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我与《野草》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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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野草》诸君中结缘最早的是九九君和罗鹤君,那是五十年代的后期,我家还住在原临江西路11号院内,门前有一个贮木场,再往前便是锦江,是我儿时充满乐趣和幻想的母亲江。我比九九君蠢长几岁,但我在龙江路小学的同学邹国昌、赵德辉、蒋先清、龚勤廉等都与九九君相邻而居,所以我在同学家中见过九九君和罗君。何况当时位处新南门大桥外的临江路、致民路一带已属城外,住户不是很多。顽皮的我们大都彼此认识,常在江里一起游泳,或去桥栏杆和鱼嘴上跳水,或在江里追鸭子捞木柴,或到江边的刘家花园偷苹果,或去华西大学内踢足球。稍长,我还去罗君家后的空泥地上练过举重。罗君的家在一条死巷内,一排破旧的茅草屋,家家都点煤油灯。

58年为修成都汽车站,11号院被撤迁到临江路建成65号院。记得那之后九九君的四舅公才搬入院内。四舅公瘦弱,深度近视,头戴一顶黑色圆线帽,身穿兰布长衫,精于岐黄和果木术,虽有儿女,但孤身住在院内喜近孩童,故我常去求教。“困难”时九九君常来四舅公家“杀”伙食,我们常见面。

61年我就读的师范学校全体师生下到龙泉公社帮助农民春种春收,我亲眼目睹农村荒草萋萋,农民每日喝大锅清水汤,处处新坟叠旧坟的悲惨景象。自己也由于劳动强度大又不敢言饿而体重降至86斤,下身出现浮肿。那时的九九君和罗君却能生产自救或联手沿街叫卖油炸馍馍或下江捞鱼捉蟹改善生活,表现出善于生存的智慧。九九君聪明外露,而罗鹤君则属发“内力”的一类,他俩珠联璧合,从小就是城隍庙的鼓槌——一对。

后来,为了生存,罗鹤君下到屏山茶场,九九君深入盐源彝族自治县接受再教育,我则被命运甩到威远县的一条小山沟里做苦力,日日开山放炮,修桥筑路。既然天各一方,我们自然无缘见面,偶尔于故乡蓉城街头一晤,转瞬南北,已是匆匆十余年。

78年底我在轴承厂做临时搬运工,恰逢九九君也调到该厂,我俩朝昔相处自然多了一份了解。原来我们的家庭和个人经历都大抵相似,从此彼此间更加亲近,九九君亦知我性近文艺。79年九九君去了香港。通过他的介绍,我在老友樵夫君家与“野草文学社”的社长邓垦君晤面。我们相逢恨晚痛饮大醉。记得那是80年的3月13日。当月25日我涂成 “十三日后酬诸君”一诗,发表在《诗友》第十三期上,从此,我便与《野草》结缘。

我最早见到《野草》诸君的诗是在文革时期。那时吴鸿君常到我院邻谢家见他的老师谢朝崧先生。谢先生学富五车在文学界有许多老朋友,他曾引荐我认识诗人,作家尹一之先生,使我走上酷爱文学的道路。吴鸿君知道我爱好诗歌后便把陈墨君的《独白》及邓垦君的《久别的微笑》等诗作冒卞之琳,陈梦家之名抄给我读,同时还有他的诗作《清音阁》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79年3月初在总府街墙上见到张贴的《野草》第一期时还 以为这些人抄袭前人的诗作,造成小小的误会。

《野草》诸君中樵夫、谢庄、兰成、一了君都是我六十年代的老友。与樵夫君相识是63年在转轮街的“云雨楼”上。谢庄君是64年我当社青时在街道办事处结缘的,那时他腋下常夹着一本泰戈尔的《飞鸟集》。兰成君和一了君都是在我小学同学邹国昌家附近以棋结缘的。一了君是国昌的弟弟家富的朋友;兰成君则是我老友黄璇君的表弟。如今,他们有的成为风流潇洒的儒商,有的成为知名的散文作家,有的性近佛老行医施善,有的弃教下海奋力拼博,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野草》办了三期,《诗友》出了八十一期,断断续续历时十余年,回首往事,值得珍惜的是写下了我们的心声,凝聚了我们的友谊,鼓足了我们的勇气,坚定了我们的理念。窃以为过去几十年痛苦的经历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财富,我们不仅应该用笔来表现痛苦,还需要继续用笔来揭示吃人的封建礼教和专制政体是造成痛苦的深层原因。正因为如此,那段历史和我们的经历都还值得我们书写,我们的笔绝不能放下!回首往事,瞻望未来,前面的路依然很长,在历史、今天和未来面前光有勇气显然是不够的,愿与 《野草》诸君共勉。

1998.12.18

《蔡楚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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