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两次踏足苏州，无意于天堂之国的山水园林，却两次来到城西的木渎，因为灵岩山上葬着林昭的一缕头发。
每次进入安息公墓，给钱过后，会请求殷勤的领路人离开，我要的只是一份肃穆与宁静。无论如何，林昭墓不是一处风景，在这个旅游市场开发过度的时代，杂沓的脚步不会光顾这块没有标识的石碑，但对那些非来不可的人，偏僻、宁静的灵岩山却是恰如其分的凭吊之地。作为一个被打入另册十九年的“动乱分子”、一个无法放弃思考的异议者，垂立于林昭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会以某种“另类”的言说启迪我，更重要的，在林昭的墓碑上面，我可以更好地读懂自己的命运。
林昭殁于四十年前的上海，两年后，我才降生在北方的一个小山村，我与她没有任何关联。但当我站在这里，某种至深的血缘却让我心中有刀割般的疼，作为一个经历过人世坎坷的中年人，悄然滚落的泪水让我意识到自己的感伤。在世界上的最后一个共产大国，我们既无法为共产主义受难者立碑，林昭墓便可被视为中国全体共产主义受难者的纪念碑，它和立于美国华盛顿的另一块墓碑遥相对应。
初次听说林昭的名字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不过，被北大历史系开除的王丹只知林昭大致的人生轨迹，关于林昭，他没有给被山东大学开除的我以更多信息。六四的历史创痛为林昭的受难者形象添加了新的内容，但与今天相比，那时候，“林昭”二字有着更加隐秘的所指。有赖自由主义思想资源的挖掘和传播，进入21世纪之后，林昭的名字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通过一些公开和不公开的出版物，林昭越来越清晰地走近我们。作为一个被残忍谋杀的受害者，她仿佛在证实有关复活的古老预言。
感谢胡杰、感谢张元勋、感谢谭天荣、感谢倪竞雄……通过对林昭的阅读，我们打开了一页尘封却并不遥远的历史，而这样的阅读，或许正是林昭、张春元、任大修、王申酉生命中最后的等待和呼唤。无法想象他们死前的心理状况——生命已无从把握，信念也显得单薄，在最后的时刻，也许，他们只希望自己的尸体象一本不曾合上的书册，留给未来人们的目光和发现。
事实上，林昭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作为一个谋杀事件，林昭之死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到现在为止，我们也不能说它已经结束。以一次次重大历史事件作为标志的社会变迁往往会割断历史的记忆，持续的谋杀却提醒我们：林昭已在我们的身上。我活着，林昭便没有死，我死了，林昭将经受再一次的死亡。
感谢那位无名的警察，经他之手传出的林昭手稿印证了林昭的思想史价值。不过，林昭亦有其性格局限，在我看来，她不太懂得策略，活得过于“简单”，以至于简单得近乎无畏。但我不赞同陆佛为先生的说法：“林昭的认识能力，她看到的东西，坦率地说，反右期间，划右派跟我交谈，我都没敢吭声。她给我谈地很多，这话我都没给别人谈过。谈了很多，但凭心而论，并不是她地识别能力特别高，这是常识，实际是常识，因为我们处于历史的低谷，常识就是反革命，实际就是这么回事，没什么了不起。”常识总是简单的，可当所有的人不再以常识为常识的时候，林昭对常识的坚守使她不仅有圣徒的勇毅，也有了对时代入木三分的认识和批判，中国社会急剧的变迁飞快地淘汰着各种思想以及思想的肉身载体，但林昭用自身的血写下的文字，直到今天仍具有“前卫”意义。除了她的聪慧之外，应该说，是苦痛的命运、以及对苦痛命运的勇敢承受，激发了她的潜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没有人比她做得更好。阅读林昭生前的文字，人们会惊讶地发现：身处监狱的林昭对于暴政的批判，她对于自由民主的认识，在今天仍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林昭的思想穿透力是如此之强，强到可以远远地看到自己的死亡。她曾经拒绝出狱，并预言“他们”终会杀掉自己。她早就知道是这个结果，可正如她的朋友顾雁所说：“觉得不做不行，总要有人出来。如果一个民族到没有一个人出来时，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于是，1957便成了林昭命定的劫数，那种较真和敢于承担的性格决定了林昭在1955年会成为胡风分子，在1979年会成为魏京生，在1989年会成为王维林、蒋捷连……1957年并不遥远。林昭在狱中曾用血书写到：“每当想起那惨烈的1957年，我就会痛彻心腹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听到、看到、提到那个年份都会使我条件反射似地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
某种意义上说，感谢1989，能让我对这段文字感同身受。林昭的1957，我的1989，历史至今尚未终结。察己知人，我怀疑林昭一开始并不了解专制政治的残暴，短暂的自由期间，在与胡子衡的谈话中，她曾“拍桌子打板凳”地怪罪胡先生说：“我很听你的话。你教会我很多道理，革命道理。但是你没教我怎么做人，你这点没教我。”胡子衡解释说：“她那做人是打引号的，就是那些坏东西。”我想，如果“坏东西”能让一个人卑微地活下来，而不是悲壮地死去，那就不只是坏东西。25岁的林昭如果懂得如何保护自己，活到今天，76岁了。或许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或许只是一个平庸的老太太。但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最不想要的是“发冢”内的林昭。
但林昭的命运只能属于1957。出自常识的一点点怀疑，对一个建立在常识之外的政权来说，正是最大的犯罪。由于无法消灭自己对于常识的信任，林昭是一定要死的，立时的枪杀或缓慢的谋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政权不允许她有尊严地活着。但每个时代总会有人守住简单的常识，哪怕其代价是如此之大，1957年，上帝精心拣选了林昭。
稍稍让人宽慰的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即使在单身牢房里，林昭也有上帝陪伴。她没有背叛上帝，即使快要被逼疯的时候，即使在呼喊“上帝啊，我真地不想再管了”的时候，她还是没有放弃十字架的重负。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只从世俗角度看林昭之死，否则，四十年后，林昭不会给我们如此丰富的精神营养。
在一个近乎空白的时代，因为有了林昭，才有了让我们仍然可以自信的历史，林昭是我们体内的血——有热度的血，她让我们无须过于自卑。
就在书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知道，在广博的中国大地上，有许多来自不同省份的人正准备启程，他们将于2008年4月29日抵达苏州，祭奠林昭去世四十周年。也许不会有太多的人前来，因为林昭的名字在今天仍然是一个秘密——为了守住这个秘密，苏州警方已展开对祭奠活动的监控与防范——但这是一个无法被长期掩盖的秘密：林昭是共产主义受难者共同的名字，但也是我们共同的骄傲和信物。四十年后的布控说明对林昭的谋杀尚未结束，但当远方的人们一次次聚集在灵岩山的安息公墓，林昭的名字必将从死里复活，“是时候了”。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