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两次踏足苏州,无意于天堂之国的山水园林,却两次来到城西的木渎,因为灵岩山上葬着林昭的一缕头发。

每次进入安息公墓,给钱过后,会请求殷勤的领路人离开,我要的只是一份肃穆与宁静。无论如何,林昭墓不是一处风景,在这个旅游市场开发过度的时代,杂沓的脚步不会光顾这块没有标识的石碑,但对那些非来不可的人,偏僻、宁静的灵岩山却是恰如其分的凭吊之地。作为一个被打入另册十九年的“动乱分子”、一个无法放弃思考的异议者,垂立于林昭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会以某种“另类”的言说启迪我,更重要的,在林昭的墓碑上面,我可以更好地读懂自己的命运。

林昭殁于四十年前的上海,两年后,我才降生在北方的一个小山村,我与她没有任何关联。但当我站在这里,某种至深的血缘却让我心中有刀割般的疼,作为一个经历过人世坎坷的中年人,悄然滚落的泪水让我意识到自己的感伤。在世界上的最后一个共产大国,我们既无法为共产主义受难者立碑,林昭墓便可被视为中国全体共产主义受难者的纪念碑,它和立于美国华盛顿的另一块墓碑遥相对应。

初次听说林昭的名字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不过,被北大历史系开除的王丹只知林昭大致的人生轨迹,关于林昭,他没有给被山东大学开除的我以更多信息。六四的历史创痛为林昭的受难者形象添加了新的内容,但与今天相比,那时候,“林昭”二字有着更加隐秘的所指。有赖自由主义思想资源的挖掘和传播,进入21世纪之后,林昭的名字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通过一些公开和不公开的出版物,林昭越来越清晰地走近我们。作为一个被残忍谋杀的受害者,她仿佛在证实有关复活的古老预言。

感谢胡杰、感谢张元勋、感谢谭天荣、感谢倪竞雄……通过对林昭的阅读,我们打开了一页尘封却并不遥远的历史,而这样的阅读,或许正是林昭、张春元、任大修、王申酉生命中最后的等待和呼唤。无法想象他们死前的心理状况——生命已无从把握,信念也显得单薄,在最后的时刻,也许,他们只希望自己的尸体象一本不曾合上的书册,留给未来人们的目光和发现。

事实上,林昭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作为一个谋杀事件,林昭之死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到现在为止,我们也不能说它已经结束。以一次次重大历史事件作为标志的社会变迁往往会割断历史的记忆,持续的谋杀却提醒我们:林昭已在我们的身上。我活着,林昭便没有死,我死了,林昭将经受再一次的死亡。

感谢那位无名的警察,经他之手传出的林昭手稿印证了林昭的思想史价值。不过,林昭亦有其性格局限,在我看来,她不太懂得策略,活得过于“简单”,以至于简单得近乎无畏。但我不赞同陆佛为先生的说法:“林昭的认识能力,她看到的东西,坦率地说,反右期间,划右派跟我交谈,我都没敢吭声。她给我谈地很多,这话我都没给别人谈过。谈了很多,但凭心而论,并不是她地识别能力特别高,这是常识,实际是常识,因为我们处于历史的低谷,常识就是反革命,实际就是这么回事,没什么了不起。”常识总是简单的,可当所有的人不再以常识为常识的时候,林昭对常识的坚守使她不仅有圣徒的勇毅,也有了对时代入木三分的认识和批判,中国社会急剧的变迁飞快地淘汰着各种思想以及思想的肉身载体,但林昭用自身的血写下的文字,直到今天仍具有“前卫”意义。除了她的聪慧之外,应该说,是苦痛的命运、以及对苦痛命运的勇敢承受,激发了她的潜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没有人比她做得更好。阅读林昭生前的文字,人们会惊讶地发现:身处监狱的林昭对于暴政的批判,她对于自由民主的认识,在今天仍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林昭的思想穿透力是如此之强,强到可以远远地看到自己的死亡。她曾经拒绝出狱,并预言“他们”终会杀掉自己。她早就知道是这个结果,可正如她的朋友顾雁所说:“觉得不做不行,总要有人出来。如果一个民族到没有一个人出来时,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于是,1957便成了林昭命定的劫数,那种较真和敢于承担的性格决定了林昭在1955年会成为胡风分子,在1979年会成为魏京生,在1989年会成为王维林、蒋捷连……1957年并不遥远。林昭在狱中曾用血书写到:“每当想起那惨烈的1957年,我就会痛彻心腹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听到、看到、提到那个年份都会使我条件反射似地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

某种意义上说,感谢1989,能让我对这段文字感同身受。林昭的1957,我的1989,历史至今尚未终结。察己知人,我怀疑林昭一开始并不了解专制政治的残暴,短暂的自由期间,在与胡子衡的谈话中,她曾“拍桌子打板凳”地怪罪胡先生说:“我很听你的话。你教会我很多道理,革命道理。但是你没教我怎么做人,你这点没教我。”胡子衡解释说:“她那做人是打引号的,就是那些坏东西。”我想,如果“坏东西”能让一个人卑微地活下来,而不是悲壮地死去,那就不只是坏东西。25岁的林昭如果懂得如何保护自己,活到今天,76岁了。或许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或许只是一个平庸的老太太。但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最不想要的是“发冢”内的林昭。

但林昭的命运只能属于1957。出自常识的一点点怀疑,对一个建立在常识之外的政权来说,正是最大的犯罪。由于无法消灭自己对于常识的信任,林昭是一定要死的,立时的枪杀或缓慢的谋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政权不允许她有尊严地活着。但每个时代总会有人守住简单的常识,哪怕其代价是如此之大,1957年,上帝精心拣选了林昭。

稍稍让人宽慰的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即使在单身牢房里,林昭也有上帝陪伴。她没有背叛上帝,即使快要被逼疯的时候,即使在呼喊“上帝啊,我真地不想再管了”的时候,她还是没有放弃十字架的重负。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只从世俗角度看林昭之死,否则,四十年后,林昭不会给我们如此丰富的精神营养。

在一个近乎空白的时代,因为有了林昭,才有了让我们仍然可以自信的历史,林昭是我们体内的血——有热度的血,她让我们无须过于自卑。

就在书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知道,在广博的中国大地上,有许多来自不同省份的人正准备启程,他们将于2008年4月29日抵达苏州,祭奠林昭去世四十周年。也许不会有太多的人前来,因为林昭的名字在今天仍然是一个秘密——为了守住这个秘密,苏州警方已展开对祭奠活动的监控与防范——但这是一个无法被长期掩盖的秘密:林昭是共产主义受难者共同的名字,但也是我们共同的骄傲和信物。四十年后的布控说明对林昭的谋杀尚未结束,但当远方的人们一次次聚集在灵岩山的安息公墓,林昭的名字必将从死里复活,“是时候了”。

来源:民主中国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