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六四”

最早知道刘晓波老师是从创造社拍摄社《天安门》纪录片。那时可能是在2003年年初,我刚从大学毕业没多久,我从同事那里借钱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之后,一个朋友将这个纪录片给我,我看了之后,还复制这个纪念片给一些朋友观看。

在这个记录片中,刘晓波讲述了他在“六四”屠杀的时候,为了避免当时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数千大学生被屠杀,他与朋友们派人去与戒严部队谈判,要求允许他们撤离广场。

刘晓波说:“当时就商量了一个办法,找戒严部队去谈判,我们派两个人,再叫柴玲他们也派两个人,一块以我们四人的名义和广场指挥部的名义去跟戒严部队谈,叫他们给我们时间,我们撤离广场。”

而此前,为了避免给戒严部队开枪屠杀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口实,刘晓波看到有人拿着枪,就将枪抢夺过来,并将其砸烂。刘晓波在纪录片中说:“还有一个人拿着一种五四式半自动的枪,我和几个纠察队员就把枪抢了下来,这太可怕了,只要纪念碑上枪一响,戒严部队就会有口实,毫不留情地打,我就把枪在纪念碑的栏杆上摔。”

“六四”民主运动爆发之前,刘晓波本来在位于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当时他正准备接任海外民运刊物《中国之春》的主编职务。“六四”民主运动爆发之后,他毅然决然地于《人民日报》发表《四二六社论》当天从纽约启程回国,并投身到民主运动之中。据旅美学者冯胜平透露,当时大家都很激动,包括刘晓波在内,有5个人决定立刻回国,“结果真正到了走的时候呢,四个人以各种理由都不走了,只有晓波一人走了。”

2010年4月26日,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曾在推特上写道:“1989年的今天,刘晓波在纽约登上飞机,飞往北京。那时我们正在青春躁动期,愤怒而兴奋地走在北平的街上。阳光耀眼。”

在日本转机时,遇到从国内出逃的朋友,对刘晓波说:社论都发了,中央都定论了,还回去干什么?在犹豫的时候,刘晓波听到登机的广播,心一横登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

1989年6月2日,刘晓波、周舵、侯德健、高新四人发表《六二绝食宣言》并在纪念碑旁设立营帐开始72小时的绝食行动。在《六二绝食宣言》一开头,他们就表示:“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在李鹏政府非理性的军事暴力高压之下,中国知识界必须结束几千年遗传下来的只动口而不动手的软骨症,以行动抗议军管:以行动呼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诞生;以行动忏悔由于我们长期的软弱所犯下的过失。对于中华民族的落伍,我们人人都负有一份责任。”

他们因此被称为“广场四君子”。当时,刘晓波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讲师;周舵是原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讲师、北京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侯德健是来自台湾的著名词曲作家兼歌手;高新是北京师范大学《师大周报》前主编。

这份绝食宣言是由刘晓波起草的。刘晓波后来在纪录片中说:“我们呼吁的是政府和学生都消除阶级斗争意识,消除敌人意识,开始宽容。我们都要反省自身。我们的绝食并不是英雄壮举,而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几个人对我们过去的软弱表示一次忏悔。”

由于“四君子”的绝食行动,使那时本来已经低落的“六四”民主运动再一次进入高潮,广场上再次聚集了数以万计的人们。张良在《中国“六四”真相》中透露:“刘等四人的绝食,为中共元老和李鹏等人最后下决心清场又提供了一个重要依据。在六月三日下午的会议上,至少有多名决策者提及了侯德健等四人的绝食。”

对此,刘晓波在纪录片中表示:“我没法确定政府决定用枪、用血来平息这场运动的时候,究竟与我们绝食与没有内在因果关系。如果有,那这种内疚可能要跟随我一辈子。六四流血后,从我走出广场的一开始就有一种特别沉重的心理负担,直到今天这样的心理负担仍然没有解除。”

民间反对派的贫困

最早看到刘晓波的文章是在看了纪录片之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文章就是《中国民间反对派的贫困──“六四”13周年祭》。那时,王力雄创办的《递进民主》网站有一个内部论坛叫主题沙龙,张祖桦老师是其版主,这个主题沙龙转载许多很有价值的文章。我在张老师的邀请之下,注册成为主题沙龙的网友,因此应该是在这里看到这篇文章的。

刘晓波这篇写于2002年5月14日,后来发表于《民主中国》的文章,是一篇为纪念“六四”屠杀13周年而写的文章。他对从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以来26年的中国民间反对运动,特别“六四”民主运动以及其后的民间反对运动都进行了深刻的总结,认为中国民间反对派存在三个方面的贫困,分别是组织贫困、自由主义思想资源的贫乏、道义凝聚力的贫困,也就是组织上、思想上、道义上分别存在贫困。

