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六日和七日,由中国信息中心和劳改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普林斯顿大学举行。

大会邀请了不少当年的知名右派和卓有成就的反右运动研究者,尽管其中部分人在中共直接威胁或动员子女家属阻止的情况下无法前来,仍有一批人不顾险阻、不计后果、“智斗座山雕”赶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参加了会议。别提这些人上台发言论理,就是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坐在下面当听众,也绝非易事,个个勇气可嘉。

岁月不饶人,这些五十年前激情飞扬、风华正茂的青年知识分子,今天最年轻的也已七十岁,平均年龄超过七十五,真的是垂垂老矣了。开放杂志报导,中共内部透露,现在只剩一万另三百个右派还活着,按照他们认账的打了五十五万右派的数字算,超过百分之九十八的人已经含冤去世。劳改基金会执行主任吴弘达致开幕词时讲:这一百万右派的历史是无法抹煞的,它将永远留在中国、世界的历史上……以后还开不开这种会,我不知道,我们都会走向人生终点。

我们为已经发不出声音的人默哀,有幸活着的右派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此时不站出来为历史作证,更待何时?

这样一个沉重的会议,我沉重的心拽着沉重的笔,记下了某些人某些印象较深的话语,以资纪念。

余英时(著名史家,中国信息中心董事):1)右派是光荣的,2)保存史料非常重要!

余英时教授特地写了“读[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祭]感赋四绝句”,诗以寄怀,表达了他对反右运动的基本看法:

右袒香肩梦未成,负心此夕泪纵横。世间多少痴儿女,枉托深情误一生。
未名湖水泛轻沤,池浅龟多一网收。独坐钓台君不见,休将劫数怨阳谋。
横扫斯文百万家,更无私议起喧哗。九儒十丐成新识,何处青门许种瓜。
辱没冤沉五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人亡家破无穷恨,莫叩重阍更乞怜。

林希翎(原右派):我右派帽子反革命帽子还在,他们有什么资格给我们平反!谁给谁平反呀?共产党不如国民党,特别是现在……没改变人权,开奥运会有什么意义!

黄泽荣(原右派):来日不多,去日已近,我们要留下声音。我剩下的生命就是揭露毛泽东,把天安门前他的画像撕下来,把他的尸首从纪念堂里拖走。就像现在仍受迫害的李昌玉说的,我们即使是猪,在被杀之前也要叫几声。

张轶东(原留苏学者):毛泽东讨厌知识分子,他也会利用知识分子,包括傻乎乎的中国知识分子。毛泽东原来说他比赫鲁晓夫还赫鲁晓夫,转变成比斯大林还斯大林……

张先痴(原右派):我是县里一个非常小的科员,他们打我为右派,我根本不够资格,一点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八零年突然说我不是右派,我感到我已经被生活教育成了真的右派。打我右派和平反我右派,都是极其错误的。

任众(原右派):画黑容易,画红难;枪毙容易,活着难……孙成,在公安局户籍处工作,为一首诗,成了右派。他被赶去了农村,干活像牛一样。农村搞运动找“名牌”,北京右派正好,杀了。平反时,他们轻松地说,你们来晚了,他给杀了。

姚仁杰(原右派):我以右派为荣,不以为耻。人们说右派是好人,右派讲真话……我知道来此很危险,我很欣喜自己来了,回去如何,我不在乎。

姚监复(评论人):毛泽东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又说要“一边倒”,一边倒怎么站得起来……毛泽东这个叶公不好龙,他屠龙!他把共产党变成青红帮农民造反派,三十年代肃反,杀了几十万,小学毕业、戴眼镜的人就是危险的,都杀……右派是一种光荣,不需要平反。赫鲁晓夫说,现在我们承认错误是请求人民宽恕,如果被人民控告,那就是罪人。请中共及早提出“罪己诏”。

邢小群(评论人):毛泽东说“我们就是要钓大鱼”,朱德早就说过“打败蒋介石了,我们就要收拾民主党派”。右派当事人,个案非常重要,每个人构成活生生的历史。

俞梅荪(评论人):我父亲是五七年打成右派自杀的,家里从来不提反右运动。大右派做不成的事,没名气的右派操办成了――四月六日,七八个右派在困难的情况下去任众家会面,严厉谴责当时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我跟铁流、任众做的事非常有意义。

