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游中华见闻记之十五
云南以云岭之南而得名。这里存在过六诏的文化光辉，蒙古人和元朝官员马蹄的印痕，民国初年护国军维护正义的枪声，以及无数不知名的生民的悲欢和创造。
一、到处都有奇山异水
或者进入云南之后，山体就不似贵州的那样陡峭，渐趋于丘陵般的状态。后来游历了昭通和个旧，方知滇东、滇东北、滇南，属于丘陵和山区相间的地形。其间，经常见到溪水奔流，或清清，或浑浊，蜿蜒曲折于无名山野。可惜的是，滇西一带，还没有时间游历，据说那里山势险峻，水深树青。
滇池的景色，应该具有代表性。这里水清树茂，山脉巍峨。站在大观楼上，可见万顷碧波，西山犹如游龙。
大观公园，始建于明朝，清朝康熙年间建造了大观楼，后来此楼几经兵火，几经重建，经历了人类非理性力量的毫无爱悯之心的破坏。民国时期，国军的一些将领曾经在这里修建过自己的私家花园。这些人和驻守云贵川交界一带的一些国军将领和地方军事头人，其实都是历史罪人，因为当年，中共的红军，之所以能够突破这个天险，那个天险，根本原因是因为这些将领，自私狭隘，缺少自由民主的信仰，为了养兵自重，不执行国民政府的军事战略，敷衍塞责，故意放走了红军。
二、民风异常的淳朴
接触了大量的云南居民之后，有个感觉，就是这里的居民，无论男女老幼，多数是淳朴的、忠厚的、善良的，一般说来，拥有比较美好的心灵。
淳朴，就是不虚夸，不狡诈。这些普遍的淳朴，明显比长江三角洲的民风，有很大的不同。这里，相互之间，因为小事而吵吵闹闹的纠纷摩擦，很少看到。也不大看到他们的面容上，拥有很多东部中国居民脸上经常显露出来的自负、傲慢、虚夸、阴狠、刻毒、贪婪、狡诈、刁蛮的痕迹。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得这里的多数居民保存了淳朴的民风呢？大概有三个因素，一个是社会传统，一个是东部中国那样的畸形的市场经济还没有在这里得到发展，或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云南的居民，少数民族很多，他们多数是有宗教信仰的，因此败坏人心的马列主义的教育和影响，就无法熏陶他们的心灵。
三、几个下岗工人和物价的状况
在昆明的小西门大观商业城附近，有个雪兰奶业的售货亭，大小四平方米左右，除了售卖雪兰奶业的产品外，还卖些饮料、小吃、报纸。营业员是个中年妇女，她说早已下岗了，在这里奶业给她的固定工资是每个月一百五十元钱，另外按照销售量的千分之一，给以提成。一个小小的售货亭，能够有多少提成呢？她那点收入如何应付生活开支呢？她回答说：“凑合瞎过呗。”
又遇到几个擦鞋的下岗工人，一个是铁路建设公司的，一九六九年，就正式进厂，前不久公司将六九年进厂的统统下岗。他到退休的年龄，还有三年，也毫无例外。我问：“有没有六九年和你们一起进厂的没有下岗呢？”答曰：“有。”问：“那么理由是什么呢？”答曰：“有技术，工作需要呗。实际上还不都是些当官的亲戚、朋友、关系户。”我说：“大陆的腐败，已经是腐败到骨头里了。官员人人吃喝玩乐，如果一个清廉的官员，赋有自律和节制，抵制这种风气，那么他就会被同僚视为另类，便会被排挤在一边，如同闲人，由此而不能拥有实权，也就不能为亲友办事。这样很多官员在潮流的挟持之下，只好随大溜，不问道义、良心、苍生了。”那个大哥乐呵呵一笑说：“是呀。不是当官的，哪个吃得起、玩得起呢？”
