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跃君：德国纳粹时期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奥斯茨基

——写在卡尔·冯·奥斯茨基去世70周年

这是一段尘湮的历史和一位几乎被人忘却的报人，却在那个时代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轰动。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却经历了德国及欧美许多诺贝尔和平奖、文学奖和物理学奖得主的奔波与呼吁。为了他能得奖，挪威社会顶着纳粹德国的军事威胁和外交恫吓，挪威外交部长和前总理因此离开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颁奖人挪威国王与得奖人都双双缺席于颁奖仪式，最后这笔奖金都不知去向，并因此导致希特勒禁止所有德国人再去接受诺贝尔的任何奖。但就因为那个被扭曲的时代，就从他的“泄露和出卖国家军事情报”事件开始，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犯罪？重新界定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判国？每次到柏林，我都要去以他名字命名的大街，去瞻仰耸立在那里的纪念雕像；或到柏林Niederschoenhausen陵园去瞻仰他的墓地。当年他被迫害而去世时，纳粹政府禁止在他墓碑上刻写名字，强令他的妻子改姓，希望“历史永久地忘记这个人”。但历史并没有将他忘记，相反永远铭记专制者的罪恶……

战争与和平

德国是欧洲近代几场世界大战的挑起者，但也是世界和平运动的最早发起者。
就在德国建立日耳曼第二帝国的最兴盛时期，铁血宰相卑斯曼还在当政，奥地利女作家Bertha von Suttner出版了著名的反战小说《放下武器》(1890)，译成欧洲各国文字出版而轰动欧洲，并在奥地利暨德国（注）成立了和平反战联合阵线，就取名 “放下武器”，形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和平运动，卑斯曼也于次年下野。该女作家成为现代和平运动的发起人，并于190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12年德国、奥地利与意大利再度结盟，火药味开始浓烈与之并行的，全德和平运动也开始兴起，成立了大规模的“德意志和平协会”。1914年终于爆发一次世界大战，同年底爱因斯坦等四人发起成立了反战协会“新生的祖国”（1922年改名“人权阵线”）。当时的帝国议会议员Karl Liebknecht是这场反战运动的政界代表，他在议会中否决战争贷款案。次年“五一劳动节”在柏林大规模集会上他发表反战演说，即刻被普鲁士政府逮捕，并与另一位反战人士Rosa Luxemburg先后被人暗杀(1919)，这当然也与他们1918年创建德国共产党有关。
然而，真正大规模的德国和平运动还是在一次大战后期和战后。1918年1月发生100多万工人的全德总罢工，同年底发生“十一月革命”，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被迫下野而举家流亡荷兰，德国在法国签署停战协议。次年成立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的魏玛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艾伯特当选首任总统，并于同年6月 8日签署凡尔赛公约。
根据凡尔赛公约163款，德国军队必须限制在10万人之内。但几乎从魏码共和国建立开始，国家就在偷偷建立地下部队和地下军火库。这引起了和平主义者们极大的担忧，因为这将引起德国的外交困境和内政不安，影响整个国家的和平。于是政府通过这样的黑色军队从事暗杀等恐怖活动，以对付反战的政治异议人士。当时被谋杀的著名和平主义政治家有停战委员会主席Mathias Erzberger(1921)，外交部长Walther Rathenau(1922)等，由此引起一系列刑法诉讼，但德国法院基本认可这样的政治谋杀，声称“每个公民对危害国家生命的非法行为具有自卫权利” (帝国法庭判例RGSt 63, 215(220))。
当时在许多和平主义者掌握的新闻媒体上，揭出了大量德国建立黑色军队和地下武器库的秘密，例如许多青年被招兵入伍，最后却不知所向，事实上参加了这些黑色军队。于是那些新闻记者们以“利用新闻媒体泄露国家机密”被判处10-15年徒刑。例如法庭在对记者Berhold Jacob和Fritz Kuester判刑时就宣称：“（建立这些黑色军队）对国家有利而无害”，“每个公民都要忠诚于自己的祖国，维护国家利益是每个公民的最高职责”（帝国法庭判例RGSt 62, 65(67)）。仅仅在1924-1927年的四年中，1000多位和平主义者以“泄露祖国机密”而被判刑。
1925年总统艾伯特去世，德国议会选举兴登堡元帅为总统，魏玛共和国最后残留的一点自由与民主也被葬送了。到1931年底，已经有6000多位政治异议者被判刑，还有3万多人正在被起诉。许多新闻媒体如《世界舞台》杂志，公开发起了为政治犯及其家属捐款的呼吁，人权同盟（其重要会员有诺贝尔文学奖和物理学奖获主托马斯曼和爱因斯坦等）呼吁释放政治犯。许多社会名流致函德国总统，要求特赦政治犯，但都被总统拒绝。

