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读《三国演义》,感觉那种“静坐江岸闲看秋风春月,对饮浊酒笑谈古今纷争”的意境是多么洒脱豁达,但后来,我逐渐发觉这“笑谈”二字其实用得很冷血,对这类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瑰宝的“笑谈”之作转为怀疑与警惕。

罗贯中一上来就下好了套: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一个将个体视为草芥和刍狗的圈套,一个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圈套,一个可以让我们酒足饭饱后笑谈之的圈套。系上了这个其实并不能自圆其说的套,一切血腥、屠戮与罪恶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娓娓道来了。今天,史学家又从这个圈套里顿悟出了“大历史”观。在电影《三国之见龙卸甲》里,这个圈套则成了佛家所言的劫数。

初看电影的介绍宣传,以为是一部渲染武力与弑杀的庸常之作。却旋即看到网上骂声不断,指其篡改历史、破坏英雄和智者的形象,我想起不久前同是香港出品的《投名状》,便觉不能错过这部影片。毋庸讳言,单纯从电影艺术角度而言,这并非一部成功之作。那些明显的“硬伤”自不必提,电影创作者不无模仿《投名状》的痕迹。正是对类似题材有意无意的模仿,使创作者的思维和意图在一开始便非常明确,甚至成了定式,一个从凤鸣山开始最终又回到凤鸣山的定式。

赵云当年起于凤鸣山,直至位列五虎上将之一,战无不胜,却在暮年被诸葛亮当作了引开敌人的诱饵,被困于凤鸣山上,沦落为了“炮灰”。濒于绝境,这位常胜将军终于恍然,自己一辈子其实只是转了个大圈,如今又回到了原点。天下依然纷乱,一切都不曾改变,既然结局早定,又何苦一世执着——通俗点说,就是一辈子白忙了。这样的话,《集结号》里的谷子地和《投名状》里的庞青云都没有说出来。卸甲上马反顾地冲向曹营的赵云,与在矿山上一锹一锹地探挖的谷子地、在宫门之前绝然倒下的庞青云,三者是何等的相像。他们都是“大历史”棋局中的棋子,最后化为“炮灰”。

在展现这种做棋子的宿命时,贾樟柯沉浸于“三峡好人”的温柔气度中,为之动容为之感伤,被中国底层千千万万的苦难受众所具有的宽容暴政、忍受苦难、即使于崖缝间也能扎根立足的精神所触动,所震撼,所折服,禁不住要沉浸于这“历史的残垣断壁”中,去赞叹,去敬畏,去悲天悯人;冯小刚则在“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口号下,让一个组织里的异类在矿山上做徒劳的挣扎,最后营造出一个看似主旋律的大团圆之局;庞青云其实成了一个心理扭曲的矛盾体;赵云则带着“美好的回忆”慨然赴义。他们无一例外地陷入茫然与失措,寻不到出路。而在他们身后,是凤鸣山破庙里的一尊佛像,一尊岿然不动、似笑非笑的佛像。佛家有言,一切皆是宿命,劫数尽时,一切终成梦幻。

但是,在“我有平安如江河”之外,赵云醒悟之后的成仁赴义并非就毫无意义。余世存先生将历史叙事作为我们超越劫数、成仁赴义、惊天丽地的伟业。他说:迄今为止的人类仍在礼赞自己的历史,世代的先人都有优秀者、高尚者、牺牲者、义士、圣贤、先知示范个体与劫运的对抗,给当时的人提供了另一种人生可能,温暖并安慰了后来者。个人可以冲破劫运劫数的网罗,而在人类的意义上成全自己。这更是西方人的信仰,末日审判、末日救赎般的信仰情怀,人的当下生存将遭遇另外时空的知己——纵然易数可畏、大道不行、劫运难免,人性却可超越,可以成仁,可以赴义。

我们对个体冲破劫运劫数的行为给予礼赞,我们相信末日审判和末日救赎,以人道主义来彰显人性并赋予生命以色彩和光辉,立足于生命本身,以保证生命至高无上,以保存文明历史的正脉和元气。唯基于此,“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种权力对个体的劫持才失去了其合理性,赵云的卸甲赴义才具有了精神意义,渔樵的“笑谈古今”才体现出了表达价值。就如娄烨的电影《颐和园》结尾处打出的一行字幕:无论自由相爱与否,人人死而平等。希望死亡不是你的终结。憧憬光明,就不会惧怕黑暗。

鲁迅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王怡说,我有平安如江河。流亡海外的高尔泰说,何日归舟横沧海,夜深风雨说长安。我冒昧仿用王怡的话说,我有悲凉如暗夜,但我也有憧憬如沧海——为即将到来的“六四”纪念日,写在又一个六月伊始。

2008年6月1日

文章来源:《吾诗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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