章立凡教授:反右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共和毛泽东。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纲领上没写中共领导,是五四年宪法上写的……从联合政府变为一党专政,排斥同盟者是毛的长期目标。

张鹤慈(澳大利亚中国学者):都熟悉皇帝的新衣的故事,现在我换一下结尾:当一个小孩子大声叫到:“皇帝什么也没有穿!”侍卫一刀就劈了这个孩子。赞美皇帝新衣的声音,从已经是铺天盖地,变成了震耳欲聋,其中又多夹杂了清楚和愤怒的,如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等对这个已经被劈死的孩子的谴责。侍卫的一刀,就是反右。被杀的孩子,就是右派。……反右是一种非常有效率的逆向淘汰,弃金留沙。反右后的神州大地,人们已经不只是不敢说真话了,人们已经是不敢不说假话了。

陆清福(原右派):……苏联解体了,俄罗斯没有了“党领导”。没了“党领导”的世界,不是比有“党领导”的世界可爱得多吗?前些时候,美国总统布什在北大演讲,有一段非常精辟的哲理名言:“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眩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五十年前,一百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其实他们只做错了一件事:“向党交心,听毛主席的话”……我虔诚地感谢上帝,赐给了我们一个美国……我相信,自由民主不会与我们擦肩而过!关统治者的笼子必将在中国的大地建成,人们将把手中的选票变成驯服统治者的鞭子,变成能关住他们的笼子。右派应该为此而添砖加瓦!

邵江:反右是五四遗产。当时“广场”杂志的名字来自北大的五四广场。封面是火炬,宣布绝不受官僚操控……它揭露阳光下的黑暗,有自由新鲜的空气,是表达个性自由和思想交流的空间……要求恢复北大精神,强调社会主义应当包含人道主义。

党治国(原右派,作家。未能成行,讲稿由黄万里之子黄观鸿教授代读):任何“好东西”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而一个活着的人,却不能说:“心脏是个好东西”。心脏无论好坏,都是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它人就会死亡。对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工商业文明来说,民主是必然的、不可或缺的。不管你认为它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民主都是非实行不可的制度,没有选择和商量的余地。

唐彼德(评论人):无产阶级专政很快变成一党专政,很快变成一人专政。

方能御(原右派):“广场”杂志放在那里卖的时候,已经在反右了,人们开始害怕了,买的人很少。主要负责人是与林希翎齐名的谭天荣。在某个方面谭比林更重要。“广场”杂志并非与社团杂志“红楼”等对抗。我们要重建确实无误的基础历史。

吴弘达补充:谭天荣在劳改时与我同队九年,外号叫老妖怪,是恩格斯主义者。

黄肖路(黄炎培儿子黄万里的女儿):毛泽东说反右不是姑嫂之争,是敌我。父亲黄万里的小说“花丛小语”当天就被蒋南翔送到毛手里,毛说:“这是什么话!”“什么话”成为批右派的题头语。父亲被打成右派,祖父有七个成年子女,五个人被打成右派…加上众所周知的中共的阻扰…毛说彭德怀:“你就像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

遇罗文(一家三个右派,两个反革命,一个被枪毙):我最想说的是:右派是最可爱的人!他们当之无愧。我父母最大的了不起就是培养出了遇罗克……我们要记住那些舍己救人者。我有个朋友叫勉昭桢(音),他父亲公然说我这里没有一个右派(要求有26个),他被打成右派,劳改一年死了。他是英雄。我哥哥的难友也是英雄:当时他是北大教授,为了两个学生不打成右派,自己成了右派。他就是程庆民(程庆民站起来,大家鼓掌)。在人吃人的社会里,不吃人是非常难的。毛泽东成全了你们(右派英雄)享受这个荣誉……毛泽东要人人参与作恶,要你以后没有讨公道的权利!

