革命很不理解。接下来，我讲到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伟大意义，那就是反修防修。这就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发扬造反精神，以“四大”为武器，对各级领导干部实行批评监督，揭发批判一小撮走资派。过去，许多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尤其是听不得批评意见，动不动把人家打成反革命。这就叫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大量引用毛泽东在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并略加发挥，“要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不让人讲话，象楚霸王，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然后，我又讲到要相信群众，要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大不了调换工作或降低职务，一样还是干革命。再说，换一换环境也有好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学到许多新东西；如此等等——这其实也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过的内容。
我讲了大约四五十分钟，以漫谈式的口气。文革中的讲演，流行的风格是慷慨激昂，疾言厉色。我当时也不是有意地排斥这种风格，只是一进入主题，有许多道理要讲，生怕别人听不明白，那语调自然就和缓了。讲完后，几个同学走上前来，称赞我讲得有水平。公社书记则连忙对我说“很受教育很受教育”。我不知道台下的听众究竟听懂了多少，想通了多少。从公社书记那付诚惶诚恐的表情，我猜想他一定有如释重负之感。开会前他想必很紧张，以为我们这伙天兵天将要把他们押上台坐喷气式呢。
事后我才发现，我这次讲演竟然没有提及时下正在开展的夺权斗争。这种遗漏多少表明了我对“打倒”、对夺权一类问题其实没有太大的兴趣。我最关心的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我所理解的批判反动路线，主要就是不准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依我看，象现在这样，群众可以给领导提意见，领导不能把群众打成反革命，这就很好了。自由主义认为，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权力由谁掌握，而在于权力有没有限制。当时的我自然还不是自由主义者，不过若说我具有朦胧的自由主义倾向，那应当不算夸张。
253.参加农民的批判会
为了表示对当地农民造反派的支持，我们参加了几场他们举行的批判会。
农村搞文革有很多技术上的困难。农活耽误不得，绝大部分农民只能业余闹革命；农民中识文断字的不多，写大字报显然不是他们的长处。农村地广人稀，组织什么活动都不容易造成浩大的声势。于是，造反派们便加强串连，互相声援。今天，你带领一群人到我们公社参加我们的批判会，明天，我带领一群人到你们公社参加你们的批判会。巴县地处山区，各公社间相距很远；去别处开一场个把钟头的批判会，来回一趟就要花上大半天的工夫。其他农民都留在地里“促生产”，只有少数几个造反派整天跑来跑去“抓革命”。相形之下让人觉得有些不自在。我们很快就发现，乡下人对文革远远不如城里人那么热心。事实上，在整个文革中，农民们都只是在扮演跑龙套的角色而已。
农民们开批判会，内容更是千篇一律。这也难怪。文化革命既然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因此，越是意识形态因素浓重的地方，搞起文革来才越是有戏可唱。再说，一般农民都没什么文化，对意识形态那套东西弄不清楚。倒是那些上过学的年轻人，还有乡村教师和知识青年，在农村的文革中表现得比较活跃。文化革命，一方面是重点打击有文化的人；另一方面又是唯有有文化的人才易于崭露头角。无怪乎讲起文革那段“峥嵘岁月”，苦不堪言的是文化人，眉飞色舞的也是文化人。