在刘晓波看来,正是因为中国民间反对派在道义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日益贫困,导致中国民间反对运动的愈发孤立无援和边缘化,无法形成各阶层相互声援的广泛动员和持久坚持,每个群体对暴政的反抗都只局限于这个群体的既得利益之内,各扫门前雪的自私成为中国的道德常态。无论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上书还是难属群体的抗争,无论是弱势群体的示威还是法轮功信徒的殉难,所有的民间抗争几乎都是孤立的,因而并不能对独裁政权构成真正的民间挑战。

而在这三种贫困中,最根本的是在道义上的贫困。对此,刘晓波表示:“在这一点上,我仍然坚持在《猪的哲学》中所表达过的观点:血腥屠杀和严厉镇压只是外在原因,而内在原因则是中国自由主义精英的道义贫困。大屠杀对中国人的主动而积极地争取自由的政治激情和道义勇气的暴力阉割,首先吓坏了学生精英和知识精英,大面积的逃亡使我们失去了能够支撑人性高贵的最佳时机。接着便是道义资源的大量流失和尽情挥霍,不仅使中共轻易地清除了直接的政治对手,而且使当年的八九运动的普通参与者,感到他们的正义感、同情心和流血牺牲所换来的,只是几个流亡者大吃人血馒头的资本,就必然萌生一种被精英们玩弄的受骗感和耻辱感。在一个全面专制的社会里,无形的道义资源是我们对抗占据所有有形资源的独裁政权的唯一支撑。最血腥的时刻也是道义最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的时刻,如果在最血腥最恐怖时刻,我们的道义象征人物能够不畏强暴地屹立着,那么,民心就有凝聚的核心,大屠杀所造成的也只能是外在的有形的暂时的失败。但是,我们没有肩扛黑暗闸门的高贵骨头,精英们的懦弱和短视所导致的道义资源的流失和浪费,造成的是一种内在的无形的长远的失败感、失望感甚至绝望感。看破红尘的人就会视道义如无用的垃圾或谋取名利的工具,变成惟利是图之徒。”

刘晓波最后表示,“而身处被制度性的恐怖和谎言所恫吓所遮蔽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行一体,就是以直面恐怖的良知勇气,诚实地说出你的知。这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在中国,过一种诚实的生活,做到知识上的诚实和道德上的负责,首先需要的不是知识上的渊博,而是道义上的勇气!”

为章诒和颁奖

第一次见到刘晓波是在2004年10月30日,在独立中文笔会第二届自由写作奖颁奖仪式上。那时,我住在望京,大家在望京的南湖西园聚集,然后乘坐租用的大巴到达昌平郊区的口楼画家村,即黑山庄二道沟。

这是为《往事并不如烟》一书的作者章诒和女士举行的颁奖仪式。最后参与会议的有62人,包括包遵信、章诒和、刘晓波、张祖桦、余世存、余杰、郭小林、王东成、卢跃刚、徐晓、梁晓燕、王俊秀、吴思、焦国标、王力雄、浦志强、陈敏、张大军、北村,以及从四川来的王怡、廖亦武、河北来的郭庆海、綦彦臣、山东来的高氏兄弟、深圳来的朱健国等人。

颁奖仪式由王怡主持,刘晓波以独立中文笔会会长的身份先介绍来宾,随后宣布将独立中文笔会第二届自由写作奖授予《往事并不如烟》一书的作者章诒和女士。刘晓波表示,今天的自由写作奖是独立于官方评价体系之外的,由自由作家认可的评价体系。随后,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余杰宣读颁奖辞,章诒和致答谢辞。其后由第一届自由写作奖得主王力雄发言,而张祖桦代表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发言,张祖桦还为大家朗诵了泰戈尔的诗。接着浦志强发言,最后由廖亦武为大家吹奏两首洞箫而结束。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刘晓波,也是刘柠第一次见到刘晓波。为此,刘柠将其藏有的刘晓波的书籍以及有关刘晓波的书籍带来了请刘晓波签名。这三本书籍分别是:中共宣传所用的《刘晓波其人》以及刘晓波的博士论文、出版后很快被查禁的《形而上学的迷雾》。刘晓波在三册书里分别写下“十五年”、“感谢保存至今”和“长头发的日子不再了”。

因为这次颁奖仪式,一个多月后的12月13日下午,刘晓波、张祖桦、余杰分别遭到北京警方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传唤,羁留至14日清晨,而且刘晓波还遭到抄家,抄走电脑及其它资料,张祖桦和余杰的电脑里的资料也遭到复制。对此,王怡、廖亦武、余世存发起《强烈关注刘晓波、余杰、张祖桦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传唤一事》的征集签名活动。

