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日期:2015年07月17日 来源:《高校社科信息》(石家庄)2004年第03期

巴西是拉美的第一大国,对拉美其他国家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因此研究巴西的民主化进程与特点对于研究拉丁美洲的民主制度的建设、巩固、完善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亨廷顿把世界上的第一波民主化的起点划在了1828年,没有具体谈到拉美的民主化浪潮开始时间,从日云在《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一书中,指出“拉丁美洲民主化进程始于拉美独立战争”。[1]

拉美独立战争催生了拉美的民主化,巴西人民从此开始了摆脱葡萄牙殖民者残酷专制统治的斗争,并于1822年独立,开始了自己的民主化进程,但是由于历史因素,巴西的民主化畸变成了专制的考迪罗主义。20世纪30年代,巴西开始踏上重新找回民主之路,由此巴西的第二波民主化浪潮涌现出来。这次浪潮的表现形式为平民主义,但结果造成了军队的独裁。一直到1985年,巴西的民主化浪潮又席卷而来,这就是所谓的第三波。

总之,巴西经历了三次民主化浪潮,但在民主化的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又都被军事专制所替代,这便是巴西民主化总的特征,也是与从日云所讲的三起三落的特征相差不远。

一、巴西民主化阶段的划分

(一)第一波民主化浪潮(1822—1930年)

1500年4月22日,以航海家佩德罗·阿尔瓦德斯·卡布拉尔为首的葡萄牙船队,意外到达了巴西东北部巴伊亚海岸的塞古罗港[2]。从此之后,葡萄牙宣布占领巴西,巴西随即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巴西人民从此失去了自由和民主。

随着时间的推移,巴西人民开始觉悟。进行了一系列的争取独立的斗争,并于1822年9月7日,佩德罗宣布独立为巴西帝国,当时他拔出宝剑喊道:“不独立,便成仁。”[3]巴西的民主化开始踏上了征程。

巴西的一批革命知识分子,由于受到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思想的影响,开始追求自由、人权和民主。由此可见,巴西人民追求的不仅仅是独立,还有自由和民主,因为民主是巴西人民反抗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旗帜。

巴西独立后,面临着建立民主政体的严峻问题。由于以前没有经验,建立了帝制。显然人们对这种帝制不满意,于1889年推翻帝制,成立联邦共和国。1891年2月颁布第一部共和国宪法,对国家的性质作出规定:“巴西联邦共和国实行总统制,总统与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同时也规定,妇女、文盲、士兵以及教徒无选举权;实行政教分离;取消皇帝最高权力;实行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1891年宪法还给予联邦各州最大的自治权和政党活动自由。”[4]从这可以看出,巴西完全是嫁接的欧洲式的民主政治制度,这种未考虑国情盲目的引进,必然会引起政治制度的畸变——寡头政治。[5]

成立共和国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国家统治势力的构成,反而使巴西的政治出现了行政权的分散。也就是说给予地方的权力太大,使当时的省(现在称为州)有了较大的自治权,这为巴西地方势力的膨胀留下了隐患。因此,“当时的老共和国被称之为‘寡头共和国’。”

巴西的民主化进程中之所以出现寡头政治,也有其历史原因。巴西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悠久,封建的、专制独裁的社会体制和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当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入侵巴西时,它自身都没有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度,因此,不会给巴西带来更加民主的东西。正如罗荣渠先生所说:“那里大部分地区是保守的天主教文明与印第安文明的混合体,独立后又不能长期建立稳定的秩序。早期的领导人大多数都不谙悉国情,热衷于推动西方民主制,美国的联邦制和英国的自由贸易制,反而形成了国内的分裂和混乱局面。”[6]

这种寡头政治给巴西的民主化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在政治上导致了专制独裁,压制了人民的权利。这些地方寡头拥有较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给社会治安带来很大的麻烦,他们肆意践踏宪法和法律,混乱的局面使巴西的经济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世界上悄然刮起了一股民主之风,巴西人民被吹醒了,重新站起来,继续进行他们所追求的民主,民主化第二波在巴西开始了。