金钟评论:一,反右以后其它的运动内容逊色了;二,很多知识分子是受过西方民主教育的,右派受了五六年苏共批判斯大林的影响;三,反右运动暴露邓小平的专制个性,他是毛反右运动的第一打手帮凶……从抗美援朝起,邓小平都最积极主动帮忙毛搞运动,直到毛死,邓有更大的发挥――六四屠杀。农民说,革命革了几十年,一觉睡醒回到解放前……毛已经死了,批毛应当没障碍了。

胡平评论:从57年到66年的九年里,右派们备尝艰辛,66年后日子就更加难过。反右运动对年轻右派的扼杀,他们损失的生命价值的可能性无法估计;有人说better than the worst (总算好,没有更糟),一点点改进就可以了,变得更容易满足,这种苟且心理很成问题。为什么不要求结束这种罪恶的制度,使我们后代不再受罪受苦。在历次运动中,共产党内整死的人比国民党整死的人还多,找不到共产党的真正受益人,没有真正的既得利益者。黄万里对自己的科学论断很坚持,但在政治上反右后,拒绝承认的人很少。政治问题不能像科学问题那样认得清,政治上,当周围的人都与你不同时,你就会不踏实就动摇了,不敢坚持自己是正确了。毛泽东共产党用人民来压你,他们制造舆论的高度一致,使你自认为错了,很多人直到后来还认为自己错了。

郭东海(原右派):中国的劳改营是世界上最残酷的最无人道的集中营。他们“对右派要脱胎换骨改造”,我脱了胎,但未换骨。

程庆民(原右派,当年北大讲师):五七年我在教书,数学系团总支书记……数学系的学生天真可爱,才华横溢,不太懂事,包括张进中、杨路。我去对胡启立说,这样的学生不能划右派。我流泪了。当了右派,我还说不太清楚为的什么。我是在中国人民的血泪中受到教育,我才成为自觉的民主斗士,对毛泽东这个人渣不共戴天。我后来才不再稀里糊涂,学生老师在北大斗我时,我坚决不认错不低头,发疯似的喊口号打倒法西斯专政,打倒整人集团!都打人,他们打教授,我打他们,他们打我,我也打回去。他们用包着丁子的木棒打瞎我左眼,我马上打回去,把他左眼也打瞎;同学踢我一脚,我踢回两脚。公安局把我放了,叫我以后别再这样,比后来的红卫兵好。他们说我是个疯狂的反革命,只要他们打,我一定还手。我觉得你不怕他,他就不敢欺侮你……我被判了死刑,同遇罗克关在一起。大家都不认为自己犯了死罪,可人一个一个少了,就是枪毙了,遇害了。就该轮到我了,林彪出事了,杀人停了,我又活了……毛泽东说爱因斯坦是骗子,相对论是伪科学,我就改行研究相对论,与毛泽东针锋相对。研究有了成果,这次要在美国讲学三场。

姚监复(原右派,学者):坚持真理,讲真话;主持真理,讲真话;维护真理,讲真话。我说了“毛泽东思想这个词不准确”,“江青不好,建议毛泽东与她离婚”,成为漏网右派反革命。我现在讲话的目的不是复述苦难,而是不让苦难再发生……文革时,呼毛泽东“万寿无疆”,呼林彪“永远健康”,我们河南的省委书记只能呼“比较健康”,县委书记只能呼“勉强健康”。我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

魏紫丹(原右派):农民称我右派是朋友,右派就是友派,就是朋友的意思。文革并不是反右派的直接结果,大跃进才是反右派的直接结果;甚至反右倾也不是反右派的直接结果,大跃进的失败才是反右倾的直接原因。

何清涟(评论人):我认为反右不是一次民主运动,没有民主怎称民主运动?只是搭上了共产党阴谋的便车。现在只有一万另三百个右派尚存,大家应当分担责任把他们的历史经历记录下来。中共正在设法销毁历史,销毁历史档案,许多地方正在进行。抢救历史极其重要……谭天荣曾经寄来一篇文章给我们杂志发表,很出乎我的意料,他的文章超越个人经历写出的理论思考,令人深思,难能可贵。

听众讲话:被枪毙的顾文选,我是他的同班同学,他在广场杂志上发表文章“我的遭遇”。我鼓起勇气买了两本广场,许多人不敢买。顾文选性格内向,有抑郁症,不爱讲话。可大家鼓励他讲话,帮助党整风,他开始到处去讲。他在一次拉着横幅“XXX控诉会”上发言,最后一句是“共产党挂羊头卖狗肉”……北大英语专业是右派最多的班,二十八人中有八到十几个右派。

