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游中华见闻记之二
七月二十日左右，正是暑气逼人的时期。我回到了故乡—江苏泗阳。自南京往正北方向走200公里，然后一个九十度的左手拐弯，前行四十公里，就是泗阳县城了。
长途车刚刚进入泗阳的地界，到处可见美丽的田园风光，高大而枝叶茂密的意大利白杨，挺立于几乎是所有的田头道边，多数农田规划齐整，其上庄稼茂盛，绿色盖地。
1．再次见到老朋友吴克林
到了县城以后，象往常一样，一定是要见见老朋友吴克林的。克林比我小几岁，我们俩人个子、长相，比较相似，走在街上，很多人会误以为是嫡亲兄弟。
他原来是个税务所的所长，按照这个国家的现状，原来的他，也算是个小小的但是常有实惠的既得利益者。但是，他早就认识到这个国家的制度，不合情理，害民误民，背离时代潮流，因而自觉地追求自由民主，经常和江苏的以及附近邻省的朋友们往来交流，因此而引起了江苏的国安的注意。因为此事，是凡和他往来过的民运人士的住所，多数遭到搜查，在徐州郭少坤住所，还查到了克林手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我于2001年八月在郭少坤住所曾经见过，大意是说中国的自由民主运动，首先需要所从事的人员自身素养就要过关。
他是个诚实的务实的守信的热诚的朋友，有很不错的道德素养，洁身自好，经常帮助困难的朋友，读了很多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历史和社会，一向以参与自由民主的事业为己任。
终于在2001年九、十月，警方拘禁了他，而后就是逮捕，审判。名义上是以一个乡的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为理由，那个案件，涉及到了几个乡长、书记等等，当时案发的时候，克林正是那个乡的税务所所长。关押了一年半之后，官方判处他判两年半缓刑三年，同时判处罚款两万五千元，他是那个增值税案件中唯一遭到罚款处罚的人。仅就这点，就可以知道判决是不公平的。
在那个案件里，他是最微不足道的一个人。据说，虚开那批增值税，是宿迁市的某个领导暗示的任务，所以几任乡镇的书记、乡长以及税所所长，都必然卷入，在这个案件里，克林作为刑期最低的人，本来就说明他的责任最轻，而事实上真正的责任是宿迁市的某位领导，可是偏偏就对他一人罚款。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这是国安部门对他的报复，因为就在2002年春天，他被关押在泗阳看守所的时候，还自里面往外面传出条子，其中大约有这样的字句—“无论如何，我的民主信念不会变更”，而这封信后来被警方截获。就在截获这封信的前些日子，法院已经判处了他半年徒刑。就是因为这封信，后来重新判处他，并且多关押了他一年。
其实他是很理性的。我们见面的老话题无非是，如何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求生存和发展。自从去年五月他处于以后，处在缓刑期间的他，不谈政治，只谈经济。并且一直试图认真经商，半年前，筹备了一些钱，和几个人合伙，购买了泗阳白领青工职业技术学校。两个月来，他深感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后面制约了他的合法谋生。尽管警方说的很动听，不会干涉你们谋生。但是实际上呢？克林原来找了十几位中学校长，这些校长同意入股，条件也很优厚，赢利有他们的分红，亏损算在克林头上，他和每一个校长，都签定了协议。中途是非来了，所有的校长都不告而退。为什么每一个校长都单方面撕毁协议呢？这里面的文章，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有来自一些部门的阻挠。这些部门将所有追求过自由民主的人士，一律看成是敌人，千方百计地破坏他们的经济事业。另外，当八月初，克林的学校正式招生的时候，不但有关部门来找事，而且社会上诋毁这个学校的谣言，明显多了起来。这就使得他的经营受到威胁和破坏。
总之，克林和所有的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一样，生存的空间非常狭小，即使是避开了政治，官方也不放过，仍然或明或暗地破坏这类人的经商或发展。
2．勤劳的清洁工
次日清晨，我起来沿运河漫步，然后步入县城的主要干道。街道比从前干净多了。几个中年妇女，低头弯腰，认真地在清扫路面。
我感觉到时代的不可遏止的进步，心想一定是这里的干部们的管理意识增强，管理水准提高。走着走着，见到一个中年妇女，站在行人道边上，细心地打量地面，剩她抬头的瞬间，问道：“大姐，这么早就起来了？才四点半呀。”那位大姐回答说：“不早还行？都下岗几年了，厂子被那些王八们都吃垮贪垮。我还不容易找到这样的工作，总能够糊口。”我又问：“有没有人要求你们这样认真清扫？”她回答说：“这个要人要求吗？自己不认真，就是和自己过不去，砸自己的饭碗呀。”我说：“要是每个干部，有你这样的认真负责的精神就好了。”她突然有点疑问的样子，打量着我，说：“干部会这样？那群王八会象我们这样？我们家里等米下锅的，不好好干，就得走路，他们哪里会担心饭碗？人家碗里、锅里、存折里，都是满满的。再说，他们不忙着贪污行贿，巴结上司，他们的饭碗就会出问题。他们哪里需要我们这样苦命？”
