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涌，是一个永远在路上并对中国现实一直持鲜明批判立场的自由艺术家。《动向》二○一二年七月号，曾刊载过一篇介绍华涌的文章──《愿做一根压向骆驼的稻草》。为了公开纪念“六四”死难者，华涌从二○一一年来，因多次实施反抗暴政的行为艺术，屡屡被抓捕、拘留，被劳教。今年“六四”期间，当局为了防止华涌再次跑到天安门广场做行为艺术，于是派出警察与协警，把他重重包围在了他的宋庄工作室院内。犹作困兽斗的华涌，勇敢机智地利用手机和网络社交平台，把当局正对他的卑鄙行径晾到了微信公众号和朋友圈上，实况转播了中共暴政集团丑恶嘴脸。此篇访谈录，是华涌于“六四”当日在其“小监狱”里与本人网聊完成的。
从“生理周期”到“记忆周期”
华涌（以下简称华）：这么多年来，我俩一直没在一起正经聊过天了，今天正好有了机会！
戈晓波（以下简称戈）：在我记忆中，你到天安门广场公开纪念“六四”大屠杀的行为艺术，好像有两次？
华：是的！二○一一年、二○一二年各一次。但如果把我为做这个作品去天安门的次数都加起来的话，一共是六次。
我第一年的行为艺术，叫作“生理周期”，也叫“记忆周期”。我在四个月内，每月四号都去广场，从三月四号，一直到六月四号。“六四”那次，我就被抓了；但抓了后，又放了。
第二年那次，我又被抓了。这年六月四号，是郭子（注：即华涌实施行为艺术时的影像记录者、宋庄自由艺术家郭明珍）陪我去的。被抓后，就被劳教了。
戈：怪不得呢！因为我看到你第一年在广场上打自己鼻子的照片中，既有穿制服的，也有穿T恤的，原来前前后后去了六次。你开始做时，为何要把它叫“生理周期”？
华：呵呵……因为这个国家每年都要来几次“大姨妈”嘛，所以，我的作品就取名“生理周期”。三月份时，他们不是要开两会吗？六月四号也要来“大姨妈”。我只不过是从鼻子里流出血来一次“大姨妈”罢了。后来，我就改成“记忆周期”了。虽然每年六月四日都会周期性失忆，可我却要记住这个日子。
戈：你为何要用这种方式纪念“六四”？
华：“六四”时，我刚满二十岁，事件的完整过程，是我的经历与亲身感受，我都看在了眼里；但六四后，它却像空气一样蒸发掉了。他们可以屠城，而我们却不能诉说，这之后越来越严了。我感觉，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国家，如果没人敢站出来发声，那就很不应该；其实，不管这事情好与坏，都应允许讨论，像这样封杀言论自由，其实是很憋人的。所以，我选择用作品表达我自己的想法。
戈：你为什么要用自我身体伤害，或者说用血腥的暴力方式来做作品呢？
华：我的表达可能有点血腥，但六月四日又何尝不是非常血腥的一天？我现在若闭上眼睛，马上就能感觉到那天城市的红颜色，鼻子仿佛能闻到血腥味（注：华涌刚说完这句话就没声音了，直到近四个小时后，我俩才又联系上）。
华：对不起！我的手机被干扰屏蔽了，门口停着的面包车顶上那个白色机器，就是通信设备干扰仪器，很牛逼！它只屏蔽我的手机，我前后左右邻居家的网络都没问题。得亏刚才一个朋友用无人飞机给我送来新手机卡，否则，我俩就不能聊天了。
我以前的工作室在七九八，那时以架上绘画为主，后来我感觉这个东西表达思想还是有限制的。我搬到宋庄后就开始做行为，这个砸鼻血的行为是二○一一年做的，由于当时我个人的很多因素，再加上很多外界的综合原因，使我有勇气做了这个作品。
像堂吉诃德那样去战斗
戈：二○一一年，你到天安门做“砸鼻血”时，事先想到了后果吗？
华：那次他们抓我，也只是审讯一下就放了，没什么后果。因为我说这是个行为艺术，他们就给放了我。第二年我的思考变了，因为头年我还只是拿它当行为艺术来做；等做完后，我心里就有种恐惧感。纪念六四，是每个人的心声，但我为什么要用行为艺术来说呢？其实是害怕被判刑，如果我说它是行为艺术，就可能蒙混过关。所以，头一年做时，我还有点儿纠结。
但到了第二年，我渐渐想开了，为何不能直接说六四？为什么不可直接去纪念？我若真的纪念，又会怎么？会判我吗？我做好了被他们抓、被关监狱的准备，我就想叫叫板。
戈：你做“砸鼻血”时，好像郭子和你在一起吧？