一代报人奥斯茨基

《世界舞台》(Weltbuehne)是魏玛共和国时期最著名的政论性杂志之一，发行人和主编Siegfried Jacobsohn于1926年突然去世，妻子接任出版人，奥斯茨基担任责任编辑，不久任主编。
奥斯茨基(Carl von Ossietzky, 1889-1938）出身于汉堡，二岁丧父，中学未毕业就出去谋职，18岁时因为汉堡市长（他父亲生前的雇主）引荐而担任了法庭书记员。业余时间他撰写了许多诗歌和剧本，参加和平运动和人权组织，一直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时事评论。他的妻子出身于一个英国军官家庭，是一位女权运动家，所以鼓励他放弃法庭职位而全职从事写作。年仅25岁他就担任了《自由人民》杂志主笔。一次大战前夕发生了一起“Erfurt法案”，一位士兵因为谋杀案而被军事法庭判为死刑。奥斯茨基马上撰文指出，这位士兵其实是受上司、即受政府指示而进行谋杀的，法庭却将他当作政府犯罪的替罪羊，所以要审判的是政府，而不是这位士兵。结果奥斯茨基自己被捕而被判刑，罪名是“侮辱帝国法官”，幸好当时的德国皇帝还是网开一面给予了特赦。一次大战后他先后担任了《柏林人民报》、《日记》和《星期一早晨》等多份魏玛共和国时期著名的报刊责任编辑，直到1926年被《世界舞台》发行人邀请去担任主笔。
在《世界舞台》上接二连三发表了一大批揭露和指责德国政府暗地建立军队的内情，德国政府对此非常冒火。但魏玛共和国毕竟是民主政体，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法制，即法官不完全听从政府指令，所以政府无法轻易对一个有影响的新闻媒体采取过于强烈的态度。《世界舞台》与政府的官司不断，政府除了对作者起诉外，也对主编起诉。仅仅在1927年：2月10日，因为发表一篇评论德国军队的文章，奥斯茨基被法庭判处罚款500马克；6月24日，因为他拒绝发表官方指定的一篇新闻报道，被判处罚款100马克；12月21日，因为发表一篇揭露政府授意对异己分子谋杀的文章，被判处一个月徒刑，中级法院又改判成罚款50 马克；同月，因为发表一篇揭露政府建立地下军队的文章，而被法庭以“泄露国家军事机密罪”而起诉，没想到国防部长居然作证，说这些内容已经不算国家机密，所以免罪……再如1932年1月18日，《世界舞台》上公开发表了为政治犯捐款的呼吁，奥斯茨基居然被起诉，但检察官还是撤回了起诉；7月1日因为在前一年曾发表一篇著名的文章“士兵就是谋杀犯”（Soldaten sind Mörder）而被起诉，罪名是“侮辱帝国军队”，但法庭同意“保外”。检察院不服而告到中级法院，又被驳回；又有两篇揭露德国税务局的文章，奥斯茨基背上“侮辱财政部”的罪名被起诉，但法院听了奥斯茨基的申辩后将此案搁置，暂不处理……当然，奥斯茨基最著名的无疑是“《世界舞台》案” （Weltbuehne-Prozess）。