我突然觉得刚才自己的结论有了问题。尽管社会的水准普遍提高，但是这些清洁工大姐们，如此认真清扫，根本的动因，不是干部们的水平提高，而是她们和她们的孩子们需要活命。同时觉得，必须在民主的制度下，干部们才会象这些保洁妇女，认真对待工作，不认真的话，他们就必须滚蛋。而目前的制度之下，干部们往往越是贪污腐化，越是稳坐官位，甚至升级越快。这种干部们和民众们谋生环境的不平等，是制造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的一大原因。再想到官场宴席上的干部们的满面红光，和这里的大姐们的面黄肌瘦，就更加觉得现行制度，是制造罪恶的温床，而那些干部们也同样是这种制度的受害者，因为一旦他们失势，或者他们的政治靠山失势，他们就会受到无情的政治打击、政治排斥或者法律惩处，于是他们的享受和特权就会转眼消失。
为了让劳动者和公务员，都享受公平的、合理的、免除了恐惧的制度环境，中国需要建立民主宪政，这样大家才不至于因为不平等而要么是劳而少获的劳工，要么是乱劳而多获的干部，或者失势就会受到更大的贪污腐败势力打击的干部。
3．多么善良仁厚的农民老表
当天下午，我拜访了我的一位老表，他是个农民。言谈中，我问及农村的税收问题，他说：“现在比以前好多了。以前我三口人的地，一年各种上缴，要到达一千六百元左右，而现在，不但不上缴，反而每年补贴水田二十元，旱田十元。还是温家宝的政策好。比朱熔基的政策好。”言笑之中，他的神情是满足的、感恩的。
我的老表的故事，说明什么呢？
说明中国的农民是多么憨厚仁义，容易满足，和官僚阶级的贪地无厌相比，实在是品德优良了，只要政府稍微给予一点优待，就立即感恩戴德，过去无论受到政府多少盘剥，多少冤屈，都一笔勾销，不予计较。
同时说明中国的农民是有分辩能力的，他们完全能够分清什么是为民众造福的政策和人物，什么是相反的类型。那种总是低估甚至是污蔑农民无知，并以此为借口，强调中国的国民尤其是农民的素质，不够实行自由民主的制度，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
接着，我问他：“你知道即使好似印度的农民的待遇，也比中国的强很多倍吗？据说印度的农民用电不要钱，政府每年积极地从联合国有关机构那里，为印度农民争取很多低息或无息贷款。中国的老爷们并没有做到这样啊，他们的新闻代理人，为了掩盖真相，蒙蔽农民，还整天利用各种机会，片面地宣传印度，有意识地贬低印度，目的是不让人民了解到印度自由民主制度的平等公正及其伟大成果。”
后来几天，我刚刚进行了粗浅的故乡农村税收问题的调查，由于疾病而搁浅。但是，从我的老表的身上，我看到更多的是中国国民，完全具备是非能力，具备实施自由民主制度的素养。
4．教师的苦衷
每次回到故乡，总是要和我的一个堂兄弟杨天同沟通或者见面。我们兄弟俩高中是同学。几乎是同年考上大学，毕业以后，都是教书，不同的是他一直教书，我是中途而改道。目前他是一所中学的高级教师，副校长，六四的时候，曾经要求退党，是个有正义感的共产党员。我在监狱的十年里，他是仅有的几个经常给我写信的人，可惜大部分，我都无法收到，我给他的信件，结果也是如此。这次，我详细讨问了故乡教师的工资待遇问题。他说了很多，可是我的记忆就不那么全面了。我在昆明又电话核实这些问题，他说：“教师能够到手的工资，是有限的。教师的工资主要由国家财政和地方补贴构成。地方补贴又叫省补，省补是地方政府扣下的。教师高级的省补是585元即600元左右，中级教师的省补是495元即500元左右。就是说，一个高级教师，每月的工资1500元左右，其中有600元左右，是拿不到手的，而一个中级教师，每个月的工资，有500元左右，是拿不到手的。”我问：“是否将来地方政府会补发这部分工资呢？”答案是否定的，不光是他，我接触过的很多当地的教师，都知道不会有人补发这部分工资。
这样的克扣教师的工资结果，就是加重教师们的生活压力，他们有的孩子，上不起好的学校，甚至上不起大学。平时的生活，都必须克勤克俭，否则无法应付孩子的上学和亲友的往来应酬。
同时，我还了解到，当地的乡镇政府，经常变相地向学校集资，而学校是没有余钱的，最后的负担就落到学生们的头上。这些集资的名目，有时是动员性的，比如“你们学校附近的桥要修了，你们得出点，你们边上的路坏了，你们也得出点等等”。
教师和学生，一并是政府盘剥的对象，而被盘剥过去的钱财，多数是被庞大的官僚机构的吃喝玩乐开销掉了。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这是中华民族一种耻辱的特色。或者说，所谓的中国特色，其实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由于疾病，本来计划的调查只好终止了，匆匆悄悄访问了丁庄事件之后，我就回到了南京。故乡行，总能让我们知道更多的社会真相，而了解真相，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需要。
杨天水于云南昆明
2004年9月中旬
《杨天水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