批判会照例是批判干部。即使批判内容和当地干部没什么关系，也少不了拉些干部站在台上。只要台下有人点到某个干部的名字，无须讲出任何理由，被点名的干部便马上乖乖地走上台去，站在被告席上。台上常常是一站一大溜。我觉得打击面未免太宽了，本想会后向头头们讲一讲；但等到会开完，我发现那些被批斗的干部立刻就和其他群众混在一起，彼此都是若无其事的样子，好象刚才的一切不过是演戏，于是又打消了劝告的念头。这和城里、学校里的情况很不一样。在城里，在学校里，被批判的人下来后少有不灰溜溜的，周围的群众也很少不作出划清界限的姿态。我宁可赞成农民们这种不刻意划清界限的态度；但也有些困惑，不知道那究竟是因为农民们更朴实，更不装腔作势呢？还是因为他们觉悟低，对文革更不理解更不认真。
农民们开批判会，全靠集体呼口号来增加气氛。人们上台发言，正文没几句话，结尾的口号却一大串。大会通常派有专人负责领呼口号，但台下群众有好表现的，也动不动就站起来高呼口号。只要有人带头呼，大家就都站起来跟着呼。领呼口号者往往不理会台上人的发言，不懂得有针对性地选择口号，而是不呼则已，一呼就从头呼到尾，把口号单上的口号或自己记住的口号统统呼完。例如呼“打倒”，必定是从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呼起，接着呼打倒李井泉、打倒廖志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打倒任白戈（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然后再把县委第一书记、区委第一书记、公社书记、大队书记依着顺序“打倒”一遍。有时候，一轮口号呼毕，人还不及坐安稳，便又有人呼起来，大家又只好站直了继续呼。真是既烦人，又好笑。
254. “保皇到底，就是右派！”
造反派呼口号，有几条是专门针对保守派群众的。其中一条是“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这条口号的政策性很强，很正规，很正统，因而很流行；但正因为如此，有些人便觉得它太温和，不来劲，不过瘾。因此，他们又发明了几条更激烈、更凶猛的口号。例如“保皇有罪，罪该万死”——这分明否认保守派是“受蒙蔽无罪”；不过有趣的是，许多人常常是两条口号一起呼，一点不觉得自相矛盾。其实，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口号就是口号，要紧的是能打动人心，用不着逻辑严谨。当然，他们对这番道理多半并没有自觉的领悟。他们只是在宣泄情绪，实行吓人战术。
还有一条口号更有意思，叫“保皇到底，就是右派”。在巴县农民的批判会上，群众一再高呼这条口号（以前我好象没有见过这条口号）。初听之下，我觉得象小孩吵架回嘴。保守派不是老说造反派是右派翻天吗？如今造反派则用同样的办法回敬：你们说我们是右派，你们才是右派呐。再一回味，我发现其中有股不平之气。提出这条口号的造反派大概是意识到，在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对垒中，造反派的地位更脆弱。倘若保守派得胜，造反派就会被打成右派，划为敌我矛盾；但倘若造反派得胜，保守派被定性为保守派，保守派还是会算成人民内部矛盾，因为保守只是错误不是罪名。保守派赢得起也输得起，造反派赢得起却输不起。所以，造反派感到不满意，还感到不安全。
其实，造反派的不安全感由来以久。在前阶段造反风潮中，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一方面，造反派造上级领导的反，譬如说，冲击他们的会议，封掉他们的报纸；另一方面，造反派又执意地要求作为其造反对象的上级领导表态承认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那时我是局外人，体会不到当事者的不安全感，只觉得他们这种做法有些滑稽。
为什么当“老保”比造反更安全、更保险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保守派之为保守派，就在于他们更遵循共产党传统的组织原则，努力维护上级领导的权威。过去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中流传一句话：“宁犯政治错误，莫犯组织错误。”这就是说，当你认为上级领导是错误的时候，宁可跟着领导一块错，也不要为了坚持你心目中的正确而反对领导。遵循组织原则的最大好处是免去了个人责任，或者说是把个人责任减少到最低程度。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冲垮了传统的组织原则。毛泽东主张：“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该无条件服从，而应该坚决抵制。”但即便如此，维护上级领导仍然是一件风险更小的事情。就算你保错了，那只是认识问题。因为保守派也是唯毛主席党中央之命是从。只有在中央不曾明确表态或给出明确暗示的问题上，他们才会采取保的立场。一旦中央明确表态，保守派立刻转向。因此，保守派拥护党、保卫党的立场或曰动机总是很难否认的。相比之下，造反的风险就大多了，反错了便有反党反革命的嫌疑。虽说眼下的形势是造反有理，凡当权派都可以批可以斗；但不少人暗中相信这只是暂时现象。他们相信那些假借造反的名义跳出来反党的反动份子们终归是要惩罚的。十六条不是也规定对群众中的右派份子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吗？