《世界舞台》杂志事件

除了德国军队只能限制在10万人之外，根据凡尔赛公约198款，德国还不准研制军用飞机。但德国政府在偷偷研制，以至许多德国国防部的军事部门如飞机、防毒气弹、间谍和反间谍等，都没列入公开的国防部机构名单中。如递交给议会讨论的国防部预算中提到一个名为“M”的部门——M就是 Military（军事）的缩写——当时的社会民主党议员Krüger要求政府解释什么是“M”，政府只能装聋作哑。为此《世界舞台》在1926年7月 20日专门发表了一位有关部门老兵撰写的文章，列数了这些秘密部门。记者们特别关注军事性的航空研究，尤其是飞机设计师Walter Kreiser成为揭露德国这一航空秘密的专家，在《世界舞台》上曾先后化名发表了七篇文章，早在1926年他就以“出卖祖国”和“透露国家军事秘密”的罪名被起诉，但1928年法庭又终止了审理。
1929年初，Kreiser又交给奥斯茨基一份文稿。在该文中揭示，上述的“M”部门其实就是一个专门研制战斗机的部门，拥有30-40架战斗机，现在将陆上空军易名为“Albatros（鸟名）试验部”，对海上空军易名为“汉撒公司海岸飞行部”。在Kreiser的原稿中甚至进一步揭示，德国的战斗机不仅分布在德国，而且有一部分在苏联。这段内容在发表时被删掉了。发表前Kreiser透露给奥斯茨基：3月11日晚上8点，在柏林将召开一次航空领域的大规模集会，许多与航空方面有关的头面人物都将出席。所以这篇文章一定要安排在这天出版，要安排一位卖报人专门赶到会场去散发，要给德国政府一点难堪。该函后来成为他们“合伙犯罪”的证据之一。
该文果然在《世界舞台》上以五页半的篇幅发表了，引起了国际社会震动。苏联担心德国在苏联研制战斗机的消息传出，赶快中断了与德国的这一合作。德国政府大为恼火，但又非常尴尬。出面否认，就要被新闻界追问，将会抖露出更多的军事秘密；如将两人逮捕，又等于在向全世界承认，德国就是在偷偷研制战斗机。德国外交部从国际影响出发希望私了此案，而国防部一定要惩罚秉事者以一儆百。最后还是国防部占上风，所以检察院到8月1日向作者与主编提出立案，搜查了杂志社和奥斯茨基的家。对他们罗列的罪名是：出卖祖国，有意透露国家军事秘密，将国家军事情报透露给其它国家政府，从而危害德国利益。
但怎样审理该案，国防部与外交部又分歧严重。国防部为了继续保持与苏联的军事合作，希望对此案公开开庭；而外交部担心，这样会威胁到德国在日内瓦裁军委员会的地位。由于当时外交部长Stresemann的阻止，对此案迟迟无法开庭。直到两年后德国国防部、外交部和司法部三方才达成协议，于1931 年3月30日正式向莱比锡法庭提出公诉。开庭中，对方采用了当时最著名、也最倾向于政府的检察官与法官：检察官Paul Jorns（曾主持Liebknecht和Rosa Luxemburg被谋杀案）；法院主席Alexander Baumgarten，他在1930年秋审理希特勒案时，在希特勒未到庭的情况下谎称希特勒曾扬言，如果他上台就要“人头落地”。被告方也采用了当时德国最著名的四位律师组成律师团，他们坚信这方一定会胜诉。
因为此案涉及到国家机密，根据当时法律，整个法庭争辩及其最后判决详情都不容许公诸于众。尽管政府作了如此周详的安排，法庭还是迟迟无法开庭。这方律师坚决要求德国外交部必须出庭作证：在《世界舞台》上发表的内容确实是国际上还无人知道的军事信息，否则就谈不上出卖“军事秘密”。而外交部鉴于此案的外交影响，只能有意回避，从而让开庭日期一延再延。7月9日，国防部的Schleicher将军（后来的总理）气愤地写信给外交部副部长，怒斥外交部是在有意拖延。信中坚称，必须通过这次官司来惩罚“叛国者”，外交部的所有政治考虑都必须置于第二位！在国防部的压力下，外交部只能于8月24日出具了一份书面鉴定。国防部代表出庭作证，证实《世界舞台》所发表的内容属实，但出于德国利益，这些情况不宜对外。交通部代表证明，该文发表后国外的许多媒体取用该材料。但该代表也拿不出实据。被告方律师提出了19个证据以证明奥斯茨基的无罪，显然也都被法院驳回。