吴弘达:1955年肃反就抓了许多人,57年兴起劳教……邓小平一上台,马上恢复劳教。中共把劳改支队改为监狱,但通过劳动改造思想的内容和做法不变,他们太晚了,“劳改”这个词已经上了英国牛津字典。现在枪毙人不兴游街示众,但六四后又开始大规模杀人,枪毙人都是用开花弹,被杀者头给炸掉一半。不少死刑车里有手术台,华西医学院的车子跟着囚车走,摘取死囚器官。明年开奥运会,使人想起中国大部分体育场都杀过人。

余杰:纳粹集中营是种族灭绝的工具,没有思想控制,时间短(十年);苏联的古拉格,它不理睬囚犯的心灵和个人的思想,不强迫参加会议……中国领导人多数未受良好教育,有反对资产阶级的传统,它的劳改制度则是思想改造和洗脑。与希特勒相比,毛泽东有更大的野心,更着迷个人的权力,既当皇帝还要当国师。法西斯把人定为“废物”,用毒气毒死,焚尸炉烧毁,消灭“多余的人”;中共把残害变成一种精神上的恶作剧,用最高尚的教条,以最下流的行为灌输,把人的尊严踩扁……直到今日,这种恶行还在继续。

林希翎:反右时,我正准备毕业考试,很犹豫不想发言。但他们不经我同意,宣布我发言。就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把我推上讲台,五十年了还在讲……我从来没想过当英雄,也没想过当烈士,只感到悲哀。我至今意识形态还是个左派,反全球化,反对美帝国主义。在西方社会我都同意左派,我和法国的左派关系都很好。我坦率地告诉你,我是左派!共产党是左派,他们不给我平右派的反,他们有什么资格给我平反……我们在天堂再见!

章立凡(评论人):今天是一个还原历史的过程,也是个审判的过程。审判的不是一个人,而是集团的犯罪。共产党认为天下是打下来的,是战利品,不容他人染指。我们应当摆脱以往,要以公民的身份,反思反省五十多年共和国的历史,从个人的认识提升到对民族问题的思考,我们才有希望。

陈奎德(评论人,会议筹划者):反右与制度的关系,应当从中共制度形成的历史渊源去认识。中共制度是在运动中逐步发展完成的。开始有部分是照搬苏联,但后来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部分则是通过历次运动累积起来的,是在动态的运动中产生完成,不是静态的预先设计好的。譬如,劳改、劳教制度的确立与肃反、反右的因果关系等。有的则由临时性措施发展为固定的制度形态,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才凝固成中共的制度。很多制度其残酷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强,例如统购统销制度(与大饥荒的关系)、户口制度(与严酷的身份歧视的关系)。解构的方法要从产生的原因中去寻找,摧毁它需要追本溯源,需要政治过程。

章立凡(评论人):右派究竟是不是右派,还是左派?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明确,大家可以见仁见智。更重要的是本单元的演讲提出了体制上的问题,体制问题的后果还没有清算。思想屠杀有没有效果呢?肉体被消灭,但思想还是留下来了。我父亲认为劳教是没有效果的,我看最终是没有效果的。我个人非常敬佩这次会议的主办,有什么问题,希望谅解。

齐家贞:反右时我十六岁,不够资格当右派。四年后,我当了反革命,有幸与右派为伍,也开始了一段艰难的人生。和许多右派一样,我们曾经是共产党最驯服的工具,却变成他们最驯服的敌人。从驯服的工具到驯服的敌人,其中冤深似海,可我们不敢喊叫“还我自由”!为什么?这就是今天我代表独立中文笔会(墨尔本)宣讲的话题“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弱点在1957年前后”……我们之所以作上述那些分析比较和结论,完全是为了早日结束中国的极权统治。试想一下,今天中国知识分子中如果有10个焦国标,100个蒋彦永,1000个李大同,10000个章诒和,中国会怎么样?有一句丹麦谚语,“你或许可以强迫一个人闭上他的眼睛,但是,你永远不能强迫他入睡”,今天在坐的每个人就是这句话的明证!墨尔本的战争纪念馆前有一句话,“Lest We Forget(谨防我们遗忘)”,就是本会议召开的意议。

