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第四章 情 报

人们常常强调意志的力量,在病中他体会到意志绝对无法战胜病痛,而病痛绝对能击败意志,令人变得软弱无助。

香港不仅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还是国际情报中心,全世界各大国情报机关都有人在香港活动。港英政府的人民入境处就有不少情报人员,而向偷渡者问话,固然是为了核实申请者身份,也趁机收集大陆的情报,第二次问话时林嘉诠就感觉到这种味道。两个星期後他依预约的时间到何文田的人民入境事务处,职员把他带进一个房间。两位穿白色制服的入境处官员坐在对面,他们循例问过姓名地址学历之後,详细询问新江县丶南岗镇丶赤崖镇的地理位置和风土人情,还要求他在一张大广东地图上一一指出来。接着官员又摊开一张广州市的大地图,要求林嘉诠指出市委在哪里省委在哪里?广州军区在哪里?他很合作,把一个市民所能知的都说了出来。他不认为有甚麽重大秘密,广州人谁都知道省委在德宣路中山纪念堂附近,市委在中央公园後面,广州军区在东山,他最接近军区的时候是从军区大门外的马路经过而已。入境处的官员还问到华南大学的情况,他也简略地介绍了,他知道这些不是官员想要了解的。官员想知道的是哪些着名学者在「文革」中挨了斗争,被指控甚麽罪名?他在这个问题上不愿多说,表示离开学校後就没回去过,知道不多,只简单把除「四旧」,清除黑五类出广州市和秦牧被斗的情形说一遍。

有一位入境处官员听了说,「唔系,现时系『文攻武卫』罗!」

林焕然在武斗前已偷渡到澳门,对武斗的详情不清楚,他说,自己出身不好,社会混乱连街也不敢出,只知道无论中学大学都有「红卫兵」大串连,都有不同派系的「红卫兵」打架,打到头破血流要入医院。至於持械武斗或开枪开炮的事,因为自己没有参与,道听途说作不得准。入境处的官员还问他有没有看过「红卫兵」报纸?他回答看过。至於「红卫兵」报纸的内容,他回答说,都是揭露当权派如何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如何贪污腐败,如何利用职权玩弄妇女等等。「红卫兵」报纸还号召「红卫兵」团结起来,不怕牺牲,排除万难,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入境处官员问他广州造船厂和黄埔造船厂的情形,林焕然又推说不了解,官员还拿出几张解放军海军的炮艇和军舰的照片给他看,问他有没有看过这些舰艇?林焕然很仔细地看,其实他是装作细看来争取时间思考,他觉得不能乱说,也不能不说,便指出一两款在珠江出现过的说见过,没见过的就说没见过,至於停泊在哪里就不知道。

入境处第二次问话花了两个多小时,嘉诠离开何文田入境处时仔细回忆自己的一问一答,觉得官员们除了要核实他的身份之外还在收集情报,自己的回答应该中规中矩,没有甚麽破绽。偷渡客都知道,入境处问话很重要,能不能拿到身份证,决定权在问话的官员身上。有的人问话时露出破绽,知道你是从澳门偷渡来的,立即押解回澳门。也有人在问话时不合作,拖了一年半载不发给身份证。

第三次问话又是安排在两个星期之後,仍然在何文田香港政府人民入境处一个房间里,仍然是两位官员对着林嘉诠一个人。这一次问话内容集中在偷渡路线,幸而林嘉诠也研究过偷渡往香港的路线,一条是东线,在惠阳的淡水镇附近上山,爬过梧桐山,渡过深圳河或在沙头角海下水,游过沙头角海,抵到吉澳,鹿颈一带;另一条是西线,从东莞石龙或樟木头南下,爬过阳台山丶唐朗山,转往南头丶蛇口,游过深圳湾,抵达流浮山。林焕然回答这个问题时成竹在胸,他说,他有朋友下放到东莞光明农场,他到那里探望朋友,住了一夜。第二天在松岗附近上山,昼伏夜行,走了四天山路,在蛇口下水。他本来想游到流浮山,不料被水流扯出去,最後在白泥登岸,翻过青山,坐的士进入九龙市区。由於他有爬越青山的经历,所以能描绘得惟肖惟妙。这次问话也用了将近一个钟头,他回家等待约摸一个星期就接获入境处通知,要他到中环干诺道中国际大厦人民入境事务处总部照相打指模。

林焕然觉得到香港後真的甚麽都顺利,不仅办身份证顺利,找工作也顺利,抵港不足一个星期,只拿着身份登记证就在长沙湾路一间布厂找到杂工做。他的工作主要是搬运,把未漂染的布匹搬到漂染车间,把染好烘乾的布匹搬到仓库,在同一座大厦的不同楼层搬来搬去。每日工作十小时,日薪十二元,每月工作满二十八天,有两天有薪假期,如果需要加班,还有加班费,加班是每小时一元八角。嘉诠粗略计算,如果做足二十八天,每月有三百三十六元,除维持自己生活外可以寄一百二十元给倩怡,她如果还钉六七十元珠片,足以维持两母子的生活。

