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开始问:宗教是什么?其实我们已经踏上“定义宗教”的旅程,在途中我们不可避免地涌现更多激流险滩,需要面对一个个障碍,并以人们公认的理解方式去面对这些问题:或从信经、神学、仪式、圣职、宗派的角度,或从情感、疾病、异梦、灵恩、密契的角度。固然,我们不得不如此追问,也不可避免地进入问题涌现的路径。但这又令我不禁反思,对宗教的既有想象,是否已经遮蔽了我们的眼目,规训了我们的诠释?

转眼中国,或许可以为我们反思“宗教”,带来独特的凝视。在基督徒连圣经和圣诗都缺乏时,做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当他们不得不面临统治者的全方位管制、无神论社会的“科学主义歧视”时,宗教对他们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或许,我们可以从赞美诗去聆听中国基督徒的心声。迦南诗歌,来自河南乡村教会的小敏姊妹。她的传奇早已流传海内外,甚至被誉为“中国的芬妮·克罗斯贝”(注一)。迦南诗歌是中国基督徒的受难之歌、信心之歌与盼望之歌,是无数中国弟兄姊妹的歌声自传,也动人地唱出了1990年代中国福音运动的复兴景观:当公安部门一次次冲击家庭教会时,反而使家庭教会呼召出更多游方传道人,走出乡土,往普天下传福音。聆听迦南诗歌,我仿佛看到父辈们徒步传道、随走随传,后有“追兵”、前无迎客的画面。

“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人人都献出真诚的爱,五湖四海皆弟兄……”(注二)清晨的祷告,是我童年印象最深的记忆。那时,我借宿奶奶家,天未亮时,她就叫我起床晨更,先是唱两首短歌:

“既然跟从了主啊,我就不回头;既然认定了主啊,我就不后悔。虽然道路难行,没有一句怨言,虽然泪水满面,我心却甘甜。服事主不是在那,不是在那绿荫下,服事主不是在那,不是在那温室中,要走进那牢房,走过流泪谷,经过玛拉才能到达以琳。”(注三)

“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主为乐。祂使我喜乐,祂使我稳妥,祂是我最坚固避难所。我的神,我心寻求你,我的主,我奉献于你。我敬畏你,我敬爱你,主啊,我一生献于你。”(注四)

唱完后,我们轮流祷告,为家人、为教会,也为小镇和国家。到了周六,临近的家庭教会则联合传福音。夏天闷热,上百人挤坐,真是水泄不通。但当大家拍手唱诗,巨声回响、烦躁消没:

“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天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注五)

唱诗、祷告、教导圣经后,大家分为祷告、传讲、通讯、服侍等组别,出门传讲的人则分配区域,挨家挨户去叩门。那一带有不少工厂,常有外省劳工聚居,而习惯吴语的叔叔阿姨们,通常会推我用普通话来传福音。人们的前理解和期待视野常有不同,对什么样的人,讲什么样的话。即或不然,就一起唱诗歌吧。旋律飘散,经验的差异开始消融,唯余共振与回响。那时祷告的内容,我早已记不清楚,歌声却永远印刻在心间。每当我失落时,主的爱又会伴随诗歌的旋律,款款而来,提醒我不要怕、只管信。当我立志从事学术研究时,它也一直教导我:知识若不通往爱,又有何益处?这样的教益没有穷尽,将永远滋养我。

奶奶已是第二代基督徒,她的母亲在民国初年的宁波,在内地会创建的教会信主。1949年后,奶奶因为基督徒身份而备受压制,文革期间又和其他基督徒一起被关黑屋、参加“学习班”。当他们被迫“劳动改造”时,他们在田间,一边扛着锄头,一边唱起旧诗:

“冲破前途的壁垒,踏平拦路的高山,挺身昂首勇往直前,绝不回头看,世界上只有苦中苦,在我们只有甜中甜,人世内只有难上难,在我们只有赶上赶。什么是艰难困苦、愁烦怨恨?在我们早己一律铲。偶尔日暮途穷,也觉得实在上算。真门徒命早捐,锄地有力,讨饭不丢脸。衣彬褴褛当作礼服穿。冻死迎风站,屈死无怨言,只要把耶稣传遍,十架倒悬也心甘。”(注六)

这幅“唱诗行军”的画面,当然激起了狱卒和官员加倍的暴怒,基督徒监禁和劳改的时间又延长了。但在世人看来百无聊赖、恐惧黑暗的牢房,却成了基督徒彼此交通、与主情深的乐园。当他们被禁止说话时,就是“无言教会”;当他们被隔离关押时,只要某处传来熟悉的赞美诗旋律,就有不知来自何处的响应。国家机器成了圣灵的乐器,众囚犯静静倾听,权势的地基和人心的锁链也被松动。被剥夺一切甚至说话权利的他们,此时回荡无声之声:

“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炼哪挞成膏,它就不流芬芳;你若不投葡萄入酢,它就不能变成酒;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注七)

