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游中华见闻记之二

七月二十日左右,正是暑气逼人的时期。我回到了故乡—江苏泗阳。自南京往正北方向走200公里,然后一个九十度的左手拐弯,前行四十公里,就是泗阳县城了。

长途车刚刚进入泗阳的地界,到处可见美丽的田园风光,高大而枝叶茂密的意大利白杨,挺立于几乎是所有的田头道边,多数农田规划齐整,其上庄稼茂盛,绿色盖地。

1.再次见到老朋友吴克林

到了县城以后,象往常一样,一定是要见见老朋友吴克林的。克林比我小几岁,我们俩人个子、长相,比较相似,走在街上,很多人会误以为是嫡亲兄弟。

他原来是个税务所的所长,按照这个国家的现状,原来的他,也算是个小小的但是常有实惠的既得利益者。但是,他早就认识到这个国家的制度,不合情理,害民误民,背离时代潮流,因而自觉地追求自由民主,经常和江苏的以及附近邻省的朋友们往来交流,因此而引起了江苏的国安的注意。因为此事,是凡和他往来过的民运人士的住所,多数遭到搜查,在徐州郭少坤住所,还查到了克林手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我于2001年八月在郭少坤住所曾经见过,大意是说中国的自由民主运动,首先需要所从事的人员自身素养就要过关。

他是个诚实的务实的守信的热诚的朋友,有很不错的道德素养,洁身自好,经常帮助困难的朋友,读了很多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历史和社会,一向以参与自由民主的事业为己任。

终于在2001年九、十月,警方拘禁了他,而后就是逮捕,审判。名义上是以一个乡的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为理由,那个案件,涉及到了几个乡长、书记等等,当时案发的时候,克林正是那个乡的税务所所长。关押了一年半之后,官方判处他判两年半缓刑三年,同时判处罚款两万五千元,他是那个增值税案件中唯一遭到罚款处罚的人。仅就这点,就可以知道判决是不公平的。

在那个案件里,他是最微不足道的一个人。据说,虚开那批增值税,是宿迁市的某个领导暗示的任务,所以几任乡镇的书记、乡长以及税所所长,都必然卷入,在这个案件里,克林作为刑期最低的人,本来就说明他的责任最轻,而事实上真正的责任是宿迁市的某位领导,可是偏偏就对他一人罚款。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这是国安部门对他的报复,因为就在2002年春天,他被关押在泗阳看守所的时候,还自里面往外面传出条子,其中大约有这样的字句—“无论如何,我的民主信念不会变更”,而这封信后来被警方截获。就在截获这封信的前些日子,法院已经判处了他半年徒刑。就是因为这封信,后来重新判处他,并且多关押了他一年。

其实他是很理性的。我们见面的老话题无非是,如何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求生存和发展。自从去年五月他处于以后,处在缓刑期间的他,不谈政治,只谈经济。并且一直试图认真经商,半年前,筹备了一些钱,和几个人合伙,购买了泗阳白领青工职业技术学校。两个月来,他深感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后面制约了他的合法谋生。尽管警方说的很动听,不会干涉你们谋生。但是实际上呢?克林原来找了十几位中学校长,这些校长同意入股,条件也很优厚,赢利有他们的分红,亏损算在克林头上,他和每一个校长,都签定了协议。中途是非来了,所有的校长都不告而退。为什么每一个校长都单方面撕毁协议呢?这里面的文章,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有来自一些部门的阻挠。这些部门将所有追求过自由民主的人士,一律看成是敌人,千方百计地破坏他们的经济事业。另外,当八月初,克林的学校正式招生的时候,不但有关部门来找事,而且社会上诋毁这个学校的谣言,明显多了起来。这就使得他的经营受到威胁和破坏。

总之,克林和所有的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一样,生存的空间非常狭小,即使是避开了政治,官方也不放过,仍然或明或暗地破坏这类人的经商或发展。

2.勤劳的清洁工

次日清晨,我起来沿运河漫步,然后步入县城的主要干道。街道比从前干净多了。几个中年妇女,低头弯腰,认真地在清扫路面。

我感觉到时代的不可遏止的进步,心想一定是这里的干部们的管理意识增强,管理水准提高。走着走着,见到一个中年妇女,站在行人道边上,细心地打量地面,剩她抬头的瞬间,问道:“大姐,这么早就起来了?才四点半呀。”那位大姐回答说:“不早还行?都下岗几年了,厂子被那些王八们都吃垮贪垮。我还不容易找到这样的工作,总能够糊口。”我又问:“有没有人要求你们这样认真清扫?”她回答说:“这个要人要求吗?自己不认真,就是和自己过不去,砸自己的饭碗呀。”我说:“要是每个干部,有你这样的认真负责的精神就好了。”她突然有点疑问的样子,打量着我,说:“干部会这样?那群王八会象我们这样?我们家里等米下锅的,不好好干,就得走路,他们哪里会担心饭碗?人家碗里、锅里、存折里,都是满满的。再说,他们不忙着贪污行贿,巴结上司,他们的饭碗就会出问题。他们哪里需要我们这样苦命?”