他在布厂上班不够一个月就接到人民入境事务处的通知去领身份证,自此林嘉诠也正式变成了林焕然,正式成为香港居民。领到身份证後没几天,杨志远就转来联合国国际难民公署的来信,信件是印刷文字的,只姓名是手写的。来信表示联合国难民公署欢迎他来到自由世界,如果有甚麽困难,欢迎他到难民公署求助或打电话跟他们联系,他们将尽量提供协助云云。国际难民公署的来信内还附一张表格和回邮信封,要求他填妥之後寄回去。

「难民公署点(怎)知我㗎?你有冇收过咁嘅(这样的)信?」

「梗系(一定)入境事务处畀(给)资料佢哋(他们)!我攞住入境证来,唔系难民!」

「要唔(不)要填返畀佢哋(回给他们)呢?」

「你自己谂(想)啦,有需要就填,冇(没)需要就唔(不)填罗!」杨志远不肯给意见。林焕然觉得联合国的一切组织,在共产党的眼里都美帝国主义的工具,大陆上「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他担心填了这份表会连累母亲和伯父,何况他目前也没有甚麽事需要国际难民公署帮助,所以他把表格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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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焕然每天早上八点上班,下午六点半下班,中午十二点半至一时在厂里吃午饭,由厂方统一供应伙食,每人每餐仅收一元。由於厂方补贴伙食费,饭菜质量不差,有鱼有肉,看来资方不算克薄。杂工工作虽然辛苦,却比挖臭水沟好多了,但让他最难以忍受的却是整天被工头呼来喝去,「炒虾拆蟹」(粗话)地辱骂。工头也不是对他特别苛刻,对每位工友都如此。

「你死嘅!」,「你姓朱(猪)名叫锦春(咁蠢)呀?」,「仲(还)蠢过只猪!」这几句话成了工头的口头禅,而且还在每骂一句话的前面,加上问候人家母亲的粗口,或者加上九九七七的生殖器名词。

工头骂人是不需要理由的,错了骂,对了也骂,慢点骂,快点也骂,越是新来的工友越是被骂得凶。嘉诠刚上班那几天被骂得晕头转向,搬来布匹放在这里不对,放在那里也不对,反正是挨骂。假如有选择他宁愿去挖臭水沟,因为挖臭水沟时大家很合作,不会挨骂,劳累一点算不了甚麽。可是此刻他没有选择,他心忖,工头之所以要骂人,是以辱骂别人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凡事都大惊小怪,大叫大骂,让你怕他,让你去讨好他。焕然挨骂始终忍着不回嘴,心里根本看不起这类人,觉得这些人终其一生最了不起也只是当个工头而已,做不了甚麽大事。如果将来自己活得比他们更好,他们就会像哈叭狗那样回过头来讨好你,像现时他们讨好工厂的主任丶经理那个狗样子。

天一亮就起床赶去工厂,而工厂的劳动强度不比沙田农场劳改时低,连续不停地工作十小时,下班时林焕然已疲惫不堪,直至到大牌档吃晚饭时才算是真正的休息。一壶茶在手,一盘烧鸭饭或是大肉饭慢慢地吃,慢慢地听收声机广播,享受一个多小时。他回到南昌街的板间房时往往是晚上九点了,洗完澡洗完两件衣服,就到了该上床睡觉的时候,但他总是不肯睡,希望写点东西,可是却克服不了身体的疲惫。他试过晚睡一两个小时,第二天闹钟响了却爬不起来,到工厂也魂不守舍,被工头骂到狗血淋头。所以他第一个星期根本不能写东西,後来慢慢习惯了,才能在睡前把报纸杂志和稿纸铺到床上,以床为桌,坐在矮凳上写,想把脑海里浪涛翻滚的思潮和影象写了下来,写到实在支撑不住了,眼皮沉重得像铅块不由自主地垂下来时才休息。这样一个月来他陆续写了两三篇散文和时事评论,投寄到几份杂志。他当然期望自己的文章能够变成铅字,但经历的挫折太多了,他对一切都不敢想得太美好,他唯一感到鼓舞的是香港新闻出版业十分发达,报纸杂志很多而且立场跟他接近,都是批判共产党的。为共产党歌功颂德的报纸杂志不是没有,只是相对较少,只有《大公报》《文汇报》等几份而已。