这样的歌声传记,我一次次在异乡遭逢。在广西的麻风病村,主日清晨,我看到村中不良于行的老人们,一瘸一拐、甚至爬进礼拜堂,我再次震撼。那天,他们缓缓唱起:

“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必天天看顾,你在家在外,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一路保护。你当除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来,靠着耶稣永不摇动,我们一生蒙了大福。”(注八)

礼拜结束后,同行的几位女生哭了,她们拉住我,想了解基督教。我向她们讲了福音书和耶稣的故事,也到老人的家中继续唱《这是天父世界》、《生命的河》。歌声使我们超越了方言和地域的界限,人世的苦难也被遗忘,只有爱与和平充满在场的每个人。

在中国,“做基督徒”意味着什么?为此,我曾参与广西的麻风病村工作营、脑瘫儿康复中心,四川的立人大学研修班,以及北京的一九八〇学社等。然而我总隐约感到在学术研究、社会参与以及教会服侍之间,总有些无法融合的缝隙。尤其传统福音派家庭教会重视个人敬虔、属灵生命,虽然信仰质朴、热情、满怀信心,不怕吃苦坐牢,却怕人们“妄议”神学和社会事务,遑论更加多元的独立思考和自由言论。这不但与中国教会的敬虔传统有关,也与具体的社会环境有关,比如长期的逼迫、不公开等,都共同形塑着“我群”和“中国基督徒”的身份认同。

然而,“做基督徒”意味着在所有空间、时间和处境中“效法基督”,不但在教会,也在社会中,更是在人与人、人与物的所有相遇里。自1990年代以来,文化热、基督教热、改革宗热交织出现,知识人或专业人士较多的城市教会成为桥接型社群,可帮助培育某些公民性(civility)。但多数中国教会仍是内聚型社群。通常,内聚型社群能在剧烈变动的社会中抵御诸多风险,就像浙江、河南等地的教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但也会形成内向、封闭甚而反智等问题。我感佩“野草”顽强的生命力,像小敏的迦南诗歌,如此乡野草莽,又如此真挚感人。中国教会的“大树”早已稀疏,从西方差会到本土教会,从耶稣会传教士到倪柝声、王明道,都已沉淀为属灵的矿藏。当代中国多数基督徒,在改革开放和城镇化的背景里出现,而与6世纪的景教、16世纪的天主教、18-19世纪的差会,甚至20世纪的本土宗派等都关联不多。

“野草”,固然是当代中国教会的隐喻,但我仍相信中国教会正在形成“人人独秀、秀木成林”的生态景观。因为,一位位中国人,正带着他们各自的历史记忆和生命故事,带着丰富的前理解和期待视野,来诠释、歌唱、践行基督信仰。

神使人夜间歌唱,我将以耳朵、以歌喉来理解这曲变奏。在唱诗中,我得以阅读每位基督徒的自传,他们的眼泪、叹息、欢快、释放,以不同音色和唱腔体现出来。在我的家乡,浙江教会喜欢唱倪柝声的诗歌,沉郁顿挫、坚韧不拔,让人深深体会何为“敢有歌吟动地哀”的况味。而河南、安徽的基督徒喜欢唱迦南诗歌,热烈奔腾,“巴不得一夜走遍全世界,把爱的种籽播撒”。新兴城市教会则喜欢庄重典雅的传统圣诗,赞美“天父世界”和“古旧十架”,真是“都邑有新声,巷陌竞歌之”。不同的诗声,可听出神学、仪式、品味、传统的差异,也可听出福音的相通之处:在城镇与乡村、教会和牢房、故乡与他乡的回响中,我看见中国教会以“歌唱的共同体”出现于世人中间,一切都在变易朽坏,而教会的歌声从未止歇。

这歌声透露了一种对宗教的活生生的理解方式:向死而生,以人的所有激情,来述说不可说者,如何融入了日常生活与生命传记。让所有激情、时间、行动、意志、学问、行旅,被重新置于祭坛,被否定、被监禁、被燃烧,又在福音里被攫取、被和解、被成全。

本文删减后发表于《台湾教会公报》。

注释:

注一:芬妮·克罗斯贝(Fanny Crosby,1820-1915)是美国盲人赞美诗作家,一生创作了8000多首赞美诗,很多诗歌广为传唱,比如《求主使我近十架》(Near the Cross)、《荣耀归于父神》(To God be the Glory)、《有福的确据,基督属我》(Blessed Assurance)等。
注二:迦南诗歌第268首。
注三:迦南诗歌第111首。
注四:这首诗歌改编自福音书中玛利亚的祷告。
注五:迦南诗歌第134首。
注六:这首赞美诗来源不详,有待考察。或许来自西北灵工团,曾在文革期间浙江的地下教会广泛流传。
注七:这首是倪柝声创作的诗歌。
注八:迦南诗歌第704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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