华：对！头年做完“砸鼻血”后，我和郭子他们又做了一个“沉船”。因为“六四”过了，紧接着就是他们建党九十周年的“七·一”，我们跑到浙江嘉兴南湖做“沉船”。这次，我被行政拘留关了十五天。在这十五天里，我反思了很多东西，比如，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对抗？所以，二○一二年我再去“砸鼻血”被抓后，就直接否定了它是行为艺术。当时，宋庄艺术促进会秘书长曹为去了，他让我向警察说是做行为艺术，认罪，然后就把我领回去。但我就是没说，我说：我就是纪念“六四”，与艺术没关系。结果就被判了一年三个月。
戈：好汉子！
华：做“七？一”沉船，我被关了十五天，出来后，我就带着郭子去香格里拉一个特别安静、特别穷的一个小山村支教了。于是，就有了很多时间去思考。在这段时间里，我的人生价值观就开始渐渐转变了。包括对金钱、物质、艺术，以及自己的作品，都有了新的认识。我认为艺术并不重要，死并不重要；作为一个人，你首先要活出尊严。现在在中国，每个人都没有尊严，活着，只是为了金钱和欲望而苟活。
戈：是什么东西促使你作出以上人生反思的？
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我小时候挺喜欢的一本书，四十岁之后再读这本书，感觉是不一样的。堂吉诃德他就是为战斗而战斗，至于对面是风车还是羊群，这并不重要。我最欣赏他的就是，他丫的准备好了马、头盔、枪，包括桑丘，等到万事俱备后，他忽然想到没有作战目的，为谁去战斗？可笑的是，他就选了村子里没见过的一个村妇，为她而战。对战士而言，目的其实不重要。包括革命在内，如果革命抱有目的性，革命成功后，不就变成另外一种东西了吗？所以我还是喜欢堂吉诃德的这种战斗，我就要战斗！战斗完，我爱干啥干啥，谁丫也别拿我当英雄，我就是一个堂吉歌德，一个屌丝，一个流浪汉。
其实，当一个人被标注“英雄”后，他要承受很多，要被名声所绑架，因为你是英雄，你要有道德的标准，你要更加去英雄。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就是我自己。在争自由时，我是一个英雄：当遇到姑娘时，我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好色之徒；当旅行时，我可能就是个流浪汉。一个社会要给人充分的生存空间，要允许人们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他们眼里，我是个危险人物
戈：我记得你二○一三年九月被放出来后，回营口陪了你父母一段时间，之后就和郭子去了香格里拉，创办马孔多客栈、搞环保，为什么后来又折腾起来了？
华：事情是这样的，我和郭子跑到香格里拉雨崩村做生意，我原想在那里与世无争，了此残生就完事儿了，没想到二○一四年五月下旬，他们就过来俩人看着我。我是个特别逆反而且特追求自由的人，我不愿干的事，逼着我也不成；不让我干的事，就是设置再多障碍，那也不行。
有天，乘看我的那俩人不注意时，我就顺山上跑了。跑了后，他们就调动德钦县也就一万五千多人的小县城几乎全城的警力，还有香格里拉和别的地方抽调来的警察，把雨崩村的三座大桥都给封了，我是那天半夜两点多钟被他们抓到的。
抓到我后，他们就直接把我扔看守所里，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把我关了三十天。那个看守所非常老，条件非常差，连马桶都没一个，拉屎撒尿都是一个桶，这个桶就在我头顶上。
当审我时挺搞笑，我问他们凭什么抓我？他说“你寻衅滋事”。我说：我在自家客栈钻我家后面林子里出去看看星星，与谁寻衅滋事了？他们说：这你就别管了。那年是“六四”二十五周年，大家在网上喊出了“重返天安门”的口号，由于雨崩村没网络，所以我还不知道，他们审我时，彼此就套话。后来，我就知道这事儿了。
戈：你那次被拘留一个月，咋就没人知道呢？