自己有了工作有了住址,焕然给倩怡写信报告近况和收支情况,说以後他每个月可以寄一百二十至一百四十元给她,略尽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还说,下个星期他出第一期粮时就会寄钱回澳门,并暗示她那份工作不是甚麽好工作,希望她稍後收到汇款後能辞掉工作专心带孩子。他又给郑庆元写了一封信,感谢他的帮助,并报告自己的近况,期待他回港时再次相聚。林焕然曾犹豫要不要给蓉姨写信?他考虑了一会还是写了,但内容很简单,只说他已偷渡到了香港,领取了香港身份证,也找到了工作,现时住在南昌街,联系电话是多少号。他写信给蓉姨别无他意,只是想向她们表示没有她们的帮助,他也一样来到香港。蓉姨很令他失望,这些年来,早已看透了世态炎凉,这个世界,除了自力更生之外甚麽人都是靠不住的,他甚至不再对「人」这种动物寄以厚望。生活虽然辛苦,工作虽然受气,林焕然的心情却比在澳门时踏实,香港到处都招聘工人,他工作的布厂也继续招收工人,有了新工人上班,工头的焦点也移到新人身上,嘉诠吃到的「炒虾拆蟹」也减少了。而最令他快慰的是出粮日,工厂半个月出一次粮,第一期粮他寄了六十元给倩怡,倩怡很快回信,叫他不要寄钱回澳门,多留几个钱在身边,以防万一。还说她一切都好并不缺钱,孩子也很好。林焕然当然知道她不缺钱,但寄钱回澳是为了赎回自己的自尊心。第二期粮他还了五十元给杨志远,租房时杨志远垫了五十元租金。最初杨志远不肯收,焕然认真地说如果不肯收回,就是一种施舍,就是看不起他。这样杨志远才收了回去,说以後有甚麽困难要出声。

日子就这样过着,上班之馀每天都坚持阅读和写作,休息天大部分时间也用来写作,写时事评论丶也写散文,他还把大学时代写在日记簿里秘而不宣的诗歌靠记忆默写出来,投到文艺杂志,期待总有一天会刊登出来。

也不记得是哪一天了,反正有一天回到家,包租婆交给他一封卷筒状的印刷品,拆开一看是最新出版的《大陆研究》周刊,内夹一个信封,信封里是稿费签收单和一张面额八十元港币的划线支票。他第一篇文章《从反「四旧」到「揪军中一小撮」广州实况》发表了。他赶紧翻开杂志找到自己的文章再读一次,想看编辑是如何修改?可是编辑似乎并不作甚麽修改。文章能够发表,且有八十元稿费,他内心非常兴奋,高兴的不仅是他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而且觉得稿费不俗,每千字有十元。他心忖,如果每个月能发表四篇这样的文章,他就不必再去聆听工头「骑马过海」的绝唱了。支票过户後,他从银行提取四十元寄给倩怡,告诉她这是稿费,让她分享他的快乐。在信中他不敢展望未来会如何美好,只说写稿将来也许能帮补家用,何况他也喜欢写东西。

倩怡的回信虽然也恭喜他能发表文章,但并不像他那样兴奋,仍像上封信那样,表示不缺钱用,要他多留点钱在身边,以防不时之需。一个星期後,他的第一篇散文《少年梦忆》也在《现代文艺》上发表了。散文比较短,只有三千字左右,稿费稍低只有二十四元。这篇散文实际是记述他跟琪琪丶素琴在乡间那段困苦又甜蜜的生活,缅怀逝去的岁月。他也不知道为甚麽,抵港後时常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琪琪,想起她调皮的眼神和圆圆的脸庞。但他也明白,缅怀归缅怀,逝者如斯乎,孩提时的一切已永远消失。他们也许不会再见,即使再见林焕然已不是昔日的林嘉诠,周琪琪也不是往昔的周琪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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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上旬《大陆研究》周刊又发表焕然《造反派武斗的本质与深层意义》,编辑部打电话约他翌日十一点到铜锣湾杂志社领取稿费,顺便跟编辑谈谈。那天,他特别请了一天假,虽然请假会失去一个月的勤工奖金,但渴望认识《大陆研究》的编辑,损失奖金也在所不惜。他吃过早餐就从深水埗坐渡轮到中环统一码头,这是他抵港後第一次渡海,也是第一次从海上欣赏香港的风光。渡轮很慢,从深水埗到中环要四十分钟,但维多利亚港太美了,让人目不暇给,所以一点也不觉得久。林焕然以游客般的心情浏览两岸风光,渡轮左舷是九龙市区,高耸的大厦鳞比栉次,右舷是昂船洲和青衣岛,山峦一片青翠。香港内港很宽阔,停泊着世界各国大小不等的轮船,轮船上挂着各种不同的旗帜。香港人叫做哗啦哗啦的小汽艇则穿梭其间,载着海员和乘客登岸,只看小汽艇往返的频密程度,就知道维多利亚港是何等的繁忙了。

《大陆研究》社在铜锣湾富豪大厦楼上,单位不是很大,只七丶八百平方呎,间成两部分。内室是社长和总编辑的办公室,外头有几张桌子,是收发员丶校对丶助理编辑办公的地方。近窗台处摆着一长两短的沙发和茶几,是会客用的。

「王先生,林先生来了!」林焕然抵达时一个中年男人来应门,他报上名号後应门者把他请进去,再用普通话向内室报告。

「林先生,请坐请坐!」一位中等身材头发斑驳约摸六十岁左右的男人应声出来,他伸出右手跟林焕然握手,王先生握手用力热情,紧握住一会才松开。然後作一个请的手势,请林焕然坐下。