255. 大串连的余波
结束了为期五天的巴县之行，我们返回重庆。屈指一算，我们离开成都已经整整一个月了。
外出串连固然有趣，但总给人一种和运动脱节的感觉。在别的地方、别的单位指手划脚干革命，既轻松又愉快，可是难免让人觉得隔一层，和自己不是那么息息相关。我们几个同学本来就对串连的兴趣不大，我们更关心十九中的运动，于是我们决定打道回府。中央发出通知，停止全国大串连。为了尽早结束串连，上面规定，凡是返回原地者仍可免费乘坐交通工具。我们赶紧去火车站领取了车票，第二天就搭上了西归的列车。
大串连的高潮过去了，但余波不止。我们知道，在串连中，学生们抱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有的是煽风点火，有的是取经朝圣，还有的干脆就是游山玩水。目前，夺权斗争方兴未艾，各大造反组织无不忙于招兵买马，扩充地盘。他们四处派人，设立联络机构，正干得起劲，哪里肯停下来？这是煽风点火的一路。另有一路取经朝圣的，除了到北京，还到延安、韶山、井冈山、瑞金、遵义等地，路途既远，交通不便，一时间想收也收不住。再有一批学生，借串连之机免费旅游，观览祖国大好河山而乐不思归。中央发出停止串连的通知后，许多同学觉得游兴未尽。他们互相交换车票，又上征途，或是坚持步行，继续串连。再到以后，各地接待站一律撤销，学生乘车乘船也不再免费优待，但仍有少量学生到处游历。大概就是从这时起，不少人学会了蹭车不买票。
说起蹭车不买票，有必要多讲几句。从中央号召大串连，学生坐车可以不买票，到中央下令停止串连，不少人依然不买票蹭车，其间的变化是微妙的、深远的。这是一条平滑的曲线，在不知不觉之间，人们习以为常的行为规范被扭曲、被突破了。蹭车不买票不再被视为可耻之事。它显得无伤大雅，或是情有可原，甚至成了一桩很有趣的小小冒险。休谟早就指出，一般人遵循某种普遍规范行事，主要是基于习惯，而不是基于理性的算计。一个人开车，见到前方亮起红灯，想都不想就停下来。这是出于习惯。如果他在见到红灯后，先要看看周围有没有警察，有没有其它的车辆或行人要经过，然后再决定停或不停，这就是理性的算计了。除非我们自小就养成良好的习惯并一直保持着这些习惯，否则社会就无法形成有效的行为约束。文化革命冲垮了一大批习惯的堤坝，从而导致了严重的行为失范。蹭车不过是一个典型的事例罢了。
大串连对文化革命的推波助澜之效，或许已无须赘述。但与此同时，大串连还有一个意外的产物，那就是逍遥派。大串连造就了第一批逍遥派。串连是出走。它使你有机会摆脱本单位领导的控制，摆脱你所属集体对你的监视，因此也就使你获得了不革命的自由。许多人原本没有革命的意愿，只因为耽心同侪的批评，耽心领导作出对自己不利的政治鉴定，才不得不勉力作出革命的样子。现在，你可以打出参加革命大串连的堂皇旗号，混迹于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人群；关注你的人看不见你，看得见你的人对你并不关注，你很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随意行事。反正大家都在各处串连，谁也不清楚别人到底干了些什么；倘若事后要查问每个人的表现，很容易敷衍应付过去。以参加革命的名义去串连，以串连的名义脱离革命。这就出现了第一批逍遥派。
256. 中央军委2.17来信
二月十八日，我们回到成都。一出车站，我们便感到一种异样的气氛。原来在昨天，中央军委向四川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对川大八二六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冲击成都军区一事提出批评。成都、以至整个四川的形势骤然为之一变。