(二)第二波民主化浪潮(1930—1985)

巴西的第二波民主化浪潮从瓦加斯执政开始,他打击地方势力,推翻农业寡头的势力,取消“寡头政治”。使旧势力不能重返政治舞台。1930年11月,瓦加斯在一次讲话中强调“我们要以‘非暴力手段’逐步消灭大庄园制,保护小地产,使耕地直接向农业劳动者转移,鼓励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建设”。[7]

当时在拉丁美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主义——平民主义(populism)。“平民主义的兴盛,标志着拉丁美洲第二次民主化浪潮的到来。”[8]巴西的民主化第二波也同时到来。但是平民主义体制的建立,在巴西是经历过一场战争才确立的。这次战争却加强了军队在巴西政治中的作用,从而导致了巴西第二次民主化的又一次畸变——威权主义。

1930年,是巴西政治的分水岭,也是巴西第二次民主化的开端。瓦加斯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促进巴西民主化进程:第一,打击地方势力。1931年8月,颁布干预者条例。干预者由总统直接任命,以取代地方寡头对各州的统治;第二,在各州建立州事务局,作为州议会的替代。1938年成立了公共服务管理部,其重要职责之一是对干预者进行监督。瓦加斯的这种做法有利于限制地方寡头,但是也加强了集权。

他还于1934年颁布了巴西共和国第二部宪法。这部宪法虽然保留了1891年宪法中的许多内容,但是也有新的变化:(1)他强调了国家行政权,使总统权力得到扩大;(2)减少州的自主权,禁止各州向州与州之间流通的商品征税;(3)给妇女投票选举权。由此可见,1934年宪法削弱了各州的自主权,有效地遏制了第一共和国时期地方分权的趋势。

瓦加斯的专制终于导致了他的下台。1945—1964年间,巴西的社会形势更加复杂化,这一时期的政治发展主线是“政治民主化以及广泛的民主主义思潮,它体现出中产阶级积极参与国家政治进程。”[9]

民众主义又叫民粹主义,通常人们把它看作是“满足人民群众最为直接的要求而不改变统治权力的结构的国家政策。”[10]民众主义在巴西实现的形式是追求一定政治目标的群众运动。1945年5月,巴西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次民众主义运动,被称为“我们要主义”。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却开辟了一条过去不存在的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道路。

在民众主义盛行的巴西,统治者通过建立、控制工会,将其统治基础扩大到城市工人阶级,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统治秩序。这无疑是对巴西的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挑战。于是军队出面,才消除了这种对上层阶级的威胁。巴西军事政变的目的是“试图制止政府和左派激进的改革和以超越宪法的方式推行这一改革的做法。”[11]但是军队不像以前那样再把政权拱手交给文人,而是自己走上了政治舞台,亲自执掌巴西政权,这就是巴西第二次民主化发展的畸变——威权主义。

21年的军事专制是过激的民主化造成的,它摧毁了以政党和集团为代表的不同政见者,是一个完完整整的独裁统治——公民的民主保障和政治权利被终止,所有政党被解散,许多工会被查封,解散议会,全部权力转归为军人总统。

七十年代中期,巴西军人专制统治开始出现政治松动,这样巴西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又来到了。1985年3月14日,反对党巴西民主运动党总统候选人坦克雷多·内维斯当选为巴西总统,标志着巴西第三波民主化的开始。

(三)第三波民主化潮流

1964年后,巴西第一位民选总统内维斯由于重病而亡,于是副总统萨尔内就任总统职位。“萨尔内文人政府的建立,标志统治巴西21年的军人专制统治的结束和巴西的再民主化进程的开始。”[12]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到来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内在的因素:一是巴西经济的发展,人们产生了要求分享国家决策权的意向,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民主价值观念的提升。二是反对威权体制,要求民主在巴西国内已经成为一个共识。三是国际因素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世界性的民主化浪潮兴起,70年代末期涌入拉丁美洲,这对巴西的民主化无疑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这次民主化也导致了左派政党的执政。