「林先生这篇文章写得不错,有独立见解,以前大家都认为造反派是奉毛之命起来造反的,看了林先生的文章才知道,有的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不是奉命造反,而是真正造反!」坐到沙发上王老总赞扬林焕然。

「王先生过奖了,因为我在大陆生活,了解大陆民众的心态。最初,造反是特权,只有红五类可以组织红卫兵,可以造别人的反。後来,造反扩大化了,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和工厂的青年工人也组织造反团体。他们的造反可是真造反,打起红旗反红旗,攻击党政机关,攻击派出所公安局,唯恐天下不乱。」

「林先生可以继续把你知道的大陆种种情况和见解写出来,我们欢迎这类稿件。」王老总递一根万宝路香烟给焕然,焕然说自己不抽烟,王老总自己燃起了香烟喷了两口:「我们收到的投稿不少,但像林先生文笔这样好的人不多,林先生大概受过良好教育吧!」

「谢谢夸奖,我是华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在内地教过中学语文,现在在布厂当杂工,将来如果有机会希望王先生提拔一下。」林焕然介绍了自己情况。

「辛苦了,我会留意!」王先生说。

「王先生,你是不是三十年代写《北漠驱狼》那位上海作家?名字相同,都叫王寰宇!」林焕然在杂志版权栏看到总编辑王寰宇几个字。

「你看过《北漠驱狼》吗?」

「没有看过全文,因为是禁书,只在《现代文学批判资料汇编》中看过几段引文,还看过一篇鲁迅点名批评的文章,所以记得这个名字。我在大陆读书时看批判文章总是掉转过来看!」

「我就是那个被批判的王寰宇,但已经不写小说了,在香港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北漠驱狼》了!」王老总喷了一个烟圈,露出一丝苦笑:「我已经改行,改行搞军事研究。」林焕然跟王老总既是作者与编辑,又是作者与读者,两人虽然初次见面却谈得蛮投契。大约十二时,杂志社的大门被推开,一位高高瘦瘦穿戴整齐年龄与王老总相若的男子进来,王老总从沙发上站起来:

「来!来来!这位是柳主任,是美国《时代杂志》驻香港办事处的主任。」然後指着林焕然说:「这位是林一新先生,本名林焕然!」

柳主任伸出手来,两人握手如仪,但焕然感觉到柳主任跟他握手只是轻轻一碰,不像王老总那麽热情。

「我们到二楼饮茶,一边吃一边聊!」王老总看看表作了个请的手势:「小任,你把稿费算给林先生,一起饮茶。」

「稿费早算好了,请林先生签收!」小任说:「不过饮茶我就不去了,约了人。」其实小任年纪也不小,四十出头了。

林焕然签了名收下一张七十五元的支票,便随王老总步乘电梯下二楼。

富豪大厦是一座综合商业大厦,四楼以上是写字楼,楼下是富豪电影院,还有一间专卖台湾书的书店,二丶三楼是一间以粤菜为主沪菜为辅的翡翠酒家。

王老总订了一个独立房间,只有三个人却点了不少菜,有广东点心也有上海菜。

柳主任问了林焕然很多大陆情况,焕然都尽量回答,柳主任频频称是。

王老总问林焕然,有没有注意到两天前五月十一日新蒲岗胶花厂警民冲突事件?林焕然说,那两天他只略为翻一翻报纸,不太留意。王老总便说,四月中旬新蒲岗香港人造胶花厂因减少奖金引发了劳资纠纷,到五月十一日工人和群众在人造胶花厂贴大字报,大贴《毛主席语录》,大唱革命歌曲,还在外墙髹上「毛泽东思想万岁!」大字标语。警察闻报前来干涉,引发了警民冲突,工人和警察有多人受伤等等。王老总说完便问道:

「你作为一个刚从大陆出来的人,对这事有甚麽看法?」林焕然说,他认为四月中旬香港人造胶花厂的劳资纠纷是偶发的,自发的,而五月十一日的警民冲突却是有组织有计划挑战港英的管治权威。

王老总又问,组织的背景是甚麽?目的是甚麽?

林焕然说,当然是中共驻香港的地下党组织,没有共产党组织的动员,搞不起这麽大的运动。至於他们的目的现时尚难判断,主要看这场反港英的运动到底是由北京直接动员直接指挥的,还是由香港的地下党组织自发搞起来的?如果是北京直接指挥的,那麽运动还会继续扩大,会把香港搞乱然後趁机收回。但看来又不像,北京如果真的想收回香港,去年就应该收回澳门,去年既然不想收回澳门,今年就不应该收回香港。也可能只想给港英政府一个下马威,让港英像澳葡政府那样屈膝让步。另一种可能是香港地下党组织由於受到澳门反葡澳斗争胜利的鼓励,未经请示中央擅自煽动起这场运动,他们想如法泡制,逼港英屈服。如果是後者,香港就不会被收回,而北京却会很尴尬很被动。