邢小群:我不是右派当事人,也不是研究右派的专家。只是因为十多年前开始参与中国知识分子口述历史的研究,接触了相当多的右派……每一次采访,对我来说,都是一次心灵的撞击。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对中国的命运有着超乎一般人的关切,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保持着高于常人的热望……从总体上看,1957年挨整的右派,活到改革开放以后,是一个政治情结十分强烈的群体……右派改正以后,也产生了巨大的分化。有的右派重新回到体制,成为高官,成为主流政治的维护者和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有的右派甚至成为左派,站在比主流更僵化、更专制的立场上,极力鼓吹民族主义,力图把中国拉回毛泽东时代,拉向斯大林体制。今年是中国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部分当年的右派及右派家属先后公布了几封签名公开信,要求中共开放言禁,反思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郑重宣布反右运动是违宪的、错误的政治运动;对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人士给以经济赔偿。我深知,当局不可能接受这些意见。但我认为,右派们的公开表达不是没有现实意义,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进程,同时是明辩历史是非的进程……这些右派的公开信,写文章,在事实和道义上已经占了上风。这已经是为明辩历史是非推进了一步。

吴弘达先生朗读章诒和女士给大会的来稿(略)

姚仁杰(原右派):这二十一年的苦难,我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占齐了。二十一年后回到北大,北大不是好呆的,我必须苦干赶上,每天从未在十二点前睡觉。接着二十一年前的助教、讲师,到副教授到教授,到顶了。浪费了我二十一年,不让我晚退休二十一年,想当牛都不行,还是要退下来让给新人。大多数右派是林冲带刀误入白虎堂。反右、文革都是想用毛泽东思想统治全世界。谈这些历史,我们是要一个社会公正,要一个说法,要揭露毛泽东红色暴政的罪恶。我们应以历史为鉴,不要让毛泽东和类似毛泽东的人再主宰中国。毛泽东损人开始,害己告终。我要活到毛泽东年龄83岁再加21年,活104岁,收集各种资料来清算毛泽东。活着的右派不多了,希望基金会帮助他们和他们的子女抢救历史,记录下历史。

胡平:如果我早出生十年,我肯定是右派,我不用动员就要讲话提意见。就算我不说话,出生不好,学习成绩好遭妒嫉,也会当右派。反右时期的思想比文革时期纯正丰厚得多,反右是空前规模的文字狱。不能指望权力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可以做好事,这不是单方面的承诺,而是双方的契约。不需过问当权者有无诚意,而是要假如它没有诚意,那将会怎样?屋子漏雨怪老天爷,而不是怪屋顶没修好。老天一定要下雨,大权在手是一定会滥用的。要建立一个可靠的空间,创造条件,约束权力,向人民阐述言论自由的原则……文革四人帮刚倒台,出现言论自由的松动,可是我们失去了历史上这个千载难逢之机,大家觉得给了一点点自由就谢天谢地了。如果我们大讲特讲言论自由,共产党要镇压也不容易……六四以后,整个社会的心态发生变化,不同于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初,随便说什么,都无动于衷了……前途是光明的,所有的专制国家倒下去,没有一个爬起来的,它一定要倒!

黄泽荣:我只想活九十二岁,23年成长,23年坐牢,23年搏击商海成为中产阶级,第四个23年我从回书斋,学习王友琴,把我了解的事一件一件记录下来。我们右派要留下一个痕迹,这次会议肯定会在历史上留下声音……人格要独立,首先经济要独立,这是我的一家之言。不一定要成为家财万贯的富翁,至少成为不愁吃穿的中产阶级。

章立凡(评论人):这次会议有两类人讲话,一,当事人的控诉;二,对历史事件的研究作理性的分析。两者都对,都有理,具有互补性。我的父亲是右派,我也坐过十年牢,我介于两者之间。作为研究者,我要对事件保持距离……北京师范大学六麻袋右派档案要处理,一位姓许的人花二万元买下交给党支部,党支书说应当销毁。我家搜走的东西,许多还了,右派部分未还,我坚持私人的东西不还也得保存好。许多人正在消失,许多原始材料正在被销毁,我们应该注意这种趋势。我们不能用党文化的方式来批判党文化,要用民主的方式来处理历史债务。它在历史上有了权力,就承担债务,债务还的时间越晚,利息越高。

数个月来,中国信息中心和劳改基金会、吴弘达先生以及全体工作人员,为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浩大的组织工作,以及头绪繁杂的具体事务,加上众所周知的中共阻扰所增加的困难,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们对所有参与这次会议的人员表示深深的感谢与敬意。两天会议胜利结束,是给他们最大的回报。

(由于水平和时间的限制,本文挂一漏万、取舍不妥之处,还望诸位多加原谅)

《齐家贞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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