自一月风暴以来，成都市造反派的内部分化进一步加剧。我们知道，早在六六年11.13大会上，成都市的大学生造反派即发生公开分裂（这在全国也许都是最早的）。起初，川大八二六一派势力较小，因为它只是全市八所高等院校造反组织中的一支。为了扩大影响，八二六提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口号，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了更激进的立场。和全国各地——除开上海——一样，成都的运动也是由大学生唱主角；其他单位的造反派，包括工人造反派，机关造反派，中学生造反派，大部份非杨即墨，要么站在八二六一边，要么站在红成一边。这就形成了所谓八二六派和红成派。成都的工人造反派有两大组织，一曰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一曰红卫东。前者是八二六派，后者是红成派。到了六七年一、二月，两派势力大致旗鼓相当。
二月十一日，成都军区逮捕了军内造反派若干成员。由于军内造反派大都倾向于八二六，这就引起八二六派的强烈不满。紧接着，川大八二六和兵团调动人马向军区挑战。他们围住成都军区静坐抗议。对方不予理睬。抗议者越发不满，他们呼口号，满城刷上大标语：“打倒韦杰！打倒甘渭汉！”（韦、甘系成都军区负责人）“彻底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一时间声势很大，成了全市运动的焦点。
就在这时，中央军委发出了2.17信件。围攻军区的造反派顿时阵角大乱。中央军委是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之一，由毛泽东兼任主席。近两三个月来，中央发文件，出通知，一般都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的共同名义。在众人的心目中，中央军委的权威乃是不容怀疑的。既然。2.17来信明确指出冲击军区的错误，八二六和兵团唯有表示服从与接受。包围军区的群众队伍立即解散。接下来，八二六和兵团的各级组织纷纷发表声明，公开承认错误，向毛主席请罪。
由于得到2.17来信的鼓舞和支持，此前饱受攻击的成都军区，如今威信大增，一跃而成为成都地区事实上的主宰。成都军区宣布，要对混入群众组织中的一小撮反革命份子进行镇压，肯定先前被造反派称为“老保”的产业工人战斗军（简称产业军）是革命群众组织。随后，成都军区向部份单位（主要是那些八二六和兵团占优势的单位）派驻了解放军。
红成派没有参与冲击军区的行动。此刻，红成派积极表态，坚决拥护中央军委2.17来信，支持成都军区镇压反革命。产业军是个新成立的工人组织。过去有个工人组织叫硬骨头兵团，被视为老保，在去年十二月即消声匿迹。产业军大约成立于六七年一月份。我们在串连前还没有听说过这个组织。2.17来信后，产业军表现得十分活跃，到处都可以见到他们的大标语，除了表示拥护2.17来信、支持镇反外，他们还强调“产业军是执行十六条的模范”，“产业军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这些口号兼有批判兵团不执行政策和放弃生产破坏生产的弦外之音；产业军也刷出打倒刘邓的标语，以示和刘邓路线划清界限，表明自己并非老保。
257.第一次复课闹革命
串连归来，我们长征队的同学们在家休整了两天，然后返回学校。
形势变化很大，出去了一个月，很多情况都不了解，我抓紧时间到处看大字报，听别人介绍前阶段发生的事情。几个同学凑在一起议论了一番，决定由我写一篇文章，内容是拥护军委2.17来信，支持成都军区镇反，承认产业军是革命群众组织。大字报张贴在闹市区，落款是“十九中《只争朝夕》”。和“破四旧”时我贴在闹市区的那张大字报一样，这张大字报看来也没有引起多少注意；不过到后来反击“二月逆流”时，它却很让我暗中惭愧了一阵。
我当时的想法说来也很简单。首先，2.17来信代表了党中央的声音，这一点无可怀疑。不错，通过几个月的运动，我们已经认识到党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可是，刘少奇、邓小平不是已经靠边站了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了么？不错，毛主席提倡造反有理。毛主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我主张下面的人造反。”可是，按照我们当时的理解，所谓修正主义，就是背离毛泽东思想，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因此，它当然不可能发生在以毛本人为首的党中央。我们长征队的几个同学以前都是倾向八二六的，但不曾在组织上加入八二六，又没有卷入这次冲击军区的行动；我们不是2.17来信批评的对象，所以我们更容易接受2.17来信，我们没有什么思想包袱，故而也就很少对其正确性发生什么怀疑。