「赶紧写下来,写详细点写得长点没关系,下一期就用。」王老总听了很高兴:「你要多久才能写好?」

「大概两三天吧!」

「好,回去就写,我们留着版位,写好马上送过来!」

「好!好!」

这顿午餐,王老总只是约到一篇好稿,而柳主任却是收获丰富,若干年之後林焕然才知道他那天的谈话内容,柳主任写成好几篇英文稿,刊在美国《时代周刊》上,而柳主任的英文稿费每千字起码美金二丶三十元,是焕然稿费的二三十倍,难怪那天柳主任硬是抢住会账了。

从《大陆研究》社回到深水埗,林焕然就开始思考怎样写这篇稿?他请过一天假,反正这期粮没有勤工奖金,乾脆多请一天病假把稿子赶出来。那晚他赶个通宵,第二天下班前把稿子送到铜锣湾。那篇稿子题目是《剖析香港左派骚动的深层原因》,王老总接到稿子只翻了翻,批了几个字让小任送去印刷厂发排。王老总留空版位等林焕然的稿子,他对焕然说,他晚上有约会,不能多陪他,以後再联系。王老总出门前叮嘱小任,稿子送到印刷厂後要留在厂里校对。林焕然也告辞回家,昨夜他没睡过觉,坐渡轮回时一路打盹,到深水埗後在街边大排档胡乱吃点东西就回家睡觉,四十小时没睡,实在太累了。

写稿有出路,林焕然写得更加勤奋,每天放工回来无论怎样疲倦都强迫自己写一两个小时,写到晚上十二点才睡觉,第二天,天朦朦亮又起来上班。不知是因为睡眠不足或是体力透支过度,厂里的工友都说他瘦了,他自己也觉得搬运布匹时比以前吃力了。有一天,天亮了他却无法爬起床,终於病倒了,头晕脚浮,全身乏力。他极力挣扎才勉强爬起来打电话到工厂请假,然後回到床上再睡,昏昏朦朦,半睡半醒,半醒半睡,也不知过了多久,反正到他真正醒过来时已近黄昏。他觉得口很乾很苦,挣扎着起来煲一壶开水,本想倒出摊凉了再喝,但头晕得很,坐也坐不稳,只好半躺到床上。他记起上次是病倒在宁姐怀里,可是此刻宁姐在哪里呢?脑海里浮起那漆黑的茫茫大海,想起那苦涩的海水味,想起跟宁姐在海里失散的情景,而这一切实在并不遥远。他孤伶伶地躺在床上,望着那壶滚热待凉的开水,口更是乾得交关,苦得要命。在政治学习会上人们常常强调意志的力量,但在病榻上他体会到意志绝对无法战胜病痛,而病痛绝对能轻易击败意志,令人变得软弱无助。此刻他多麽渴望身边有个亲人,有人带他去看医生或买点成药给他吃,可是没有,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躺趴在八楼的床上。

他本来想爬下楼去买点药吃,又担心爬了下去爬不上来,只好躺着独自承受病魔煎熬。香港人情冷漠,他躺在房里一日一夜,包租婆和同楼住客没有人问一声,虽然有人看见他脚浮浮出来倒开水或者去洗手间,但也只是看一眼便各自回房。澳门情况却不一样,不仅同一层楼的住客有说有笑,互相关心,互相帮忙,即使街头巷尾的街坊,见了面也会打招呼,寒暄几句,谁有事街坊都愿意主动帮忙。林焕然撑到第三天,病情还未见好转,温度好像也没退,人变得更加软弱,他不得已爬下床到走廊拨电话给杨志远。

「你做乜咁傻啫,咁(这麽)迟先打电话来,我下班来睇你!」杨志远在电话中说。

下午,杨志远请半日假带他去看医生,这时候林焕然才知道在香港看政府医生是不需要花钱的。他觉得真是被左派的电影给害死,他在内地时喜欢看香港电影,香港左派电影常常出现女主角为了要筹钱给父母医病,卖身下海当舞女;或者家里有人患重病得倾家荡产去医治。林焕然人虽然到了香港,但脑海里残存着的就是这样的印象,以为香港医疗很贵,穷人看不起病,自己病了根本不敢去看医生。他打电话给杨志远原本也只想叫他帮忙买点成药,杨志远带他去看病,说政府诊所只收挂号费,不收诊金和药费,林焕然才恍然大悟,自己受骗上当了。看完医生,杨志远搀扶着他一级级爬上八层楼,还看着他服了药,上了床才离去。杨志远本想为他买一碗粥,林焕然说,不用了,完全没有胃口。林焕然这场病足足病了五天,退烧後身子还很虚弱,他多休息了一天才回去工厂上班。没想到工头见到他就说,他那份工已请了别人做了,工厂等人用,不能等他,叫他到会计处领取剩下的工资。林焕然失业了,他在布厂只做两个来月,但他不太失落,那个年头香港到处都请工人,愿意出卖体力不愁找不到工作,所以虽然被「炒鱿」了,当晚上还能睡得香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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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後的第三天,林焕然又接到《大陆研究》小任的电话,他说「美国之音」的胡经理想认识他,王老总问他明天中午有没有空过来铜锣湾饮茶?林焕然一口答应了。翌日上午十一点半他便抵达杂志社,王老总请他稍坐一会便进房去处理稿件,约摸十二点一位五十来岁矮胖的男人进来了,他就是胡经理。他们仍然在二楼翡翠酒家饮茶,但这次没有预订房间,只坐在大厅。胡经理比王老总矮半个头,但很客气,笑容可掬。他说,他那里有一个资料室,有很多报刊和图书,很多从大陆出来的年青朋友喜欢到他那里聚会,饮饮茶聊聊天,也欢迎林焕然有空到那里玩。林焕然毋须上班,到处找资料写稿,而自己居住的环境又狭窄,自然乐意去看看,多认识几个朋友。胡经理约他两天後的星期五到花园道来,顺便听一听「美国之音」广播。

