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洛朗·比内《语言的第七功能》
载《新京报书评周刊》2017年4月22日，B06
雪铁龙DS，亦即“女神雪铁龙”（Citroën Déesse），因其机翼横截面般的腰线、蔑视万有引力的空气感和富于未来感的优雅外壳而深深打动了包括罗兰·巴特在内的众多法国知识分子的心。在《神话学》（Mythologies）中，巴特称赞其“天降凡尘”，有如一座哥特教堂，是“日常神话”的一部分。巴特想必会因为撞倒他的是一辆保加利亚洗衣工开的小卡车而不是一辆雪铁龙DS而死不瞑目——不过，在洛朗·比内的小说世界中，有辆幽灵般的黑色DS时刻隐藏在那些想要追查巴特之死的“真相”的人的附近。两双眼睛正透过挡风玻璃窥视着已故哲学家身边的一举一动，就像透过詹姆斯·邦德的纽扣孔看着符号们那看似无序的布朗运动。
《语言的第七功能》（La Septième Fonction du langage）的开篇是一个陷阱：打开书，迎面砸来的就是作者洛朗·比内关于索绪尔符号学的大段引用。藉此，它展示了自己虚假的骨骼肌理：一部学院小说，文人小说，语言学小说，引文小说？然而读者很快就会发现，此书并非一部高冷的学术小说，而是一个由比内设计的巨型闯关冒险游戏，其间不乏毒舌与吊诡。通过把声名卓著的符号学家罗兰·巴特解释为八十年代法国政治权术与学界斗争的牺牲品，比内把我们带入了一场符号与伪符号翻飞的的风暴之中。
八十年代的法国，哲学咖位具有造神的威力。和思想革命与认知颠覆的初衷相悖，耳熟能详的明星大师们都逐渐变成了学术神坛上的壮丽石像：巴特，福柯，德里达，阿尔都塞，索莱尔斯，克里斯蒂娃，莱维，德勒兹……洛朗·比内的目标非常明确：在这些石像身上撒尿。为了完成这幅波普风漫画，比内选择了富有纪念意义的一年：1980年。在这一年，政治生涯一直不走运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在电视辩论中强势压倒保守派的吉斯卡尔·德斯坦；美国网球公开赛中，老将比约恩·博格和新秀约翰·麦肯罗贡献了一场为后世津津乐道的“世纪大战”；全世界都在跟着Supertramp摇滚乐队《逻辑之歌》的旋律恣意起舞；符号学家巴特刚刚结束了和总统候选人密特朗的午餐，在海狸路上陷入迷离沉思，然后突然就被车像破布偶一样撞倒。来自文化界、学界和政界的大事件小细节在《第七功能》中被马赛克一般拼砌起来，颇有点帕特里克·德维尔（Patrick Deville）式历史万花筒小说的味道。不过，比内笔下的历史是一种调皮的解构，就像一只钻到时代衣服下乱窜的跳蚤。他的视角带着阴郁的、近乎窥淫癖的快感；透过他用旷世脑洞打开的裂缝，我们窥到了哲学和语言学大师们“真实”的一面：
福柯，性欲过剩的基佬，终日出入于同志桑拿，一边被来自阿拉伯的壮硕小伙口交，一边说着拙劣的冷笑话；德勒兹，不爱剪指甲的男人，只对网球赛电视直播感兴趣；索莱尔斯，傲慢的花花公子，嘴上说着没人能懂的密码碎片，心里想着4P；克里斯蒂娃，诡计多端的女人，和保加利亚秘密警察狼狈为奸；拉康，带着情妇去勾引其他男人，不时发出一两声魔性的猫头鹰尖叫；莱维，整天穿着他那件夏尔凡牌的白衬衫，扣子全开：“上帝死了，但我的发型依然完美”（现实中的莱维的确说过此话）…… 至于在大洋另一边的美国佬，也没能躲过比内的阴险笔触：乔姆斯基、扎普、希尔勒……当然还有帅T朱迪斯·巴特勒：“我是男人，我要操你。你现在感受到我的言后行为了吧，嗯？”
比内对于学院趣事老梗和撕逼丑闻的熟悉程度不亚于写出了《小世界》（Small World: An Academic Romance）的大卫·洛奇（David Lodge），两人都在一种游戏性的概念肚皮舞中展示了当代学术圈生态，辛辣反讽了学界诸神们剪不断理还乱的私生活。不过，比内显然更无下限：他往往从一个简单的梗出发，把它夸大和扭曲到具有核弹破坏力的地步：福柯当然没有当着学生的面手淫（不过，谁知道呢？），巴特勒当然没有打算同时操一个玉女和一个硬汉。