判刑与入狱

1932年11月23日，主编奥斯茨基与作者Kreiser被双双判刑18个月，这在当时除了共产党外就算是判刑最高的政治犯了。他们根据不同法律同时触犯了“判国罪”、“透露军事情报罪”与“间谍罪”，但法庭认为这几项罪其实说的都是一件事，所以就仅以“透露军事情报罪”定刑。奥斯茨基说：我非常清楚，如果哪位记者敢于对德国军队有异议，他一定会被判以“判国罪”，这就是我们的职业风险。只是这回取代“判国罪”的居然是“透露军事情报罪”。不过，判除18个月还不是很严重，距离自由的德国还不是很遥远。
世界舞台审判案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世界舞台》杂志于12月1日和15日两期中，长篇刊登了世界各国的反响。例如《纽约晚报》上指出，德国又在逐步地回到一次大战前的政治状况。德国政府在日内瓦裁军委员会上一再强调，德国完全遵守凡尔赛公约，这次判案却将全世界的注意力引到了德国，看到德国正在偷偷组织军队和研制武器。人们本来还不太关注《世界舞台》上发表的文章，而这次法庭的判决却使人们看到，德国政府非常重视军事工业，所以才会将这样一篇文章看得这么危险。德国法庭对右翼的纳粹主义者判得越来越轻，而对左翼的和平主义者却判得越来越重，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预兆。
这一判案在德国社会也引起了轰动，议会主席Paul Loebe公开表示不能理解这样的判决，这次判决在法律上和政治上都站不住脚。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向德国政府提出议会责问，问德国政府是否尽到最大努力来阻止这一判决的真正实施（即判刑后也可以保外释放）？人权联盟在全德举行了多次集会声援奥斯茨基，著名作家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德国诗歌协会主席亨利·曼（前者之弟）、德国笔会主席Anold Zweig和科学家爱因斯坦等联名致函德国总统，要求特赦奥斯茨基，但德国司法部将此函扣下没有转到总统之手。

于是，奥斯茨基与Kreiser真的将于1932年5月10日进入监狱。Kreiser得到法庭判决后就远走高飞到法国去了，而奥斯茨基却不愿离开。就在他进入监狱的那天，他的朋友、杂志社同事和全德几十位文化界名人都到柏林Tegel监狱门口为他送行，送行成了一场争取和平的集会，德国各大报刊如《法兰克福报》都纷纷报道了这一感人肺腑的情景。《星期一晨报》上还发表了当时著名漫画家Goliz的漫画，上面题到：奥斯茨基，一位不愿逃离、而愿坐牢的人。就在同一天，《世界舞台》上发表了奥斯茨基的21页长文“辩解”。该文分五个部分：我必须坐牢，Kreiser，信仰之外还有什么？国民经济，我的遗嘱。他开篇就写到：今天，我将要进入普鲁士监狱，并将在那里渡过我的18个月，这是基于去年11月23日法庭以出卖国家罪和出卖军事秘密罪而对我的判决。我将要中断我在《世界舞台》的工作，所以我感到有必要对这几个月来围绕《世界舞台》发生的事件作一辩解。在谈到他为什么不愿离开德国以免于坐牢的问题时，他写到：
我不是出于对国家的忠诚而（老老实实地）进入监狱，我坐在监狱是对这个国家最不舒服的事，所以我选择监狱。我不会在红墙内向帝国法庭低头，恰恰相反，我作为普鲁士监狱中的一名囚犯，以活生生的躯体向最高法院政治性的、而不是法律性的判决表示抗议。

如果仅仅因为奥斯茨基系狱18个月，他还不会问鼎诺贝尔和平奖。但后来希特勒上台，德国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奥斯茨基再度被捕，并被送进集中营，才使他重新成为德国社会和国际舆论界的焦点人物……

世界经济危机下的德国

1929年发生了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10月25日纽约证券市场崩盘(黑色星期五)，各国投资者自身难保而纷纷从德国撤资，导致德国银行、企业、商店纷纷倒闭，失业率剧増(300万)，这给年轻的魏玛共和国政坛带来了强烈地震。中央党希望削减失业保险额以渡过财政难关，而联合执政的社民党拒绝，导致两党联合执政破裂，总统只能任命Bruening为总理。但他得不到议会多数支持而无法工作，只能向总统申请解散议会举行大选(1930年7月)，以为这样就可以增加他党派的选票。
但9月的大选结果恰恰相反：中间党派急剧萎缩，基层穷百姓的选票都投向左、右两个极端党。与1928年大选相比，共产党从原来的54席涨到77 席，纳粹党从12席一下增加到107席。这两个极端党都是拒绝议会民主而崇尚暴力，所以议会无法再理性地讨论而实际瘫痪。德国议会的极端化更增加了国际社会担忧，德国企业股票惨跌，外资进一步撤离，失业更加严峻(500万)。于是纳粹党联合其它右翼党形成“哈茨堡阵线”，希特勒成为该阵线的中心人物。五天后社民党、工会等建立“铁的阵线”与之抗衡。在1932年的大选中，共产党的席位提高到89个，而纳粹党的席位激增到230个。如果共产党能与社会民主党（133席位）联手，或许还能抗衡纳粹党而挽救魏玛共和国民主。但这两党之间又打得不可开交，造成纳粹党坐大。兴登堡总统换了一个个总理，1932年8月 30日纳粹党二号人物戈林选为议会主席，1933年1月30日总统只能将总理位置也让给希特勒，德国的纳粹时代就此开始了……