巴西第三波民主化的主要表现是1988年宪法。1988年宪法规定:总统有阻止立法的权力即否决和部分否决权,推翻总统的否决需要两院全体议员中的绝对多数(50%以上)同意。总统在某些政策领域拥有专有的立法权。[13]这大大加大了总统的权力,但总统的权力仍受两院的部分限制。1988年宪法第62条赋予总统采取临时措施的权力(在未经议会同意的情况下,总统实行的措施在30天内具有法律效力)。总统办事效率的提高,也就是意味着大多数人民权利受到尊重和保护,有利于民主化进程。

巴西政府为了防止独裁或威权政府,实行了多党制和联邦制。目前巴西有33个政党,其中18个在众议院拥有议席,12个在参议院拥有议席。[14]在巴西的联邦和州议员的选举中,采用了比例代表制。这样使议会更能代表广大各阶级人民的利益,加速了民主化的进程。

在民主化的初始阶段,政府政策十分宽松,结果导致了权力分散扩大化。“一个松散的、软弱的中央政府势必影响巴西在国内国际事务中的应付能力和竞争力。”[15]所以,进入90年代巴西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政治改革。如修订1988年宪法,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调整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的关系,加强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巩固和完善了民主,促进了民主化的进程。

军人政权结束后,政府放宽了自由,使巴西的权力又一次分散化。“这些民选文人政府执政后,普遍主张‘民族和解和民族团结’,‘政治多元化’,允许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和社会团体存在并参与国内的政治竞争。”[16]在意识形态上的放松导致多个政党的成立,新的政党的建立和壮大,导致了巴西第三波民主化的新特征——左派政党的兴起。

巴西劳工党代表巴西的劳动工人,它的政治主张是“在巴西建立既没有剥削者也没有被剥削者的社会”。[17]劳工党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得到众多的巴西人的支持,所以劳工党不断壮大起来,这也是民主化浪潮冲击的结果。

二、巴西民主化进程的总特征

巴西从1822年建国,便开始了自己的民主化进程,到现在仍然没有完完全全地变成民主化国家。在这近200年的时间里,巴西的民主化经历了三起两落,这正好与亨廷顿所说三次民主化、两次回潮相一致。吴洪英把巴西的民主化进程分成了六个时期:君主立宪制下的孕育萌芽;第一共和国时期的初步发展;瓦加斯时期的民主希望和首次断裂;第二共和国时期的民主试验;军政权时期的再次断裂;文人政权时期的再度民主化与发展。[18]

总之,巴西民主化进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曲折漫长的道路。纵观巴西民主化进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三个明显的特征:集权—分权交替出现;军队在民主化进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民主化是从上而下进行的。

(一)集权—分权的交替出现

集权、分权,一直是困扰巴西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大问题。民主要自由,因此在每次民主化的开始阶段,都对权力有所放松,结果导致国家的分散和混乱,影响凝聚力,不利于民主制度的巩固与完善。于是政府加强集权,这反而导致独裁和专制统治。因此在巴西的民主化进程中出现了帝国时期的专制主义、瓦加斯的独裁统治和军人的专制统治。具体情况如下:

1822年,巴西用非暴力的形式赢得了独立,显然给以后的巴西民主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巴西第一帝国建立时,由于殖民地时期的政治权力十分分散。为了解决权力分散的问题,1824年巴西颁布了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宪法赋予皇帝很大权力,包括解散议会和否决议会提案,任命和罢免一切文武官员,此宪法确实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巴西的分裂状况有所好转,增加了巴西的凝聚力。如吴洪英所说,1824年宪法“战胜了分裂主义者的挑战,维护和巩固了巴西的统一,从此巴西进入君主与议会相对和谐的政治时代”。[19]

19世纪70年代,随着君主专制主义的不断加强,引起一些激进的自由主义分子的不满,他们以共和党为首领,兴起共和主义运动,主张用共和制代替君主专制。这种运动以中间阶层、中下级军官为主要力量,帝国于1889年11月16日,被德奥多罗·达·丰塞卡推翻,建立了实行联邦制的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巴西共和国。