比内没有拘泥于现实中发生了什么，他注重的是这些人留给后世的印象，是他们遗赠给我们的堆积如山的概念，是世界对于诸神的刻板印象和肤浅解读：《第七功能》不是一幅低俗的学术春宫图，而是其反面：通过玩弄各种轶事和口头禅，它把学术大家们的精神简化为一连串可以重复生产的、僵死的符号，把他们的生命简化为一出掉书袋的概念假面剧：这恰恰是大众对他们所干的事。比内一方面通过漫画式的展示把大师们拉下神坛，另一方面又通过这种可笑可悲的、轻小说或地摊读物式的人物素描而讽刺了学术界乃至吃瓜群众们对大师及其理论的流行图式化批量生产。在经常出现的高冷学术概念和低俗语境的并置中，涌出了爆炸性的幽默和令人不适的荒诞感：群交中的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在阶梯教室里花式做爱时想着德勒兹书中的欲望机器和无器官身体……当然，还有本书那具有终极统治力的“操演性”——一个在语言学课本中无处不在的简单术语，摇身一变成了一份力量足以让人征服宇宙的绝密文件。
《语言的第七功能》是一部伪语言学小说，却是一本真正的侦探与冒险小说。其实，就其“观察”“解码”和“侦破”性质来说，符号学和破案术之间有着绝佳的亲和性：“人类语言不能表达一切。身体会说话，物品会说话，历史会说话，个人或集体命运会说话，生与死也会说话，而且是以各种方式不同地在对我们诉说。人是一台释意机器，只需一点点想象力，就能随时随地看到符号。符号学起航征服广袤的世界。”懂符号者得天下。能够和各种符号对话的人天生就是破案奇才。巴特本人对詹姆斯·邦德的浓厚兴趣也绝非偶然。《第七功能》主角之一、虚构的万森纳大学年轻教授兼博士生西蒙·赫尔佐格，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为了追寻一份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留下的可以凭借语言力量控制他人和征服世界的文件，对语言学一窍不通的警官巴亚尔请求西蒙当自己的破案助手。这对性格互补的破案组合令人想到探案小说中常见的二人组：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和华生，塞耶斯的彼得·温特西和邦特，斯托特的尼禄·沃尔夫和阿奇·古德温……正如在经典侦探小说中那样，这两人之间也存在着某种“搭档效应”：孔武有力、厌恶知识分子的汉子巴亚尔，作为密特朗权力网络中的重要棋子，一开始对大学里那些长发鸡胸的学生和教授嗤之以鼻，后来却在西蒙的影响下开始像后结构主义者一样思考；清癯的符号学家西蒙，一开始极其憎恨国家和权力机器，最后却在破案能力和辩才的施展中看到了自己对权力的暗暗渴求，最后成了不弱于巴亚尔的出色警探和冒险家。
比内的哲学-侦探小说设计让人想起帕特丽霞·邓克尔（Patricia Duncker）上世纪末的著名小说《致幻的福柯》（Hallucinating Foucault）。在这部糅合了诺特博姆和拜厄特风格的作品中，沉迷于哲学和语言学的博士生主人公在撰写一篇关于作家保罗·米歇尔的博士论文。阴差阳错中，他踏进了被囚禁在精神病院中的同性恋者保罗·米歇尔的思想世界，同时也因后者的死而被卷进了一场涉及权力话语的阴谋之中……米歇尔的原型就是米歇尔·福柯。在《第七功能》中，西蒙也是一个深入权力、阴谋与罪恶热核的解码者，追查的也是一位哲学家死亡的真相，不过与邓克尔奇诡博学的风格相比，比内的破案惊奇更接近于黑色电影的冷硬血腥，同时又不乏各种戏仿好莱坞商业黑帮和警匪片的桥段：枪战，暴力，爆炸，追踪，逃生……少不了的还有B级片般的情色插曲。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和黑帮打手，用雨伞杀人的高级密探，图书馆里和在打印机上的火辣性爱。还有幽灵般闪现的跟踪团伙的车子，就像丝袜里藏着的匕首一样冰冷迷人。在后结构主义与犯罪电影的双重编码与戏仿中，比内展示了自己自由穿梭于各种符号、象征、影像母题乃至“日常神话”之间的才能。就连全书的核心，那份被称为“语言的第七功能”的机密文件，也是一个希区柯克式的道具：一个“麦加芬”（MacGuffin），触发全书的追踪与悬疑情节的神秘之物，一个不需要实体的欲望对象。