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走到今天,世界潮流终于九九归一,任何国家都不再有“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之犹豫抉择问题。自由向更加自由奋斗,民主向更加民主努力,文明向更加文明出发。这既是人类的普世共识,也是地球村准入许可的国家道德准则。中国当然也不应该游离其外。

民主自由与独裁专制之间不存在任何黄金比例安排只有0或1的选择。这种选择也没有“渐进”一说,从来都是一锤子买卖。正如女人分娩一样,要么顺产,要么难产,要么剖腹产,万万不能附加条件地分段生产,否则,就是黑医故意扼杀婴儿胎死腹中。同理,关于民主转型的历史论、阶段论、文化论、国情论、素质论等任何推诿之词,都属于顽固抵御转型的掩耳盗铃。因此,摆在中国今天的国家转型问题,既不存在转与不转的问题,也不存在何时转的问题,更不存在向何处转的问题,唯一只剩下如何转的问题。

如何转型中国?目前有两种最为普遍性的两极变革幻想:

一种是幻想顶层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开明巨人,以专制结束专制,用独裁结束独裁,从而实现在垂柳依依的温情脉脉中就走上现代宪政之路的国家转型模式,可称之为“领袖变革”。

一种是幻想经济崩溃导致饥民被迫揭竿而起,以最原始的底层革命方式摧毁旧秩序建立新世界,从而实现在血与火的尸骨堆里走上现代宪政之路的国家转型模式,可称之为“饥饿变革”。

之所以我们说这两种两极转型模式在中国纯属幻想,原因就在于没有对这两种模式所必须的条件有深入理解。

领袖变革模式,就是希望在专制政权金字塔顶端出现一位开明正直的神级领袖人物,凭借手中既有的极权优势主动实现国家转型。这种模式将受制于领袖所面临的三大障碍约束:是否愿意变革,是否能够变革,是否敢于变革。

权力是个好东西,尤其是不受监督的极权更是权中极品,它能让极权者实现自己一切理想抱负的可能。上天揽月下洋捉鳖,粪土当年万户侯,惜秦皇汉武数风流人物,放眼寰球也就几只苍蝇嗡嗡,……,说说,这是何等豪迈的独行天下?随便乱写乱画就是自成一体的书法,“土豆烧牛肉不许放屁”也是独领既往诗词歌赋的风骚,即便打错了标点用别了字依然是不可撼动的经典绝唱。为什么那么多人崇拜先帝爷等无法无天的极权暴君?因为那种唯自己自由而肆意生杀予夺他人自由的潇洒会让人如痴如醉,这就是蒋宋夫人当年说的“权力美感”。

权力美感会让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拥有者主动放弃权力么?绝不会,这是人之常情。只要权力快乐感不低于权力痛苦感,没有谁会放下手中的权力。我们津津乐道的华盛顿为什么没有走上独裁之路,除了他自己具有神一样品质的高贵之外,更重要是,当时有一批也具有神一样品质的先驱人物在紧紧盯着他,从来一刻也没有放松对他的警惕,联邦党人文集和政党的兴起都是围绕如何制约总统权力组成的专业监督队,华盛顿离开总统府说了一句话:“我终于把这烫手的山芋甩给了亚当斯”。华盛顿是被骂成小偷婊子而结束总统生涯,尽管他为国家熬白了头发熬坏了眼。因此,卸任两年不到就一命呜呼,享年才68岁。你说那总统得有多痛苦才会如此这般折磨人啊!是你,还想当下去么?

同理,戈尔巴乔夫、蒋经国、德克勒克、吴登胜等人,虽然面临的境况与华盛顿当年不一样,但内在的原因都是因为继续独裁的痛苦感超越了独裁的快乐感,再加之他们本人的人性犹存,所以他们没有独撞南墙而已。想想,为什么蒋经国不提前一年、五年、十年就放开党禁报禁?是不能还是不敢?别给我说什么条件不成熟之类的陈词滥调,我告诉你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不愿意。同样,德克勒克和吴登胜也是如出一辙。唯有戈尔巴乔夫还算是先知先觉再加道德超人而主动弃权,这的确值得大书特书一笔。正是因为戈氏的新思维,直接导致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结束了持续45年两大阵营的对垒格局,为人类政治文明的贡献其实比华盛顿等人更甚一筹,但由于国内主流意识形态对其讳莫如深,一直都没有得到正面评价而已。尽管如此,也不得不说是因为前苏联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逼迫戈氏做出个人大智大勇大德的抉择。讲到这里,笔者只能唯心地说,上帝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苦难安排是有先后顺序的,前苏联人民熬到头了,所以上帝降临了戈尔巴乔夫。如果当年的戈氏换做普京大大,那又完蛋了。