1891年颁布新宪法,规定国家体制为联邦制,实行三权分立,州享有自治权。这削弱巴西中央政府的权力,形成了较为分散的联邦结构,使当时的巴西政治权力结构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中央一级的松散的联邦政府;二是全国范围内的强有力的‘州长政治’;三是地方一级的‘上校政治’”。[20]这样巴西的中央集权削弱了,中央权力与地方实力对比处于弱势,国家的政治权力被极少数的地区所垄断,这种现象引起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不满,于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巴西兴起了一股“自由主义潮流”。

1930年瓦加斯上台后,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主寡头势力,还采取措施消减各州民兵队伍的规模。这些措施加强了巴西的中央政府的权力,从而改变了共和国时期地方自主权强大、联邦政府松散的局面。1934年新宪法的出台则是最为突出的表现。这部新宪法规定:(1)强化国家行政权;使总统权力得到扩大;(2)减少州的自主权,禁止各州向州与州之间流通的商品征税。这部宪法遏制了地方分权的趋势,加强了巴西民主主义情绪。但是瓦加斯并没有就此罢手,于1937年宣布解散国会,颁布1937年宪法。1937年宪法取消了三权分立制度,规定立法权由议会协同国家经济委员会与共和国总统共同行使。除此之外,宪法还对公民的政治权力和自由严加控制,造成了独裁统治,难怪有人称瓦加斯的统治为“民众权威主义政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瓦加斯在国内民主呼声和国际社会压力下,逐渐放松政治控制,制定和颁布了1946年宪法,恢复三权分立制;巴西实行联邦制,规定各州拥有自己的宪法;州议会和由直接选举产生的州长为首的州政府,有权收税,与外国签订借款协议,纠正了瓦加斯时期过度的中央集权。

然而好景不长,1964年巴西军队政变,导致了长达21年之久的军事专制统治。

1985年,萨尔内文人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军队的集权结束。政治权力从集权又开始走向了分权。1988年宪法为了解决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矛盾,又赋予了州和地方政府较大的权力,直到1993年对宪法进行了一些修改,中央政府的权力有所加强。

集权—分权的交替现象,贯穿在巴西民主化的整个进程当中,这也说明了巴西的民主化进程是多么的艰难。

(二)军队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巨大作用

巴西没有经历过独立战争而独立,因而在独立之后,他的军队力量并非强大,但是为何到后来却接二连三地发生军事政变?吴洪英所说“军队的参政,干政使巴西的民主化进程曲折、复杂”。[21]

巴西的政变总是发生在民主化程度过于激烈时。政府当局不能驾驭时,军人出头,用专制制度来压制这种过激的潮流,使民主进程中断。如1964年的政变就是“军人借口国家安全受到共产主义威胁而夺取政权的。”[22]巴西军人的干政在阻碍民主化潮流的同时,也给巴西带来不少好处:政治秩序的稳定,经济飞速发展。可见军队在巴西政治生活中一直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1.巴西军人的崛起

独立后的巴西,军队力量还十分弱小,在1824年镇压北部地区伯南布哥省的暴动时,佩德罗一世还不得不从遥远的欧洲雇佣英国和法国军队来帮助巴西的军队。这使巴西当局认识到,没有一支相当规模的正规军,维护自己的统治是不可能的,于是1839年巴西才开始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

在1864—1870年的巴拉圭战争中,巴西的军队力量才逐渐壮大起来。正是这次战争,使巴西的军队得到了锻炼,成为了一支规模庞大、组织严密、战斗力强的职业军队,也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2.军队的干政

巴拉圭战争结束后,军队将注意力转向了政治。军队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巩固和加强自己原有的地位,难免与当时政府产生矛盾。军人第一次干政是公开反对政府削弱军队的提案,但是最终以失败告终。可是这件事却为军人干政拉开了序幕。

1889年11月15日,马歇尔·德奥多罗将军率领军队包围皇宫,向全国宣布:“人民、军队和海军正式废除帝国王朝,消灭君主制。”这件事展现了军队成为左右巴西政治生活的重要力量。从此之后,巴西军人频繁干政。