刘晓波作为独立中文笔会的创会会长,一直担任会长到2007年。我在参与这次颁奖活动之后,虽然曾经有朋友建议我加入独立中文笔会,但我一直没有加入,直到2014年才加入独立中文笔会,并成为其网络委员会的成员。虽然我不是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2011年因为“中国茉莉花革命”,我被“失踪”遭被关押63天,独立中文笔会还是将我列为其关注的第115位狱中作家。

追悼包遵信

再一次见到刘晓波就是在2007年的包遵信先生去世的送别仪式上。2007年10月28日,中国著名知识分子、80年代知识界领军人物、青年导师、《走向未来》丛书主编包遵信老先生因脑溢血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

包老去世后,其葬礼由刘晓波、张祖桦、徐晓、马少方、江棋生、薛野、周忠陵等人一起负责筹办,并且由刘晓波担任葬礼的总负责,徐晓担任葬礼的总操办。余杰在《我无罪:刘晓波传》透露:“刘晓波说,老包生下来就是孤儿,一生凄苦,一定要让他老人家走好。”

2007年11月3日上午11时,包遵信的告别仪式在北京东郊殡仪馆举行。对此,北京当局十分害怕,当天早上出动大量警察到东郊殡仪馆,阻止殡仪馆按时打开告别大厅的大门。张祖桦了解此情况后,马上找殡仪馆工作人员交涉。在9点半左右,殡仪馆才打开大门,让人进入告别厅布置。

为了阻止异议人士去参加告别仪式,北京警察将江棋生、莫少平、浦志强、俞梅荪等人堵在家里,或者将人抓进派出所,而李海、刘荻到殡仪馆门口时,甚至还被警方绑架押回。对此,刘晓波十分愤怒,找到在现场的北京国保头目,并与之发生争执。

那天,我和妻子李昕艾一早就出发,去东郊殡仪馆参加告别仪式。我们到时,告别大厅的大门已经打开,正在布置灵堂。一名外国记者进入摄像,却被便衣人员拦阻,还强令记者删除摄像机中的影像。而且,有便衣人员看到为告别仪式准备的包老的生平材料时,竟然试图抢夺。对此,更是让刘晓波愤怒。

11时左右,将近300来宾排队进入告别大厅,并排站立在包老的遗体前,举行告别仪式。告别仪式由刘晓波主持,著名法学家、原群众出版社社长于浩成与包老的女儿包媛分别致追悼词。

因为国保阻止参与告别仪式,江棋生、莫少平、王力雄、刘苏里、张先玲、浦志强、余世存、俞梅荪、李海、刘荻、齐志勇、胡佳、曾金燕、贾建英、李和平、刘京生、王国齐、刘凤钢、王美茹、谢福林等人,随后发表《包遵信葬礼受阻缺席者声明》质问:“你们对人家的丧事出手搅局,不仅很蠢,而且十分不可取。其实你们也知道,自有华夏文明以来,炎黄子孙都遵循一条最起码的道德准则:生者表达哀思和送别死者;死者接受生者的最后致意,并有尊严地告别此岸世界——这是不容干扰和亵渎的人道和伦常。可悲的是,在权令智昏之下,你们却蔑视和践踏这一准则,动用国家公器剥夺人们为死者送行的权利。”

2008年10月28日,在包老去世一周年之际,其骨灰安葬仪式在北京西郊的门头沟区万佛陵园举行。当天早上,我乘坐张祖桦老师的车前往万佛陵园。参加安葬仪式的:有包老的夫人王淑苓、女儿包媛、女婿林进、儿子包晟以及其它几位亲属;朋友有80多岁高龄的于浩成老先生、包老的同学也是朱学渊的妹妹朱学文、陈小雅、刘晓波、刘霞夫妇、张祖桦、徐晓、梁晓燕、莫少平夫妇、浦志强、滕彪、刘苏里、马少方、余杰、刘敏夫妇、周忠陵、江棋生、李海、杨冠三、李小山、李红、刘柠等40人左右。

安葬仪式在十点半正式开始,先由工作人员将装着包先生骨灰的盒子放进墓碑下面的墓穴里,然后放进去了两个小人进去。由于包老爱喝五粮液,每次马少方请他吃饭时,都请他喝五粮液,刘晓波、刘霞夫妇特此为包老带来一瓶五粮液放进墓穴。最后,在师母的提议下,放进去了一本当时刚在香港出版的《包遵信纪念文集》。

在包媛向父亲最后告别之后,刘晓波做了一个《包包,安息!》发言。刘晓波回顾包先生的追悼会时的情景:“包包,你的追悼会上,那么多生前好友和不相识的人来为你送别,师母的极度悲痛,包瑗的深情呼唤,包晟的怒目警察,徐晓的精心布置,显扬先生的扶棺痛哭,浩成先生的切肤悼词,冠三眼中止不住的泪水,祖桦的严肃表情,少方从始至终的忙碌,小毕一边抹泪一边拍下记录现场的四百多张照片,……你的亲人和好友,为你悲,为你荣,用各自的方式表达同样的哀思。”