在语言学故事的框架中，智性的“阅”与欲望的“悦”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为了解开手持“语言的第七功能”文件的巴特被杀之谜，巴亚尔和西蒙结伴走过巴黎的大街小巷，出没于各所大学的阶梯教室、同志浴室、夜总会、咖啡馆、火车站……并最终深入到一个光怪陆离的神秘神团内部——一个以膜拜语言、宣示辩才和用（伪）逻辑击溃他人为宗旨的“逻各斯俱乐部”。该俱乐部的内部会员制和邪教仪式感让人想起某些血腥的搏击俱乐部，或者共济会之类的秘密结社，或者《玫瑰的名字》（Il nome della rosa）中的修道院。深入逻各斯俱乐部内部的西蒙，可类比为埃科笔下的圣方济各。“逻各斯”在埃科的修道院那儿是一个深层运转机制，在比内这里却成了目的本身，成了一种辩术崇拜的表层形式。有趣的是，这个雄辩俱乐部的最高辩者“普罗塔哥拉”就是翁贝托·埃科本人——比内小说世界中的埃科。1980年正好就是《玫瑰的名字》出版的那年，而小说中的“埃科”也在与侦探二人组的接触中获得了写作此书的新灵感，历史真实和文学虚构交叠为一个里外互相转换的莫比乌斯环。
不过，比内在书中致敬《玫瑰的名字》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却是失败的：不可否认，“逻各斯俱乐部”中展开的几次辩论都非常精彩，而且在主题上多和小说的情节发展有关联（比如“知识分子和权力的关系”“书面语和口头语的优劣”），可是从故事主干来说，这个俱乐部的运作和“语言的第七功能”文件的侦破并没有直接关系，更像是一种旁出的、修饰性的枝节。至于“逻各斯俱乐部”本身，则带着强烈的阳物逻各斯气质：父权的金字塔等级制架构，对于语言（象征秩序）的崇拜与操演，还有输掉比赛的代价——切掉手指或睾丸，都是一种对阉割的表演，作为对失败的“逻各斯驯兽师”的去阳惩罚。比内本人当然也意识到这点，并且让花花公子索莱尔斯失掉了睾丸——尽管他在对战埃科的比赛中调用了拉康式的密码语言，也没能摆脱败北的宿命。比内的问题在于他把一切哲学、语言学和精神分析的概念和论据和都作了一次字面上的表演——正如埃科在《诠释的界限》（I limiti dell’interpretazione）中所说的，他陷入了一种自己诠释自己的无节制的、严肃的具体化之中——这对于文学语言来说几乎是灾难性的，它让一切都变成一种可笑的彩排，一种捂嘴说话的蹩脚腹语。比内并没有去“诠释”或“理解”这些来自精神科学各领域的观点，他只是“利用”了它们。他的小说不是面向文化精英的激辩，只是一种为普通大众而写的八卦圣经，套在一个中学语言学教科书的框架里。
比内选择在2015年发表《第七功能》决非偶然：2015年是巴特的百年诞辰。小说一发表就引起了多方指责，其中不乏来自被作者在书中割掉睾丸的菲利普·索莱尔斯。而比内更是为弑妻的阿尔都塞找到了一个解释：因为他的妻子把他拿到手的《第七功能》文件当成垃圾扔掉了。来自法国知识界的反感和责难这反而促成了本书的全球畅销。正是利用这些一本正经的道德审判，作者构建了他那充满迷宫和岔路的符号帝国：《语言的第七功能》这本小说本身就是某种具有潜在操演力量的文本，它宣告了八十年代学界越演越烈的学术和政治争斗的漫画化，而没有知识背景的读者会在潜意识中把小说语言的真实默认为历史的真实。严肃的道德责难则表明了此书的所谓“危险性”——虽然它本质上只是一个吊儿郎当的符码游戏。不过，游戏或许正隐藏着最深不可测的危险。从这个角度审视，《第七功能》远不是一部插科打诨的笑剧；它是一次关于语言权术、媒体造势与沟通困境的沉思。
借助这种元语言主题，比内不可避免地闯进了元叙述的领域。小说最后，侦探西蒙再也无法分清自己到底是真实存在的人物还是一个虚构文本中的“编外人物”，因为谁也不知道能够操纵和表演“真实”的第七功能的起始点。可能只是一个文本宣告了他的存在，可能只是一句话把他生了出来：“必须像对待神明一样对待这个假设的小说家，就好像神明总是并不存在，就因为他是存在的。”可能就连我们，读者，也只是某种虚构和操演，在构成我们自身的符号原子中往外窥探。而通过言说而创造我们的巨大的作者，必然是一个酷爱游戏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