我突然觉得刚才自己的结论有了问题。尽管社会的水准普遍提高,但是这些清洁工大姐们,如此认真清扫,根本的动因,不是干部们的水平提高,而是她们和她们的孩子们需要活命。同时觉得,必须在民主的制度下,干部们才会象这些保洁妇女,认真对待工作,不认真的话,他们就必须滚蛋。而目前的制度之下,干部们往往越是贪污腐化,越是稳坐官位,甚至升级越快。这种干部们和民众们谋生环境的不平等,是制造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的一大原因。再想到官场宴席上的干部们的满面红光,和这里的大姐们的面黄肌瘦,就更加觉得现行制度,是制造罪恶的温床,而那些干部们也同样是这种制度的受害者,因为一旦他们失势,或者他们的政治靠山失势,他们就会受到无情的政治打击、政治排斥或者法律惩处,于是他们的享受和特权就会转眼消失。

为了让劳动者和公务员,都享受公平的、合理的、免除了恐惧的制度环境,中国需要建立民主宪政,这样大家才不至于因为不平等而要么是劳而少获的劳工,要么是乱劳而多获的干部,或者失势就会受到更大的贪污腐败势力打击的干部。

3.多么善良仁厚的农民老表

当天下午,我拜访了我的一位老表,他是个农民。言谈中,我问及农村的税收问题,他说:“现在比以前好多了。以前我三口人的地,一年各种上缴,要到达一千六百元左右,而现在,不但不上缴,反而每年补贴水田二十元,旱田十元。还是温家宝的政策好。比朱熔基的政策好。”言笑之中,他的神情是满足的、感恩的。

我的老表的故事,说明什么呢?

说明中国的农民是多么憨厚仁义,容易满足,和官僚阶级的贪地无厌相比,实在是品德优良了,只要政府稍微给予一点优待,就立即感恩戴德,过去无论受到政府多少盘剥,多少冤屈,都一笔勾销,不予计较。

同时说明中国的农民是有分辩能力的,他们完全能够分清什么是为民众造福的政策和人物,什么是相反的类型。那种总是低估甚至是污蔑农民无知,并以此为借口,强调中国的国民尤其是农民的素质,不够实行自由民主的制度,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

接着,我问他:“你知道即使好似印度的农民的待遇,也比中国的强很多倍吗?据说印度的农民用电不要钱,政府每年积极地从联合国有关机构那里,为印度农民争取很多低息或无息贷款。中国的老爷们并没有做到这样啊,他们的新闻代理人,为了掩盖真相,蒙蔽农民,还整天利用各种机会,片面地宣传印度,有意识地贬低印度,目的是不让人民了解到印度自由民主制度的平等公正及其伟大成果。”

后来几天,我刚刚进行了粗浅的故乡农村税收问题的调查,由于疾病而搁浅。但是,从我的老表的身上,我看到更多的是中国国民,完全具备是非能力,具备实施自由民主制度的素养。

4.教师的苦衷

每次回到故乡,总是要和我的一个堂兄弟杨天同沟通或者见面。我们兄弟俩高中是同学。几乎是同年考上大学,毕业以后,都是教书,不同的是他一直教书,我是中途而改道。目前他是一所中学的高级教师,副校长,六四的时候,曾经要求退党,是个有正义感的共产党员。我在监狱的十年里,他是仅有的几个经常给我写信的人,可惜大部分,我都无法收到,我给他的信件,结果也是如此。这次,我详细讨问了故乡教师的工资待遇问题。他说了很多,可是我的记忆就不那么全面了。我在昆明又电话核实这些问题,他说:“教师能够到手的工资,是有限的。教师的工资主要由国家财政和地方补贴构成。地方补贴又叫省补,省补是地方政府扣下的。教师高级的省补是585元即600元左右,中级教师的省补是495元即500元左右。就是说,一个高级教师,每月的工资1500元左右,其中有600元左右,是拿不到手的,而一个中级教师,每个月的工资,有500元左右,是拿不到手的。”我问:“是否将来地方政府会补发这部分工资呢?”答案是否定的,不光是他,我接触过的很多当地的教师,都知道不会有人补发这部分工资。

这样的克扣教师的工资结果,就是加重教师们的生活压力,他们有的孩子,上不起好的学校,甚至上不起大学。平时的生活,都必须克勤克俭,否则无法应付孩子的上学和亲友的往来应酬。

同时,我还了解到,当地的乡镇政府,经常变相地向学校集资,而学校是没有余钱的,最后的负担就落到学生们的头上。这些集资的名目,有时是动员性的,比如“你们学校附近的桥要修了,你们得出点,你们边上的路坏了,你们也得出点等等”。

教师和学生,一并是政府盘剥的对象,而被盘剥过去的钱财,多数是被庞大的官僚机构的吃喝玩乐开销掉了。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这是中华民族一种耻辱的特色。或者说,所谓的中国特色,其实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由于疾病,本来计划的调查只好终止了,匆匆悄悄访问了丁庄事件之后,我就回到了南京。故乡行,总能让我们知道更多的社会真相,而了解真相,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需要。

杨天水于云南昆明
2004年9月中旬

《杨天水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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