再说，2.17来信的措辞温和，它仍然肯定了八二六是革命群众组织，看上去也合情合理。我听到不少人抱怨，说前阶段八二六和兵团他们实在闹的太不像话，是该管一管了。到目前为止，军队的地位一直得到中央的肯定。在各级党政机关陷于瘫痪之后，军队成为地方上仅有的公共权威。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便把军队介入地方运动扮演主导角色视为顺理成章之事。自夺权斗争开展以来，许多人都以为运动进入了后期，也就是到了对群众中的坏人进行清理的时期。报纸上关于黑龙江省军区镇压反革命的经验介绍，解放军报发表的《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的社论，更让我们相信镇反是中央的部署，是全国性的问题。至于说产业军，我想，这是一个新组织，无非是许多成员过去参加过保守组织，执行过刘邓路线，现在他们另起炉灶，再说它是保守组织就不对了。前阶段造反派翻身得势，有的造反派对保守组织又砸又抄，务必搞垮而后快，我那时就很不以为然。现在，成都军区承认产业军的地位，我觉得也是应该的。
二月底三月初，中央发文件发社论，要求中学生“复课闹革命”。为了恢复校园秩序，毛泽东提出先让解放军对学生实行军训。十九中隔壁的空军医院派出了以政治部白主任为首的几名军人进驻十九中，大部份同学陆续回到学校。看来，下阶段的运动将转为在各单位内部进行。
258. 发现《出身论》
寂静多时的校园重新热闹起来了，我又想起批判“对联”的事情。前阶段的批判煮成了夹生饭，同学之间的隔阂与对立显然还没有真正消除。我无意针对任何个人。我强烈地希望能从道理上把所谓阶级路线的问题彻底争辩清楚。此前，我读过几篇来自北京的批判文章，只觉得它们在要紧处总是差那么一两步。这一方面刺激起我写作的冲动，另一方面又增加了我的犹豫和不安：既然别人的观点都和我不一致，那么会不会是我自己错了呢？所以我迟迟未能动笔。然而，越是反复地思考，我越是觉得自己的看法更有道理。我决定写一篇文章，系统地阐明我的全部见解。可是在最关键的一点上，我依然无法具有充分的自信。我知道我所反对的不只是文革初期猖獗一时的“对联”，而且还包括文革之前就长期实行的所谓阶级路线。好象作一道数学难题，我发现自己的答案和别人的答案，包括和老师给出的标准答案都不一样；我反复检查，找不出自己有什么错误。我决定交出自己的答案，但心里总还有一点不踏实。
就在这时，我发现了遇罗克的《出身论》。这天，一位高三（二）班的同学告诉我，他在成都铁路中学一位朋友那里见到一篇批判“对联”的文章，精彩极了。我立即和他赶往铁中。在一间昏暗而凌乱的学生宿舍里，那位同学拿出了一份皱巴巴的《中学文革报》（专刊），上面以整整三版的篇幅登出《出身论》。我急不可耐地抓起就读，以一目十行的速度；我相信我没有漏掉文中的任何一个论点和论据，我对它们太熟悉了；我觉得我不象是在读别人的文章，而象是在读自己的思想。我第一次发现在阶级路线的问题上还有别人和我想的完全一样，我的信心一下就增强了无数倍。这真是一种奇妙无比的感觉，你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思想，因为与众不同而总是不够自信，如今，你无非是在另一个人那里找到了共鸣——这个声音很可能也和你一样孤单，可是，你立刻就有了十足的把握。这就是理性的力量。一份无名小报刊出的一篇无名作者的文章，既没有多数的撑腰，又没有权威的首肯，只是凭着它那周详严谨的理性论证，一下子就让你确信：这就是真理。这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出身论》开篇第一句话写道：“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问题。”就是这样一句平实的陈述，作者便把批评的锋芒不只局限于文革初期的“对联”，而且直截了当地指向文革之前的阶级路线。在展开批评时，作者先从分析“对联”入手，指出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这就驳倒了“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基本如此”。接下来，作者着重讨论了“重在表现”问题。《出身论》对这条所谓阶级路线釜底抽薪，它指出家庭出身和本人的阶级成份完全不是一回事；因此，把“有成份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这一套用在对待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们身上纯粹是张冠李戴，“不看对象”。