由此可见,军人的干政,延缓和阻挠了巴西民主化进程。其中最激烈的一次发生在1964—1985年的军人执政期间。关于1964年军事政变的原因众说纷纭,董经胜认为:“威权主义产生的直接根源在于60年代的政治极端化和激进化,而这与战后巴西民主体制建立的过程有直接联系”。[23]因此巴西军人能干政既有军队内部的原因也有经济原因,还有巴西的民主体制的原因。1964年的军事政变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还不成熟时,巴西社会下层的要求非常激进。古拉特政府急于求成转向了左派,因此古拉特政府将“城市下层原本温和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改革的要求。”[24]这样做使极端化和激进化的斗争到了无法妥协的地步,最终导致了军事政变并引发了巴西民主制的解体。

总之,巴西军人在巴西的民主化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它在延缓和阻止民主化进程的同时,又为再一次更高的民主化创造了条件。

(三)自上而下建立的民主体制

巴西经历了三次民主化浪潮,每次建立民主体制,都是从上而下通过立法而建立起来的。巴西这种自上而下地建立民主制度会同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一样,这类民主制极易造成政治的极端化和激进化。

在巴西,由于国家的现代化处于初级阶段,市场发育不完善,资本主义经济薄弱,国家政权在发展经济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国家政权在建立民主制度上起到了管家的作用,这一点是与欧洲国家不同的。欧洲国家的现代化明显高于巴西,因而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是比较强的,带领中下层阶级与国家政权长期斗争,进而建立了民主制。巴西则相反。巴西经济一直与欧洲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因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对弱小,这就决定了中下阶层人们没有足够的力量与中央政府去斗争,只能等待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建立民主制度,这也就是“强大的国家政权把民主制作为‘礼物’送给软弱无力的社会下层人民。”[25]

这种从上而下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还有其历史原因。在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时,巴西就没有经历过武装斗争而取得独立,这好像给巴西人民留下了一个好的印象:不通过武力也能建立民主制度。1985年军人政权的结束也是同样的道理。拉丁美洲绝大多数的国家短短几年的时间,均把政权都交给了文人,巴西也没有例外,通过全民选举的方式把政权交给了文人。

自上而下建立的民主制度道路虽然是和平的,但同时也存在着极大的不稳定性。自上而下建立的民主制度本身存在着脆弱的一面,公民的权利虽然来得容易,失去也同样容易,所以怎样巩固巴西现政府的民主制也是正在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

原文参考文献:

1 从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178页.
2 张宝宇:《巴西500年历史嬗变》,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页.
3 lizhi:“宣布独立”,http://country.qcqc.com/index/indxe.php?action=topic&topic=24932.
4 张宝宇:《巴西现代化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172页.
5 从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81页.
6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
7 张宝宇:《巴西现代化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174页.
8 从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183页.
9 张宝宇:《巴西现代化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178页.
10 同上,第180页。
11 董经胜:《自上而下的民主与现代化威权主义:巴西1964年军事政变的政治根源》,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第88页.
12 吴洪英:《巴西现代化进程透视:历史与现实》,时事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227页.
13 张凡:《巴西政治体制的特点与改革进程》,拉丁美洲研究,2001年第4期,第20页.
14 同上,第22页。
15 从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193页.
16 吴洪英:《巴西现代化进程透视:历史与现实》,时事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340页.
17 郭元增:《工人政党掌管拉美第一大国:巴西劳工党的执政之路》,当代世界,2003年第2期,第25页.
18 吴洪英:《巴西现代化进程透视:历史与现实》,时事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217页.
19 同上,第219页.
20 同上,第221页.
21 同上,第230页.
22 张宝宇:《巴西现代化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Q2年9月版,第182页.
23 董经胜:《自上而下的民主与现代化威权主义:巴西1964年军事政变的政治根源》,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第86页.
24 同上,第88页.
25 同上,第90页.

边振辉 河北师范大学法政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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