最后,晓波以下面的话语结束:“包包,你走了。我的愧疚留不住你。我能做的,仅仅是,在你的遗体上铺满鲜花,在你的灵堂里挂满挽联,向你的遗像敬烟敬酒,继续你为之奋斗的未完成的涅磐。包包,爱你,生也爱你,死也爱你。”

后来,我的妻子李昕艾在《良师益友张祖桦》说:“2007年10月28日,民主前辈包遵信先生去世。包老的遗体告别仪式于11月3日在北京东郊殡仪馆举行,张老师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不但帮我们准备好了挽联,还拍成照片放在了日后印刷的《包遵信纪念文集》一书的封皮上,当我拿到那本书,看到封页上的挽联中有‘古川、李昕艾敬挽’之字样的时候,我很感动。在那次告别仪式上,我也第一次如愿和张老师合影。一年后,包老的骨灰下葬仪式在北京举行,我由于当时在老家唐山养胎未能参加。”

民主中国

在安葬仪式过程中,我一直拿着相机拍照。安葬仪式结束之后,大家回到城里,在定慧寺附近聚餐。在聚餐过程中,刘晓波告诉我,让我回家后将安葬仪式写一个报道,然后在《民主中国》发表。我回家以后,通过skype获得了刘晓波的《包包,安息!》发言稿全文,将其部分内容摘录在报道的最后。

下面就是我写的发表在《民主中国》署名叫“邵川”的报道:《启蒙导师包遵信先生安葬仪式纪实》(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6610)。而我拍摄的照片也在《民主中国》分别以《包遵信去世一周年祭图片专辑》(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6611)和《包遵信去世一周年祭图片专辑(2)》(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6621)为题发表。

刘晓波之所以让我写报道发在《民主中国》,可能是因为作为主编的他知道我化名在《民主中国》发表评论。

“六四”以后,《河殇》的总撰稿人苏晓康逃亡到海外,创办了《民主中国》纸刊。由于后来苏晓康的妻子傅莉遭遇车祸身体瘫痪,需要照顾,2006年10月,苏晓康决定从担任主编的《民主中国》退休。随后,由刘晓波、张祖桦和蔡楚三人在美国阿拉巴马州注册了《民主中国》网刊。

蔡楚老师在《我所知道的刘晓波》中说:“2006年10月,由于苏晓康先生从他主编的《民主中国》退休。刘晓波、张祖桦和我在美国阿拉巴马州注册了《民主中国》网刊,致力于为民主派在未来参与民主转型过程,包括谈判和制宪,提供必要的知识、理论和人才储备,以期积累公民力量,推倒专制铁墙,将中国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并进行国家制度的建设和巩固工作。……《民主中国》网刊作为海内外唯一的一份专门研究与探讨中国民主转型的期刊,自创刊以来一直坚持‘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10字办刊宗旨,致力于从各个方面深入探讨如何推进和实现中国民主转型,培育公民社会,促进法治建设,研讨民主理论,关注时局变化,总结民主实践和公民维权运动方面的经验,努力为促进中国的民主转型做出理论和经验方面的贡献。”

蔡楚老师还透露,刘晓波担任《民主中国》网刊总裁兼主编,蔡楚担任执行主任兼编辑,刘晓波担任理事兼编辑。刘晓波负责《民主中国》网刊的规划和对外联系工作,张祖桦负责初审稿件和撰写工作总结,蔡楚负责终审稿件和上传稿件,以及发稿费、联系作者等日常事务。蔡楚老师的妻子李洁从建立《民主中国》网刊起,就一直担任义工,长期帮助做各项工作,包括为申请非赢利组织、翻译文件等。蔡楚老师说:“当时,为不影响晓波和张祖桦以及国内作者的安全,我们决定本刊刊头上不使用他俩的名字,而用‘何路’(路在何方)来做他俩的共同笔名。”

2009年初,因为我参与《零八宪章》的签名,导致我在《先锋国家历史》(后来改名《看历史》杂志的工作丢掉。后来,经过张祖桦老师的推荐,我开始担任《民主中国》的编辑,每天负责转载一些文章,并编辑处理由施英收集整理的《一周新闻聚焦》,直到2011年2月因为“中国茉莉花革命”被失踪为止。2012年7月6日,我们离开中国流亡美国之后,从2012年10月开始,我又成为《民主中国》的编辑,负责编辑《民主中国》的英文版。2015年10月以后,继续负责编辑《民主中国》的英文版,同时也参与编辑《民主中国》的中文版。

文章来源:公民议报7/2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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