奥斯茨基再度被捕

纳粹一上台就开始了法西斯政策，对外退出联合国(Voelkerbund)，军队越过莱茵河而撕毁凡尔赛条约；对内解除宪法中的人权条款，建立集中营。纳粹当政前的最后两任总理已限制共产党活动，而现在则是对所有政治异己者进行镇压。
1933年2月13日晚，德国作家保护联盟举行了最后一次集会，奥斯茨基等三位作家在大会上慷慨陈词。纳粹党的主将戈林当日就威胁地宣布：要采取最严厉的手段对付“敌对于国家”的组织，要查处所有枪口对准新政权的个人。当晚奥斯茨基的朋友见到他就惊奇地问：“你还不逃离德国？你是纳粹逮捕名单中的第一位。我们需要你，但不希望你成为一位殉道者”。就在纳粹刚当政的几个星期内，德国到处流传哪些作家已经流亡异国。很多了解内情的朋友和已经流亡国外的朋友也纷纷劝他。但奥斯茨基表示：他理解那些逃离德国的朋友们，但他自己将留在德国。
纳粹确实下手了，1933年2月27日晚制造了国会纵火案，以此为籍口大规模逮捕政治异己者。那晚奥斯茨基刚好在一位记者朋友家作客，接到报社编辑部给他的告急电话，告诉他国会纵火案及其后续的逮捕行动。在场的两位记者朋友都劝奥斯茨基立即逃离德国，但奥斯茨基还是坚持留下。次日凌晨他就被逮捕，被逮捕的还有一大批作家和政治家。许多律师赶去为被捕者申辩，结果被一同逮捕——国家一旦走上专制，就没有任何法制可言。就在他被捕那天，他主编的《世界舞台》上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戏剧评论文章，嘲笑纳粹政权。《世界舞台》不久就被关闭，财产被没收。在告别期中，编辑部向读者报道了主编奥斯茨基被捕的消息，编辑部法律顾问强烈要求释放奥斯茨基。杂志发行人 Edith Jacobsohn流亡海外，幸好她之前已在奥地利、后转入捷克创办了《新世界舞台》，以此收入继续资助奥斯茨基家属，直到她几年后去世。杂志社女经理照顾奥斯茨基家属，继续为奥斯茨基沟通国际社会。出版社的两位雇员成立了“奥斯茨基之友”，让人们惦记这位报坛勇士。奥斯茨基的独女在朋友帮助下流亡英国，被一位英国政治家收留。
奥斯茨基起先被关在柏林警察局，然后转到拘留所。纳粹政权一心想除掉他，加罪他是国会纵火案的幕后人之一，这样判他几个死刑都没问题。纳粹提出伪证说，在国会纵火案那晚他在亚力山大广场的一家酒馆喝酒，与另几位合谋者祥作打牌，但“神态慌张鬼祟”。后来在法庭上得到澄清，原来在进入法庭前，国际社会盛传这三位已经死了，所以纳粹让他们以酒馆为背景拍了这幅照片，过后发表在《图片报》上。现在拿这幅照片说是在国会纵火案那晚所拍，显然辞穷理尽。按照法律必须给予释放，已经流亡美国的爱因斯坦在美国社会搞捐款，重金聘请律师为他们辩护。另两位化了重金但没有成功。奥斯茨基拒绝聘用律师，纳粹要求奥斯茨基签署忠诚政府的保证也被断然拒绝。纳粹无法为他定罪，就以“莫须有”罪名将他送入Sonnenburg的集中营，让他在露天沼泽地中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欲以时间和苦力来消除这位政治异议者的肉体。