综上所述,极权者是否愿意弃权,主要决定于三点:

(1)极权环境压力是否超越了极权者的心里承受程度;

(2)极权者是否还尚存最起码的人性道德;

(3)极权者是否还具有正常的智力思维。后两点是加剧第一点是否提前到来的催化剂,如果极权者已经丧失人性和最起码的智力思维,即便水烧开了也不知道起脚的,因为皮太厚了,萨达姆、卡扎菲、巴萨尔等人无不如此,你让他们这些魔鬼级极权者做出放权的“愿意”,还不如把他们杀了。

退一万步讲,即便极权者有放权的意愿,就能实现领袖变革的国家转型吗?NO,还得看第二大约束条件:是否能够变革。能不能,主要决定于极权者和极权系统所沉淀的包袱是否放得下?这个包袱其实就是罪孽,如果沉淀的罪孽能有效归零或轻缓到不足以被清算的可能性时,那么,领袖变革模式基本水到渠成,就不再存在第三大“是否敢于变革”的约束条件。

如果极权领袖有意愿,那么说明他本人的包袱已经不是阻力,关键就是看极权系统的包袱阻力有多大。这个罪孽包袱是什么?主要包括反人类罪孽和特权腐败罪孽的沉淀量。如果反人类罪孽具体存在并且实施者还在世,极权领袖就会遭遇难以抵抗的阻力。如果反人类罪孽与实施变革的极权领袖之权力来源是一脉相承的关系,那领袖变革的意愿几乎会被秒杀。另一个丝毫不亚于反人类罪孽的包袱就是系统性腐败沉淀量,也就是特权阶层已经获得的腐败利益是否超越了民众放弃清算的容忍度,如果没有超越这种容忍度,领袖变革意愿就能执行,否则,就会遭遇特权阶层(泛指既得利益者)的集体抵御。腐败利益沉淀量越大,抵御领袖变革的意志力量就越坚决。

戈尔巴乔夫之所以能顺利让“新思维”落地也没有流血,就是因为苏共极权系统这两项罪孽包袱不大。反人类罪孽可一股脑儿推到前面已经死去的极权者身上,从而将自己的罪孽可以归零。戈氏解散苏共中央时,一直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特权还没有变现的机会,腐败沉淀量非常有限,最多就是多了一点特供啥啥的,即便失去权力也没有多少落差,更不会有被清算的恐惧感。如果在戈氏之前已经推行了几十年的市场经济,戈尔巴乔夫即便有上帝附体也难以撼动特权腐败体系的集体抵御力量,贸然变革必遭血光之灾。特权腐败越泛滥越纵深,领袖变革的意愿和可能性就越小,他也不敢变革。戈氏变革的成功条件也同样可以解释蒋经国、德克勒克和吴登胜模式。

也许一些急欲变革的幼稚右右会说:“干脆就别清算好了,已经腐败的就让他去好了,早转型一天总比不转好,何必纠结呢?”那好,只要此语一出,不但现在所有的虎啊蝇啊的放心了,所有的小虎中虎会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向大虎巨虎看齐,并且狼猪狗羊都会朝虎山一路狂奔,反正不用担心被清算嘛。特权腐败体量更加厚重如山,既得利益群体更加庞大如云,弱民阶层更加弱如蝼蚁,从而,阻挡变革的力量必然更加压倒性超越诉求变革的力量。这就叫麻雀吃胡豆没跟屁眼商量。

根据领袖变革的三大约束障碍,请问今天中国,幻想领袖变革实现国家转型的可能性还有吗?因此,那种以不断歌颂胡耀邦、蒋经国、吴登胜、德克勒克为引子来触动顶层出现领袖变革的寄望,注定是一厢情愿,即便胡赵阴灵回转也只能两眼一瞪而无力回天。

文章来源:北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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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于建嵘:中国未来转型的几种可能方式(上)” 有 1 条评论
  1. 權責對等的民主法治狀態下,自有平等的人類社會中,公共權力非但不是“好東西”,而且是“燙手的山芋”。權責不對等,不民主,無法治,不知自有平等爲何物的獸群里,有槍就是草頭王,拳頭大就是“真理”,殺人無需償命,欠債不必還錢,如此公然實施犯罪的邪惡行徑,從來也不是公權力,認為能決定猶太人何時被送進毒氣室是“好東西”,一定是反人類的惡魔;認為決定中國大陸胎兒何時被強行流產是“好東西”,一樣是反人類的惡魔,人類從來沒有,也不應該擁有反人類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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