另外两个，一个是牙膏厂的，一个是昆明烟厂的。他们原来都是合同工。我问：“签定合同的时候，合同上明白写有不负责你们的医疗保险和劳动保险吗？”答曰：“是的。”问：“这样公正吗？”他们的表情显得茫然。我继续说：“一个现代企业，雇佣任何一个劳工，有责任对他实行保险。企业本来付你们的工资，就很低廉，加上也不负担你们的医疗和劳动保险，是很不公平的。”答曰：“公平不公平，我们有什么说话的权利呢？还不是人家官老爷们说了算，让我们在这里擦鞋，就够开恩的了。”问：“你们三位擦鞋的月收入能有多少？”答曰：“六七白元，再说天气不同，收入也不同，不是很稳定的。”
昆明的物价，最便宜的，是几个城乡结合部，以下是该市东北下马村立交附近、东南关上村附近、西南明波立交附近、西北黄土坡立交附近的大体的物价，这些物价比市里的物价，一般每单位要便宜0.20-0.30元左右—
各种大米：2.60，2.80，3.30，3.50，3.80元/公斤；
各种面条：2.00，2.20，2.50元/700克；
食油：7.80元/公斤；
食盐：1.80元/公斤；
酱油：3.5元/500克-620克一瓶；
猪肉：五花肉14.00，前后腿肉15.00，16.00，大排或里脊17.00/公斤；
鲤鱼：6.00元/公斤，鲢子鱼：7.50，鲫鱼：12.00/公斤，武昌鱼：12.00/公斤；
各种白菜：1.00/六公两；
辣椒：2.00元/公斤；
西红柿：2.00元/公斤；
鸡蛋：7.00-8.00/公斤；
葱：1.00元/二公两；
豆腐：1.00-2.00/公斤；
豆腐干：1.00元/三公两；
洗衣皂：雕牌2.30元/一块280克；
煤气：70元/一瓶十五公斤；
居民用水：2.20元/一吨；
居民用电：0.49元/一度。
房租此处未计。
看看上面的几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就可以知道低收入和无收入者的生活，一定是艰难的。
四、生活的几个小小便利
昆明的公交站点，都有很好的示意图，并且设置了电子查询的装置，乘客可以揿进公交的数字，然后在显示器上查看沿途经过的站点，比如，按103数字，然后103路的沿途站点就显示出来。
昆明的居民楼，一般楼道都装有声感楼道灯。只要脚步声大点，后者咳嗽一声，楼道灯就亮了。这给老弱妇幼带来很大的便利。这种便利，在南京和杭州，也不曾普及。那两个地区，尽管经济上要富裕些，但是居民们多数不装楼道灯，晚上上楼，极为不便。这种不便，正是那里的很多居民一个缺少忠厚的，自私狭隘的标志。
太阳能热水器是普遍的，这种经济实惠的装置，给普通的居民以很多便利。
五、政府用心的几个例子
十月一日至二日，玉溪市通海县的纳古镇的纳家营大清真寺举办了伊斯兰圣诞节，穆斯林们称之为做节。邀请海内外数万客人，前来欢聚。
事前，各地政府是阻挠的，有的以交通会阻塞为借口，有的说那是非法集会。但是各地穆斯林们对穆罕默德心怀敬仰，依旧按照自己的传统和信念，涌向纳家营。
真正聚会的时候，当地的政府和警察还是用心维持秩序的。他们出动了大量的警力，对交通、治安、住宿，进行了很好的安置。穆斯林们说，一个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小镇，尽管有几万人次的进出，由于警察的尽心，也由于穆斯林们的良好的顺服秩序的素养，没有发生任何拥挤和混乱。
夜晚，警察的巡逻车一直不停地巡逻，遇到行人，一般都很关注。有几个老师，半夜无法回到清真寺，警察就用车子，将他们送到一个旅馆，安置好后，才驱车离开。