为奥斯基茨奔波的海外流亡者

流亡国外的德国人一直不停地为被捕的人权活动家奔走。但在希特勒当政初期，国际上有名望的政治家和社会人士也不愿轻易“干涉德国内政”，所以都是些小规模的人权组织在呼吁。这些人权活动家们、包括德国境内的政治异议者都没看到法西斯政权的本质，还在寄希望通过法律途径、甚至通过各种私人渠道来解救在押的异议人士，如通过国际红十字会、通过著名政治家、甚至通过戈林妻子的妹妹等来影响纳粹政权。他们在各国新闻界为奥斯茨基呼吁，这又给纳粹政权指责奥斯茨基与海外建有联系抓住话柄。最后海外朋友们看到，再通过这样常规的政治途径无法挽救奥斯茨基，必须采取新的策略，这就引发了为奥斯茨基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大规模外交活动。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活动，没有谁领导，甚至没人协调，流亡在欧美各国的朋友们齐心协力，各自在所在国奔波，最后获得了巨大成功。
1933年挪威没有颁发诺贝尔和平奖，1934年4月在法国的《巴黎日报》（唯一由德国流亡者创立的报纸）发表了一篇Bernhard的文章，文中问到：是否1933年没有和平奖提名？以往一直颁发给从事和平运动的作家或政治家，这次是否也应授予为和平事业殉道的人士如奥斯茨基？他的这一倡议得到了德国流亡者的响应，Jacob通过法国斯特拉斯新闻社将此倡议发向全世界，同时正式向诺贝尔和平奖评委提名奥斯茨基。流亡到捷克而创立人权同盟捷克分部的朋友们，也马上向诺贝尔和平奖评委提名奥斯茨基。
挪威方面不想得罪德国，回避讨论奥斯茨基诺贝尔和平奖之提案，谎称1934年提名期限已过（截止期为1月31日），所以不予考虑。奥斯茨基的挚友、流亡法国的von Gerlach（著名政治家、出版家）立即在《巴黎日报》上发表文章，要求将1933年未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追认给奥斯茨基。他的提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很大反响，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亨利·曼（托马斯·曼之兄、普鲁士艺术科学院主席）、A.Zweig（后任东德艺术委员会主席）和L.Feuchtwanger等纷纷著文呼吁。
尽管没有成功，但提议奥斯茨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呼声在欧美兴起。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之一的Ch.Lange是von Gerlach的旧友，特地告诉von Gerlach不要在提案中提及“释放奥斯茨基”，而要强调奥斯茨基在和平运动中的意义。于是von Gerlach在1935年1月31日截止期前再度“按时”将提名递交给诺贝尔奖评委，提议书中详尽介绍了奥斯茨基的和平活动和为此数度入狱的经历，引证了托马斯·曼曾为释放奥斯茨基所写的呼吁书。但他很清楚，在这样的特殊时代，如果没有国际社会对诺贝尔和平奖评委压力，奥斯茨基是不可能得奖的。于是他奔波和游说国际名望人士，希望得到他们支持。1927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L.Quidde（20年代德国和平协会主席）马上应允。E.Toller在英国争取到有提名权的政治学教授H.Laski。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也是一次大战后德国人权协会创建人爱因斯坦，亲自游说193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J.Addams(美国社会改革家)。1933年诺贝尔和平奖是追认给英国作家L.Angell，他已经打算提名Cecil勋爵(英国政治家)竞选下届和平奖。奥斯茨基的同事加好友Tucholsky马上写信给他，要他放弃提名Cecil，而是提名奥斯茨基——Cecil后于1937年获和平奖，可惜 Tucholsky于1935年自杀身亡。

最有特色的是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于1935年10月给委员会写的推荐信。他在信签的每一页上都画上一段贝多芬作曲的歌剧《费德里奥》乐谱。歌剧主人公弗洛列斯因反抗暴政而身陷囹圄，政敌想慢慢饿死他，这不正是奥斯茨基的化身？弗洛列斯的妻子费德里奥为营救丈夫而深入监狱，这不是海外德国人的现状？以托马斯·曼的文笔，以贝多芬的音乐，是所有推荐信中最富感情色彩的一篇。
当然，纳粹政府也在活动。早在1934年10月，德国外交部就向瑞典国王和瑞典政府提供了材料，数落奥斯茨基从一次世界大战来“叛国”的各种“罪行”。这一方面可见德国外交部的无知（是挪威而不是瑞典！），但另一方面也从反面证实了奥斯茨基的和平运动政绩。