「美国之音」办公室不在花园道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内,而是在同一条路另一幢商业大厦的 23 楼。门口也不挂招牌只有单位编号,从外表看像一间很普通的商业机构。林焕然依约定时间到达,他虽然看到了门号,却犹豫了片刻不敢按门钟,他再抬头仔细核对门号确定没有错之後才按门铃,开门的果然是胡经理。

「进来进来,大家差不多到齐了!」

胡经理把林焕然请入室内时,客厅上已坐着有两个人,一个年龄比他稍大,一个比他年青,胡经理一一为他们介绍,大家握手点头寒暄几句。林焕然对书架上的图书和报纸架上的报纸比对人更加感兴趣,便站起身去看书架。

「胡经理,报纸图书能不能看看?」

「请随便看!」

林焕然也不客气就看起来,他很奇怪「美国之音」的报纸种类真多。香港丶台湾的报纸摆在客厅三个报纸架上,中国大陆的报纸却用透明胶袋一份份装好,放在玻璃柜子里。柜子里连红卫兵小报也有,红卫兵报纸也是依地区分类,一叠叠装在透明塑胶袋里。但所有大陆官方报纸和红卫兵报纸都不是原件,只是影印本,却仍珍贵地锁在玻璃柜里。这让他记起倩怡叫他寄报纸的事,也许不少人都像倩怡那样,糊里糊涂就叫内地方亲友寄报纸。在共产党的眼里,不管你是电台丶报纸丶杂志,只要你跟共产党持不相同观点,共产党就视为是「文化特务」,「美国之音」当然是正牌的美帝文化特务机构。林焕然对「特务」两字本来很敏感,他既然写了反共文章,共产党毫无疑问会把他归入文化特务之列,那是想逃也逃不掉的。但他清楚知道自己不是特务,他写的文章是公开发表,并不是搞情报。如果因为害怕给戴帽子而不写文章,那不可能,他顾忌不了那麽多,有甚麽责任就自己来扛。但他绝对不会加入情报机关,他虽然确定再也不会回大陆,再也不打算跟大陆的亲朋戚友往来,他不想他们受到牵连。

林焕然在几个文件柜前晃来晃去,门铃响了,胡经理的助手往防盗眼看了一看就拉开大门,一对青年男女走进来。男的只二十三丶四岁,女的样子更嫩,像十七八岁女学生,但都衣履光鲜,穿戴名牌。他俩好像是这里的常客,跟这里的职员好像都很熟,逐个打招呼。他们不认识林焕然,走到林焕然跟前时,胡经理为他作了介绍。

「小邵,小华都是从广州出来的!林先生,也是从广州来的!」经过介绍,大家握手如仪,小邵一见林焕然就像熟人一样,频频用广州话跟他闲话家常。

「人到齐了,现在开始播音!」胡经理说,大家马上静了下来。

「中国朋友们好,美国之音现在开始广播……」电台首先播《美国新知》,报告美国最近有甚麽新科技发明,接着播放美国最新的重大新闻,再接着才广播中国新闻,而文化大革命消息占了中国新闻最大篇幅。「美国之音」报导和分析了江青丶林彪的宫廷派跟以周恩来为首的务实派的斗争,绘形绘色,颇为生动。接着又播放大陆各省市的地方新闻,重点是武汉丶重庆丶广州等地的造反派夺权武斗的情形。最後播出的是「美国之音」的邮箱号码,欢迎中国的朋友投稿或跟他们联系。整个「美国之音」播放过程一个钟头,播音完毕,大家七嘴八舌地谈一谈自己的看法,林焕然静静聆听,不发表意见。他觉得自己并无真知灼见可谈,他初次到来,刚刚认识各位,不宜多言。但胡经理却没有放过他:

「林先生请谈谈你的看法,坦率一点,谈甚麽都无所谓!」

「一九六二年我快大学毕业的时候,曾偷听过美国之音和自由之声,但只偷听一两次,每次时间都不长,因为害怕,在大陆偷听匪敌电台是反革命罪行。那一年美丶台都广播台湾成立以蒋介石总统为首的反攻大陆委员会,好像马上就要反攻大陆了。很多人就组织起来,打算迎接国军反攻,可是国民党根本没有行动,结果这些准备迎接国军的组织一个个被破获,一个个被判处反革命罪,有人被枪毙,有人送去劳改。我觉得公开播出跟美国之音的联系办法,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因为想联系的人还没有跟你们联系上,公安局已经上门了。在中国大陆,最勤力收听美国之音的不是老百姓,也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公安部门!」林焕然一口气说了,大家鸦雀无声。

「林先生说的是实况,我们要研究看有甚麽办法可以改善!大家可以发表意见!」胡经理沉思片刻才说了这麽一句。

胡经理的话刚落地,室内的人就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但多是言不及义,其实《美国之音》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接触大陆民众。大家正说着门铃又响起来,他们的聚会已近尾声这时还有谁来呢?胡经理一位女助手去防盗孔看看,她走回两步在胡经理耳边说:「柳影!」

「开门给他进来!」胡经理略为迟疑才吩咐女助手。

「胡经理好!各位好!」进来的是一个瘦弱的三十来岁男人,他向胡经理鞠了七十五度躬,态度很谦卑。

「请进来!等会一齐吃午餐!」胡经理并不跟他握手,只点点头便坐到座位上翻动桌面上的文件,显然并不热情。

柳影高度跟林焕然差不多,但比林焕然要瘦一个圈,西裤的裤头松松垮垮,皮带勒紧裤头露出不称身的褶纹,衣着也不那麽整洁,脸色黄中透黑,缺乏油润。他进来後跟室里的人逐一点头打招呼,他们大家都应该是熟悉的。

「你好!我叫柳影,杨柳的柳,电影的影!」他踱步到林焕然跟前主动伸出手来。

「我叫林焕然!」林焕然握住他的手,觉得手多骨,很冷。

「以前没见过!」

「是的,我第一次来。」

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说普通话,林焕然听得出柳影的普通话不太纯正,带着很浓的广州口音。他说完这句话就冷场了,没有人主动跟他说话,他也不好跟别人搭讪,挑了靠墙的角落站着,因为没有空了的座位。

「去京华饮茶啦!」胡经理收拾好宗卷,抬起头来对大家说。

「好!」也不知是谁应了一声。

他们一行八九人沿着斜斜的花园道向下走,由於人行道狭窄,自自然然地分成三两人一组,胡经理走在前头,三四人个追随着,小邵小华自然是一组,紧跟在前面那堆人身後。柳影原本走在小邵身旁,後来堕後跟林焕然走到一起,距离小邵三四公尺,从花园道到皇后大道中的京华酒家,坐车太近,走路则太远,要走十多分钟。

「你都系由大陆来嘅呵?」柳影用广州话问。

「系(是)!」

「来咗几耐(了多久)?」

「两个几月!」

「我来咗五年几,六二年落来!」

「捞(混)得好唔(不)好?」

「唔系几(不是很)好,呢排(这阵子)冇嘢(没事)做!你呢?」

「同你一样,啱啱(刚刚)畀(给)人炒咗!」林焕然如实回答。

「香港好难搵食(找事情做)!」柳影说,叹了一口气。

胡经理在京华酒楼订了一个房间,吃午餐的时候大家高谈阔论,林焕然虽然不多话,但常常被问到一些问题,他不得不谈谈个人的看法。反而柳影很少插嘴,只默默地吃着自己喜欢的食物。茶局结束,各自散去,林焕然正想从皇后戏院走去统一码头,却被小邵拉到一旁:

「有冇(没)时间呀?有时间去我屋企(家)坐!」小邵声音很小,不想让别人听到。

「都好!」林焕然没有正职,只靠写稿,而写稿不是二十四小时都能写的,有时很久都写不出一个字,有时却可以写得很快,时间有的是,所以随小邵坐电车到湾仔他的家。

小邵住在轩尼诗道一幢大厦的十八楼,两房一厅六百来呎,客厅对着轩尼诗道,车声很吵,所以玻璃窗紧闭,装上冷气机。小邵的客厅并不整齐雅致,东西随便放,有点凌乱,近窗户处摆放着一套沙发,这对林焕然来说,已近似豪华了。坐下之後小邵问焕然的近况,焕然大致说了,在布厂当杂工,刚刚被炒(鱿鱼),却绝口不提他曾到过澳门那一段。