这样的事情，说明什么呢？说明只要政府的首脑们极其下属，认真负责，就可以办好事情。如果当年扬州的江都县的，北京的某县的，安徽阜阳的或者的，郑州火车站的头人们，也能够如此尽心，他们那里就不会发生因拥挤踩死几十个人和几个人的惨案。
但是我们应该明白，穆斯林做节，是个敏感的事情，中共对少数民族事务，一向是重视的。他们一定是因为担心引起民族矛盾和冲突，才如此认真维持秩序的。就是说，这样的用心尽职，还不是制度性的，只是策略性。
只有在自由民主制度之下，政府和警察才能做到制度性的尽心尽职。
尽管云南是中国大陆伊斯兰宗教政策最宽容的地方，我们也不能隐瞒，对于穆斯林们，除了圣诞节可以聚会，其它节日的聚会，政府都会定性为非法集会。
在昆明街头，人们会经常看到盲人按摩群和挂牌的擦鞋群。这都是这里工会下岗再就业安置的结果。他们身边有牌子，上面写有昆明工会服务中心的字样，并且标有服务的价格。因为有这样的安置和许可，他们可以不受驱赶拥有一个小的谋生地点，总比没有饭吃要强点。遗憾的是那些盲人，不便之处很多，应该设法让他们拥有固定房间营业，以免刮风下雨或行人拥挤给他们造成的不利。
六、遇到了一个国军名奖的后裔
国军在撤离大陆之前，有个名将，叫杨德亮。他是云南昭通人，黄埔三期毕业生，抗日战争时，任国军191师师长，西北补充旅旅长，后来历任42军军长，西北行营参谋长（张治中为西北行营主任），新疆警备区司令，南疆警备区司令，17军军长，西安警备司令，到台湾后，任要职而后退休。
在昆明我们遇到了他的儿子杨正立老人。他讲了几件乃父的轶事。这些事情，说明任何一个人，都避免了正义感和局限性并存于一身。
中共红军长征时候，曾有西路军的故事。在河西走廊作战的时候，杨将军差点就抓到了中共的要人杨尚昆和刘伯承。
在南疆任警备司令的时候，有几个维族东突分子，在斯大林势力的操纵下，利用经常在清真寺做礼拜遇到杨德亮将军的机会，企图拉拢他一起分裂中国，在南疆成立东突国家。杨将军佯装同意，暗中布置武力，在酒席间一举擒获之，然后予以处决。
在任西北行营参谋长的时候，杨将军有自己的情报系统，发现张治中通共，便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到南京国防部告状。国军败退以后，中共统治大陆，那个国防部接待他的长官，成了共产党的一个部长。杨将军才知道那个人早已就是国民革命的叛徒，由此而曾经感慨曰：“士无信仰而为一己之私者多矣，此乃战败之大因也。”
以上两个事情，说明杨将军赋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人人都有美中不足。杨将军也在所难免。抗日战争的时候，共产党人也是回族人杨晋仁在西北一带，参与回教促进协会的活动等等，目的无非是扩大中共的力量，暗中和国民政府作对，事实上当时大敌当前，这种在后方作乱的行为，不利于救国救民。民国最高领导机构电令：一旦发现杨晋仁，立刻予以逮捕，就地枪决。杨德亮将军，明知杨晋仁的行踪，私下还是放纵了他，使得他有机会逃至延安。
另外一个事情是，杨将军任西安警备司令时，有个妓院发生爆炸事件，警方立刻包围搜查，逮捕了五个嫖客，其中两个人为回族，三个人为汉族。杨将军下令释放两个回族人，处决了三个汉族人。
这两件事情，说明民族感情有时候影响了杨将军的决策。很多时候，民族感情，与是非互相矛盾。
目前，杨将军的儿子，老者杨正立，尽心于伊斯兰的宣教事业，是个简朴的热情的信士。可见总体上追求真理的家风，在他的身上，仍然存延了下来。
杨天水于云南昆明
2004年十月十二日
《杨天水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