绝处逢生的诺贝尔和平奖

大家都在紧张地等待1935年12月10日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决定。出乎意料的是，11月19日委员会提前宣布：1935年不颁发诺贝尔和平奖—— 挪威政府毕竟害怕纳粹德国的报复。H.Walter立即在法国报纸上宣布，他们的日内瓦小组将提名奥斯茨基为1936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这次采用的正式文稿是亨利和托马斯·曼兄弟的推荐函。
距离提名截止期1936年1月31日又是非常紧迫，欧美各国自愿形成的各个“奥斯茨基小组”同步行动：英国组争取到了英国一大批世界著名教授的联名，瑞士组争取到125位瑞士议员的提名，流亡北欧的记者勃朗特（70年代德国总理，获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争取到挪威工党的提名，布拉格组争取到 46位捷克/斯洛伐克议员和州长联名，法国组获得163位法国议员和州长联名……短短两个月内，共得到欧美84个团体与个人提名奥斯茨基为1936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成为史无前例的诺贝尔和平奖院外运动。
在这样强大的国际舆论下，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知道无法蒙混过关了。但委员会还是认为“证据不足”，因为奥斯茨基当时被莱比锡法庭判决时没有留下一点文字资料。当时法庭是偷偷判刑的，所有律师只能简短阅读、而不准将判决书带出法庭，更何况现在是流亡海外的德国人在收集，更无法得到这些原始资料。于是他们想尽办法找到当时五位辩护律师中的四位（一位已被纳粹迫害而自杀），他们分别到所在国法庭宣誓这些判刑情况属实。诺贝尔奖评委学术顾问 Castberg专程赴日内瓦，要求H.Walter以实据澄清三项事实：一、奥斯茨基不是依靠国外资助而从事和平运动；二、他没有参加共产党而成为苏俄共产专制的追随者；三、在丹麦报刊上曾发表过（纳粹政权有意炮制的）对奥斯茨基采访，其中许多观点不是奥斯茨基本人的观点。Walter坐到日内瓦图书馆里翻阅了一个星期资料，出色地解答了委员会的所有疑点。委员会显然哑口无言、没有理由再拒绝颁发了。
纳粹政府对挪威政府进行外交干涉。为了回避压力，挪威外交部长Koht和前总理Mowinckel主动退出诺贝尔奖评委，增补了没有政府背景的新委员。纳粹政府气急败坏，威胁挪威这是“敌对行为”，“干涉内政”，德国将加快建设波罗地海的舰队，这是明显的军事威胁。但挪威毕竟是民主国家，政府无法直接干涉和平奖的颁发。委员会于1936年12月正式宣布：1936年诺贝尔和平奖发放给阿根庭外交部长Lamas，而193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追认给德国的奥斯茨基。对奥斯茨基的评价是：表彰他通过新闻出版而对和平事业的杰出贡献，表彰他勇于反抗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永远不向纳粹低头的一代报人

