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3(本文为作者“欧洲难民故事”系列之三)

今年4月7日,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发生卡车恐怖袭击,导致四人死亡。嫌犯为一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男子,此人有同情“伊斯兰国”的倾向,曾在瑞典提出避难申请遭拒绝。两天后,成千上万的瑞典人手捧鲜花涌向广场,举办“Lovefest”集会。政府和人民都一致表示,我们绝不会被吓倒,我们要团结起来显示“爱心”,以对抗恐怖分子的暴力。

爱陌生人须付代价,能不爱吗?

就在我们为恐袭死难者悲痛之时,中文网络上出现了一些针对瑞典的嘲骂之声,如“白左”、“圣母国”之类的。在此之前,就有人散布瑞典是“强奸圣地”的恶毒谣言,这次恐袭更令一些持极右观点的华人幸灾乐祸。其实,瑞典人并不比华人更“脑残”,他们只是更有原则、更有良心和人道主义理念。

人道难为。长期接受并善待难民,不求有报,有时却必须面对某些难民制造的暴力事件,这对以基督新教精神立国的瑞典人来说,确是一个困惑难解的问题。基督之爱指的是人类之爱,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人们有行善的天性。但瑞典人早就发现,爱那些流离失所的陌生人,付出的代价有点高昂——不仅是经济上的付出,还有社会次序与人身安全感的问题。

那么,瑞典人能够不爱不关照那些陌生人吗?除了要遵守联合国和欧盟的难民合约之外,按照人们行善的本性,瑞典人很难对那些悲惨的逃难者见死不救。100多年前,因为本土发生了饥荒,有将近120万瑞典人移民美国。他们乘坐摇晃的航船穿越大西洋,在“新世界”里开拓新生活。

因此人们永远不能肯定,自己明天会不会成为需要救助的难民。推己及人,在恐袭事件发生后,在加强反恐的同时,瑞典人仍然表示他们的爱心与原则:不能因为某个难民的罪行,而惩罚全体难民与整个穆斯林族群。

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在离开人世前一直研究难民问题,他开出的药方是:“同情心与融合,虽然这特别艰难。”然而,这个艰难的药方,瑞典人在30年前就摸索并实验了。那开始于一个谋杀悲剧,发生在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叫海纳桑德的北方小城。

善良热情的莎娜对非洲有兴趣

1986年,与瑞典其他地区一样,小城海纳桑德迎来了第一批非洲黑人难民。那是八个没有父母的青少年,来自东非战乱国家厄立特里亚。

很少有本地人知道,厄立特里亚是一个什么样的非洲国家。那个东非小国原是意大利的殖民地,在1962年被埃塞俄比亚兼并,为了独立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战争。瑞典既未从非洲贩奴,也没有殖民非洲,1980年代的瑞典也不太需要劳动力了,接受战争难民对瑞典来说,几乎纯粹是为了尽人道主义国际义务。

世世代代在欧洲边缘过安宁日子的小城居民,大都属于日耳曼白种人。他们突然发现,自己要不习惯地面对一些黑色面孔。有些居民感到好奇,也有人对此充满敌意,不客气地进行种族主义的辱骂。

从炎热的非洲来到半年冰雪的北欧,黑人青年们最初都有点思乡,不太适应陌生的环境。在学校有老师指导,但在业余时间就无人管理他们。爱玩的年轻人常常去迪斯科跳舞,有时会与当地的瑞典青年发生冲突。

为了帮助这些黑人青年融入当地社会,年轻的瑞典姑娘莎娜和她的几个朋友,开始与黑人青年接触交流。他们一起唱歌跳舞学习语言。1988年,莎娜和她的朋友开创了一个“差5分12点”活动。在瑞典文里,“差5分12点”意味着我们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只差五分钟了),还来得及做点什么。这个活动致力于开展本地人与非洲难民之间的理解与交流。

非洲青年把善良又热情的莎娜视为姐妹。不久,17岁的莎娜就与一个年长她六岁的黑人山姆陷入情网。山姆有一头卷曲的头发,眼睛闪烁着火光,一笑就露出一口白牙。莎娜喜欢听山姆讲故事、说笑话。那些来自遥远非洲的战争故事吸引着她,令她想要多多关爱这个身世坎坷的黑人情郎。

悲剧发生后小城展现人类之爱

但幸福的时光并不长久,文化冲突就发生在相爱的异族情人之间,这是因为二人的成长背景完全不同。山姆小小年纪就参加过非洲家乡的游击队,性格比较冲动,来到瑞典后他感到抑郁,便开始酗酒,曾在迪斯科挑衅保安。