华：是的，没几个朋友知道，网上更少有人知道。二○一五年，我跟一个女青年生了个小孩，快到六月份时，他们又来了，还把我那孩子给接来陪我在雨崩村度过了一年。二○一六年，他们又把我送到了香格里拉，在宾馆里开两房间，特别谨慎地陪我睡觉。晚上还轮班，分上半夜、下半夜看着我。
在他们眼里，我是个危险人物，因为我的情绪不稳定。不仅爱逃跑，而且不服，在劳教所里关那么久也不低头认罪。因不认罪，我被关了两次禁闭。一直到我出来的那天，我也没认输。他们知道我的性格，所以每年都看管我很严。今年他们没让我出去旅游，而是僱一帮流氓地痞在门外看着我，这也好呀！我就在屋里画画。
你不是爱跑吗？你跑出来，我就想法激怒你，到时可能会打架，我就可利用这个藉口合理合法抓你；进去后，就是另一码事儿了。结果，他们今年失算了，他们万万没想到，我会用微信来战斗。我做“向死而行”后开始写公众号，有了很多网友和粉丝，你看我现在这么作，在网上这么骂他们，他们有可能一会儿就来抓我。你越逼我，我就越会说真话。
他们特恐惧“六四”，也特怕我跟“六四”扯起来，因为我给他们的印像是块硬骨头嘛。其实，我也恐惧他们，但我感觉他们更恐惧我，这种猫与鼠的游戏非常有趣。
我宁可被界定为一个战士
戈：如果他们今天看管不严，让你给跑出来了，出来后，你又会怎样？还跑到天安门砸鼻血吗？
华：其实那年从雨崩村跑出来后，我就面临了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如果能逃脱怎么办？会去天安门砸鼻血？
如果今年他们不看着我，把大门打开，我也会正常生活，但到“六四”时我就会走。我会打开手机，开着直播，走到天安门去；如果我真走到天安门没人管，那我就认为中国可以了，言论自由了。
我打鼻子不是目的，不是要找事儿，而在向他们索要自由。我要我的权利，要说话权，你们不能剥夺这个权利，为什么我“六四”期间就不可以乱走动？
他们没这个胸怀和勇气，真的！到了“六四”，又动用这么多人严密看着我。朋友们给我送饭来时告诉我，门外的路上，全他妈的僱佣来的黑保安在把守。
戈：你的性格和你的家庭出身和成长环境有密切关系吧？
华：应该有关系，我爸爸是军人，我是在军队家属院里长大的，小时候挺崇拜英雄，喜欢听英雄的故事。我那时个儿特矮，身体特弱，打架时老是打不过人家，被人揍，被人欺负。高二以后，我才长成现在这么高的个子（注：华涌身高一米九一公分）。尽管我内心很强大，但身体却特别弱小。从小我就喜欢跟自己较劲，越害怕什么，就越反着来，我要看自己能不能成。比如，到了晚上，我到坟地坐在坟头上偷着抽烟，是从家里偷来的烟。别人都不敢，我敢了。所以说，我的胆子，是后来练大的。
戈：不知你如何界定你自己的身份？
华：如果艺术家和战士在一起比较的话，我更喜欢战士这个称谓。艺术家是一个很模棱两可的词儿，多年前，我写文章时引用过郭德纲一句话：“你丫才是艺术家，你们全家都是艺术家”。我对艺术本身就有所怀疑，其实，艺术就像哲学一样，是很难被界定、被解释的，到底什么是艺术？自印像派以来，艺术就从宗教中脱离出来变成商品了。艺术始终没独立过，以前被宗教，后来被政治，现在是被金钱和资本所左右；所以，我很不认可艺术家这个称谓。我更愿自我界定为一个流浪汉，如果不能叫流浪汉，那我宁可被界定为一个战士，而不愿承认自己是艺术家，因为我很厌恶这个像“面首”或“男妓”一样的词彙。我只承认自己是个画家，因为我有会画画这个手艺而已。
戈：你对未来怎么看？悲观绝望？还是充满希望？
华：我感觉，在对待“六四”这事情上，人们的胆子一年比一年大了，虽然不断有人为它而被抓，但进去的人越多，恐惧感就会逐渐消失。其实，监狱就是个吓唬人的概念；如果真进去后，你是不会害怕的。我认为，蹲监狱是我的一次心灵旅行。
不断有人大胆说，不断有人去闯临界点，权力就会向后退。某天，我们的力度足够大了，高墙就会像玻璃一样坍塌，钢化玻璃虽很坚硬，但它却有临界点，你可能就是一把小榔头，只要你去敲它，再大、再坚固的钢化玻璃，它都会有瞬间崩塌的时候，所以，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动向20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