文章深刻地批判了那种“既看出身，又看表现”的谬论。作者写道，“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杀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吗？”作者进一步指出：“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实际上不免要滑到“只看出身，不看表现”的泥坑里去。出身多么容易看，要看表现是何等麻烦；一般人图省事，也是图保险，自然倾向于重出身，轻表现，或者干脆只看出身，不看表现。针对那种把出身歧视说成是对别人的“考验”的革命高调，作者有力地反驳道：“收起你的考验吧！你把人家估计的和他们的家长差不多，想复辟，不保险，太落后，反过来又这样高地要求人家，以为他能经受得住这种超人的考验。看其估计、审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记了马克思的话吗？’要求不幸者是完美无缺的’，那够多么不道德！”《出身论》还反驳了如下一种观点——“你们的爸爸压迫过我们的爸爸，所以我们现在对他们不客气！”这种观点极少见之于公开的文字，可是那却是许多出身歧视论者心照不宣的深层意识。作者特意挑明，从而把对方置于尴尬的境地。最后，文章号召“受压抑最深的青年”，“一切受反动势力迫害的革命青年”起来战斗，“胜利必将属于你们”。
259.《出身论》风格小议
匆匆读完《出身论》，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我知道我绝不可能写的比它还好。我只有一点不够满意之处。我觉得透过一些词句，隐隐约约流露出作者饱受压抑的忿忿之情。我当然不认为这种情绪有什么不对，我只是耽心它会刺激起某些读者的反感，从而影响他们对文章的理解和接受。一个极其严峻的事实是，我们面对的决不仅仅是所谓一小批特权阶级子弟，而是一个庞大的、充满傲慢的偏见与偏狭的激情的所谓“好汉”群体。我们必须尽量避免对方的情绪性反应，努力把他们引入平心静气的理性思考。二十七年之后，我结识了《中学文革报》的主编、原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我向他讲起我当初对《出身论》的这点小小的意见，他说他那时也有同感。牟志京说文章原稿的情绪还要强，他曾作过一些修改，遇罗克认为这样改一改更好。
《出身论》文辞优雅，风格纯净，在当年那种文化环境下堪称奇迹。和昔日名噪一时的各种雄文大作相比，仅从文风着眼，《出身论》也是鹤立鸡群。那时盛行的文风是浮夸、霸道、粗率、武断，唯《出身论》出污泥而不染，朴素、平和、细致、缜密。《出身论》的署名是“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既不是什么兵团、公社、战斗队、战斗组，也不叫“革命”、“造反”、“东方红”、“井岗山”，实在是别具一格。它离当年中国的流行文化比谁都远，可是，它离当年中国的社会现实却比谁都近。我初次阅读《出身论》，虽然强烈地感受到它那卓尔不群的珍奇风格，但一时间还不能充分领悟其中的深刻意义。多年以后我再回味咀嚼，才渐渐有了较多的体会。
《出身论》的精彩之处不仅在于它的论点，更在于它的论证。文革中有的是以论点尖锐大胆着称的文章，遗憾的是，这些文章的论证大都粗疏单薄，乏善可陈。《出身论》则不然。《出身论》里的论证极其有力地支持了它的论点，而且常常还给读者更广泛的联想和启示。譬如，在分析“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为什么实际上会变成“只看出身，不看表现”时，作者举了一个小例子，北京市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青年求业登记表，主要就两项内容，一项是出身，一项是本人简历。作者写到，“自己填写简历，又都是青年，自然情况差不多。用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你不挑，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思想？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几年沉淀下来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在这里，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指责用工单位；应该说，作者对用工单位的处境还是满同情的。