对莎娜这位开朗奔放的白人姑娘,山姆有着强烈的嫉妒心和占有欲,由此引发争吵。到1989年夏天,莎娜觉得受够了,于是宣布与山姆断交。断交后山姆离开小城去了斯德哥尔摩,但不久又回到海纳桑德,想要与莎娜重温旧好。

1989年9月1日那天,莎娜正出去庆祝女友的生日。她高高兴兴与爸爸告别,在市中心舞厅和女友整夜跳舞。山姆也在舞厅,他一杯又一杯地喝酒。到了凌晨,姑娘们离开舞厅时,山姆要莎娜跟他走,莎娜的女友不同意。于是,山姆从厨房抽出尖刀,先刺向女友,然后再刺向莎娜……。

海纳桑德全城陷入惊恐与悲痛之中,莎娜的母亲昏倒了。有人愤怒地大叫:“这是双重的谋杀,应该把本地所有的非洲黑人都监禁起来。”“还要多少瑞典女孩被‘黑鬼’杀死?我们不能再混同白人与黑人!醒来吧!”失去安全感的瑞典人为保护自己,有的开始带着刀子出门。街上出现了美国“三K党”式的游行示威,有人点燃十字架,向难民的房子扔燃烧弹。有人准备实施私刑,寻找移民寻隙斗殴。

黑人青年都躲在屋子里不敢出门。此时,能否制止针对全体黑人的复仇与种族暴力,就取决于莎娜的父亲施泰格的态度。斯泰格•沃林是医疗机构的监察员,他曾为联合国服务,去过非洲刚果。莎娜对于非洲文化的好奇,也许与父亲的经历有关。

两天后,莎娜的父亲施泰格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系着黑色领带,眼睛失神,忍着心里的伤痛,他对小城全体居民说:“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罪恶。而惩罚全体黑人青年,只是因为他们同样来自非洲。这是我女儿莎娜的理想,希望不要有人干蠢事!”“如果有人报复难民,我们将更加受伤!”

同情与融合:“差5分12点”运动展开

12月5日,由莎娜开创的“差5分12点”运动照常在市中心广场举行。施泰格代替女儿站在讲台上。沉痛地说:“如果我们不能继承莎娜的事业,她就真正死了。”他坚决不容许他女儿之死成为别人暴力报复难民的借口,让新纳粹在瑞典兴起。他要继承莎娜帮助难民的事业。

战胜了惶恐的海纳桑德居民,和黑人难民聚集在一起,点起蜡烛,唱着歌献上鲜花,互相拥抱安慰,表达温暖的人类之爱。黑人年轻人都很感动,说:在他们的文化中,如果女儿被某外族人所杀,很难有不迁怒其他外族人的。后来,这些非洲孩子因工作学习陆续离开这里,但他们至今仍然深情地怀念这个小城。

凶手山姆在法庭承认了杀人罪,瑞典律师引用心理分析,以山姆童年经历战争的心理创伤为他辩护。有评论家指出,山姆来自另一种文化,在那种集体意识里,女性背叛她的男人是要受到惩罚的。这里有一个文化融合的问题。

瑞典舆论认定,这并不是一个种族冲突问题,而是一个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发生的情杀案件。作为恋爱中痴情的一方,山姆感觉自己不能失去莎娜,在嫉妒的激情下不能自控,制造了惨剧。

人们还认识到,这一类难民青少年失去父母,孤独地来到陌生的国家,缺乏关怀与爱。虽然莎娜等几个高中学生发起了关怀活动,但他们都太年轻,缺乏人生经验与能力。对此,瑞典人自我反省说:“我们早该扮演一个类似父母的角色去关怀他们。”

在监狱里服刑时,山姆曾因为悔恨而一度精神失常,在狱方牧师的安排下,莎娜的母亲前去探监,对他表示宽恕。多年后山姆出狱,被驱逐回非洲。据回乡探亲的朋友说,他已和本族姑娘成家,但只要提起去世的莎娜和那位女友,他还是会悔恨地哭泣。

从此,小城海纳桑德成为瑞典抵抗种族暴力的一个榜样。莎娜的父亲斯泰格成为保护难民的著名人权活动家,在瑞典及欧洲各地举办演讲,获得无数奖项。在2009年去世之前,斯泰格一直担任瑞典反种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我曾于1997年和这位伟大的父亲见面,一起在小城喝咖啡。

由于瑞典是欧盟接受难民人均比例最多的国家,所承受的负荷与压力过大,因此现在出台了一些限制难民的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瑞典不关心难民了,瑞典将在联合国与欧盟的难民救援体系里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把爱心与援助送出去。莎娜发起的“差5分12点运动”至今还在继续,成为一个富有人道精神的瑞典传统。这个运动提醒人们拒绝仇外主义,努力了解不同的民族文化,学会共同生活。

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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