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办自费出国留学手续时,还在安徽师范大学外语系念书。我父母亲原来都是系里的老师,一年前刚刚因为父亲的右派分子罪名得到平反而调回北京任教。

系主任是我父母多年的同事、领导,一直是整他们的干将。他的女儿小晶和我是幼儿园的同学。可以说系主任是看着我长大的。

我申请护照首先需要系里盖章批准。系主任借机把对我父母“高升”的怨恨发泄到我身上,坚决不批。

于是,每天快到晚饭时间,我就到系主任家去。

“叔叔,阿姨,小晶,”我笑嘻嘻地和他们打招呼。

然后,我像狄更斯笔下《双城记》里的妇人那样,从手提包里拿出毛线、毛线针,开始静静地打毛线。我在准备行装。听说美国买不到毛裤,就自己打一条。他们吃饭,我坐在一边。大家心照不宣,谁都一个字不提护照。他们吃完饭,我把毛线活放回包里,客气地告扰告辞。

耗了整整三个月,我不但打了一条毛裤,还打了一件毛衣,一件毛背心。系主任终于嫌烦,给我的护照申请盖了章。

临走时,我向系主任告别。他说:“巫一毛同学,去美国深造,要好好学习,给祖国争光。学成之后,回来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我脸上笑着,嘴里答应着,心里发誓:即使死,我也死在美国,永远不再看这块伤心地一眼。

加州四季如春,那条毛裤至今一天都没穿过。打毛裤打出来的护照早已作废,但仍藏在箱底。

《巫一毛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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