假如说在当时，若干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普遍存在的宁左勿右的心态，那么，遇罗克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懂得那不是人的问题而是政策的问题，制度的问题。众所周知，在抓人判罪的问题上，共产党一向宣称要“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然而在事实上却导致了大量的冤案。一般人只是责怪具体的办案者，以为上述原则还是正确的；殊不知问题恰恰就出在原则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凡是遇到“既不要这样，又不要那样”（或“既要这样，又要那样”）的一类问题，大多数当事人势必会小心权衡，宁肯犯一种对自己麻烦较小的错误——哪怕这种错误对他人、对社会的危害更大，不肯犯一种对自己麻烦较大的错误——哪怕这种错误对他人、对社会的危害更小。除非我们着眼于社会效果的优劣，明确告诉人们宁可这样不要那样，例如在司法问题上“宁纵勿枉”，或者是只要这样不要那样，例如在升学招工问题上只论表现不论出身；否则就必然导致“宁可错抓，绝不错放”和“只看出身，不看表现”的偏向。当年我报考重点高中未被录取，我深感不平却苦于找不到责怪的具体对象。我知道那并非是招生单位存心无视我的表现，但既然其原则之一是要看出身，而他们对我的表现又不可能有十足的了解，到头来自然是把我打入另册了。《出身论》把这一点讲得很透彻。作者对一般人性的弱点，对一定的政治机制和一般的行为趋势二者间的有机关系看得很清楚。这就使得其论述具有了更广泛的意义。
象《出身论》这样的好文章，深者见深，浅者见浅。当年初读，我主要是掌握了它的具体论点论据；日后再读，我进而领会到它的文风和思路。假如说在一开始，我对家庭出身这一特定问题的认识便已经达到和遇罗克相同的程度；那么，在更广泛的学识背景和思考能力上，我还相差甚远。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若干年后重读《出身论》，敬佩之情更胜过当初，因为我读出了许多我先前不曾读出的东西。
260. 创办《中学战报》
有了《出身论》，我想我用不着再写什么大块文章了；当务之急是努力扩大《出身论》的影响。文章太长，抄写油印都不方便，何不自己也办份小报全文转载呢？
回到十九中，我立即找到红战兵团的负责人姚利华（两天前我加入了这个组织），向他介绍了《出身论》，提出了办报纸的设想。姚利华非常高兴，极表赞同。然后，我们向全团战士（那时把成员都叫战士）讲明意图，征得大家同意。当初，红战兵团即以批“对联”起家，投至麾下者大都是坚决反对“对联”的，故而对深入批判“对联”很容易达成共识。
四川大学印刷厂离十九中只有一箭之遥。我们见到厂长，恳请他们帮我们印报。费了一番唇舌，厂长竟答应了，条件是我们需帮他们作大扫除。接下来，我赶到铁中借《中学文革报》。可惜我来晚一步。铁中同学说那份登有《出身论》的报纸已经破损不堪，再向北京方面索取也来不及了。幸亏那位同学手中还有另一期《中学文革报》，上面有“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另一篇文章《“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我粗看一遍，觉得也很好，于是便带回来，准备转载在我们的报纸上。
第二天一早，红战兵团派出大队人马前往川大印刷厂。看来，川大印刷厂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清扫了，又脏又乱，野草丛生。同学们辛辛苦苦劳动了一整天，把厂房清理得干干净静。我和其余三四个同学则忙于出报纸。一个同学找来一小方木头，刻成毛体《中学战报》作刊头。厂方提供一幅毛泽东和林彪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照片。我一边计算着剩余的版面，一边赶着写文章。先以编辑部的名义写了一篇发刊词，再以“冲霄汉”的笔名写了一篇“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拟了一篇启事，呼吁全市更多的同学共同参与办好《中学战报》，忙了一个通宵。印刷厂只有几个工人上班，没有校对。我们几个同学又权作校对。第二天下午，三千份散发着油墨香味的《中学战报》终于印好了。
这一天是三月七日。
（未完待续）
——《北京之春》96年11月号（总第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