奥斯茨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来，纳粹政府恼羞成怒。戈林还是强压怒火亲自找奥斯茨基面谈，开出的条件是：只要奥斯茨基主动放弃这一奖项，政府将保证他的终身养老金。但遭到奥斯茨基拒绝。希特勒盛怒之下授意戈林在帝国议会通过法案，不容许任何一个德国人接受诺贝尔奖——此禁令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开禁——为此设立“德意志科学文化奖”以取代诺贝尔奖。
挪威外交部按照惯例向德国外交部要求，释放奥斯茨基赴挪威领奖。希特勒亲自过问此事，限于外交礼节，希特勒在挪威驻德大使Sahm面前还是同意奥斯茨基赴挪威，但表示奥斯茨基一旦离德，就永久取消他的德国公民身份。戈林授意主管人员暂时不能释放奥斯茨基。秘密警察负责人再与奥斯茨基交谈，奥斯茨基依旧坚持他的和平理念。据此纳粹政府确认奥斯茨基依旧有反政府倾向，所以最终拒绝他赴挪威。
1936年12月10日在奥斯陆举行的授奖仪式上，不仅获奖人因为纳粹干涉而无法亲自到场，授奖人挪威国王也因纳粹威胁而没有到场——这是诺贝尔奖颁发历史上的第一回。奥斯茨基委托一名德国律师受奖，那位律师在纳粹政府的暗地纵容下，居然全部侵吞了这笔奖金，过后在纳粹法庭上仅形式地判处他两年徒刑而不了了之。
因为集中营的恶劣条件，奥斯茨基的身体每况愈下。1933年6月28日《巴黎日报》上发表新闻，大标题“奥斯茨基危在旦夕，Papenburg暗下指令谋杀奥斯茨基！”气得纳粹政府强令奥斯茨基书面澄清，他在集中营并没有受到虐待。
海外朋友们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向纳粹政府施压。例如英国的Ponsenby勋爵通过外交途径、流亡捷克的K.Grossman通过捷克红十字会向德国政府询问奥斯茨基身体状况。德国外交部只能指令秘密警察对奥斯茨基身体检查，然后通过德国驻英国和捷克使馆将检查报告递交给询问人。尽管谎称“奥斯茨基身体健康，还能干活”，但很快将奥斯茨基从沼泽地工作换到了厨房工作。1935年7月，秘密警察再度为奥斯茨基检查身体，还是声称“奥斯茨基还能经受监禁”。奥斯茨基当年编辑部经理Huenicke则向外界传言：奥斯茨基已经被折磨得就如一个70多岁的老人。1935年10月，国际红十字会委托专人前往集中营看望奥斯茨基，确认他已病入膏盲。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又于1936年3月口出狂言要处死奥斯茨基，这些都加重了海外朋友们的忧虑。他们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国际基督教慈善机构和挪威驻德使馆等，要求国外派出医疗队前往集中营为奥斯茨基治疗，北欧与英国分别派出两个医疗团前往德国闯关，英国医疗团还受到了秘密警察的直接威胁。
1936年正是柏林夏季奥运会的最敏感之年，纳粹政府为了顾及面子，还真担心奥斯茨基有三长两短。1936年4月，秘密警察几次安排医生为奥斯茨基检查身体。检查结果：奥斯茨基身患多种疾病，随时都可能离世。秘密警察马上指令必须保障奥斯茨基的医疗，并作详细记录。万一奥斯茨基有何不测，德国政府对外也有个交代。秘密警察负责人R.Heydrich亲自向戈林汇报，要德国政府做好奥斯茨基可能随时离世的准备。他说，现在国际上对奥斯茨基的呼声越来越高，不仅是法国、捷克、瑞典和西班牙社会，而且还有美国社会。出于德国的对外形象，他不希望看到奥斯茨基死在集中营里。于是戈林亲自批示：将奥斯茨基转到柏林医院治疗，由他钦点秘密警察严密监视。在奥斯茨基转入医院的前一天，秘密警察负责人亲自找到医院院长，出示了戈林的亲笔批示，表示对奥斯茨基的治疗和监视具有特殊的外交意义。国际红十字会于次日就接到德国政府传来奥斯茨基已转入柏林医院的通知，德国宣传部又通过新闻媒体向外“透露”这一消息。但不久秘密警察又发现，尽管种种防范还是无法断绝奥斯茨基与外界的联系。于是打算将奥斯茨基转入其它医院，戈林也同意。但最后看到，奥斯茨基已经活不了几天了，更不可能外逃。别刚转到其它地方就死去，还不如留在柏林医院。
奥斯茨基于1938年5月4日在柏林去世，一位不知名的艺术家躲过秘密警察监视，偷偷潜伏到奥斯茨基的病床前为他作了死者面形石膏像。5月14 日，奥斯茨基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下葬在柏林东部Niederschönhausen的墓地。纳粹政府禁止在他的墓碑上写名字，强令他妻子改姓，希望这个世界永远忘记这位纳粹政权的反叛者。
但世界不可能忘却一位正直而勇敢的报人，不会忘记这位和平事业的殉道者。早在他去世前夕就在法国出版了他当年同事B.Jacob的《世界公民奥斯茨基》，瑞士出版了他的几位生前好友合著的《奥斯茨基》，在捷克的《新世界舞台》上发表了亨利·曼为奥斯茨基写的专文“忍者”。

青年时代的奥斯茨基是位诗人，但正如他青年时代的朋友L.Tügel说的那样：“他最终没有成为诗人，也没有必要成为诗人”，因为他用自己的青春，写下了一曲反抗专制的生命赞歌。

来源：文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