「香港大把机会,炒咗鱿仲(更)好,可以专心写作!你出来之後同大陆嘅(的)亲人仲(还)有冇联系呀?」小邵好像不经意地问。

「冇乜(没有)联系罗,到埗嗰阵(那时)写过一封信畀(给)伯父,亦收过伯父一封回信,之後文革越来越犀厉,大家都唔(不)再敢写信!」

「今後有乜嘢(甚麽)打算呀?」

「想搵(找)份安定啲嘅工作,当然最好唔系(不是)杂工啦!」

「不过你都可以学我咁,叫大陆啲亲戚朋友寄啲报纸过来,红卫兵报仲(更)好!一份可以卖二三百蚊(元),你寄五十蚊返去畀佢哋(给他们),佢哋已经好高兴啦!」

「你唔(不)怕同你抢生意呀?」林焕然思索片刻才跟他开玩笑。

「唓!抢乜嘢(啥)生意呀!根本供不应求,多多益善,连影印本都有人抢住买。」

「系唔系(是不是)卖畀(给)胡经理呀?」

「胡经理当然要,不过唔(不)止佢要,好多地方都要。只愁冇(没)货,根本唔(不)忧卖!」

「咁你依家(现在)有冇(没有)做其他嘢(事)呀?」

「冇(没)罗,做乜(啥)工呀?我自自在在每月收到两三张报纸就够皮费!」

「呵!我明白!」

「初到香港嗰阵(那)时,有人畀啲(给点)钱我,叫我返大陆,影啲相,我先唔会咁(才没那麽)傻!」小邵脸上浮上一丝得意的表情。

「你唔(不)返去,咁你点(怎)会有咁(那麽)多报纸嘅?」林焕然装傻。

「梗系(一定是)人哋(家)寄畀(给)我啦!我唔返去,其他人可以返吖嘛!」

「寄信海关会查嘅!」林焕然继续装傻。

「梗有(一定)办法啦,日日咁(每天那麽)多信,唔通(莫非)封封都查咩?总之,你想做时我先教你!」小邵摆出一副老行尊的样子:「嗱!今日我同你讲过嘅嘢(的话),一风吹,你唔好同人讲,我亦都唔(不)再记得,你要谂(想)时先详细商量!」

「好嘅(的)!好嘅!」焕然虚应着,但从未想过做这种事。

「小华,出来,我哋同林生落街吃饭,今晚早啲吃!」

「哦!」小华闻声从房间出来。

「唔使(不必)罗!我返屋企食(回家吃)!」

「孤家寡人,返乜屋企(回甚麽家)呀?唔系咁唔畀(不是这麽不给)面嘛?」小邵极力挽留:「我同小华好少煮饭,成日都出去吃!三个人同两个人吃,差唔多咋!」

这样林焕然只好跟小邵一起吃饭,小邵在广州时住在十八甫,初中毕业就下放到东莞光明农场,一年後偷偷来香港,比林焕然早五六年。小华是他的女朋友,小华十岁时跟随家人从广州来香港。

吃晚饭时,林焕然对柳影有点好奇,问小邵认不认识柳影?小邵说,柳影是笔名,他真名是甚麽?没几个人知道。他是 1962 年逃亡潮时偷渡来的,最初常常在「美国之音」出入,後来时间久了,他既没有甚麽新消息,也没有甚麽新意见,胡经理就不邀约他,但他常常不请自来。他不大会写评论,只喜欢写诗,写散文,赚不了多少稿费。一首诗稿费只有三元到五元,他又常常没有工作,有时找到一份工没干几个月又给炒了,所以经常拮据,常常向熟人借钱,借了又不还。

「你小心,相熟咗佢(他)就会向你借钱了!」

林焕然觉得柳影蛮可怜的,像他那样的身体想做杂工恐怕也没人请。自由世界并不像他们在大陆时想像得那麽好,而他自己踏足澳门时就领教过了。

「你等唔钱使(缺不缺钱用)?攞住两三百银(元)去用!」小邵从银包里抽出两三张鲜红色的百元大钞递给林焕然。

「唔使唔使(不用)!我银行簿仔仲(存摺还)有钱,真系(是)缺钱时先问你借啦!心领了!」林焕然赶快推辞。

「大家兄弟,唔使(不用)客气!有事就要出声!」小邵把钱收进银包,拍了拍林焕然的肩膀。林焕然觉得小邵话很多,自以为聪明,幸好他没有正式加入特务组织,没有进入大陆去搞情报,否则实死冇(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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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後林焕然从统一码头乘船回深水埗时,望着满海璀璨的灯火,想着今天的一切,想着「美国之音」和小邵,他发觉自己虽然努力避开情报机关,但似乎避无可避。柳主任丶胡经理虽说是媒体,但难免也从中收集情报。小邵毫无疑问是依赖出卖情报维生,小邵算是情报机构的外围掮客,不属於那一个情报机构的正式情报员,却又跟这些机构都有点关系。林焕然从未想过要赚这种钱,那是出卖野人头的勾当,自己花五十元引诱别人寄一份报纸,结果别人可能为此而劳改一二十年,甚至被枪毙。至於他自己写点时事评论或政论,赚点稿费那只是说真话,不会伤害别人,共产党要清算也只能清算他个人。反正他即使甚麽也不做,只出卖劳力,共产党要清算起来也活罪难逃,偷渡来港就是「叛国投敌」,只写一篇文章也是「文化特务」。他人在香港,不必恐惧,只要不连累到别人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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