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沉重的六月。柴玲公开信称“宽恕邓小平、李鹏、戒严部队和现任中国领导人”;湘籍工运领袖李旺阳“被自杀” 。两人同为八九一代;不同的是六四后柴玲流亡海外、成为成功商人和基督徒,而李旺阳先后陷狱达22年、失聪失明和瘫痪。两则信息让人震惊,两者命运对比让人撕心裂肺。

柴玲此论动机不得而知。甫一公布即招致铺天盖地的批判和谩骂。其对宗教宽恕与政治宽恕的一知半解,显示其人性私欲的未可知。人们能够理解宗教宽恕,是基于人类原罪的忏悔、公义和慈爱,而政治宽恕则首在厘清真相,清算审判,然后才是宽恕及社会和解。六四屠杀真相远未公开,遑论宽恕。在现代文明社会,宗教信仰与政治信仰对重大公共事件发言,不该有巨大冲突。即使宗教宽恕,倘若没有负罪者真诚忏悔认错,也不得宽恕。六四事件是涉及屠杀罪的重大社会公共事件,宗教应当让位于社会公义与司法清算;在真相和清算未明时,即使个体受害者,也不能说宽恕。

宗教不能宽恕纳粹希特勒,划出了宗教宽恕的边界。汉娜•阿伦特言:“我们无法宽恕那些我们无法惩罚的人,我们无法惩罚那些我们无法宽恕的人。”柴玲现不得归国仍是六四受害者,受害者宽恕有罪的施害者,这从逻辑上不能成立。柴玲“宽恕论”出笼几乎与李旺阳“被自杀”同步,又逢六四屠杀23周年,冥冥中在证明前者的荒谬。

同为八九一代,与柴玲学运明星不同,付出巨大代价的李旺阳,长期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如果说柴玲在六四后“让别人流血”,尚能理解她的年轻无知,那么“宽恕论”正好注解了她的一贯思维。柴玲凡事占尽胜机,即使为曾经为她流血的同类也不愿承担道义。笔者作为参与六四的学生受害者,“宽恕论”像一把刀捅向心口,尤能体味柴玲的冷血和自私。六四屠杀扭曲了太多的人性。

历数23年来当局政治判决或刑事构陷个案,多以八九一代为对象。六四屠杀远未结束,只不过转换一种方式。李旺阳“被自杀”将“后六四”政治迫害推向极端。据香港电视台记者和李旺阳亲友回顾,尽管他在监狱遭受非人摧残,民主信念犹在,对新生活充满向往。李旺阳离奇自杀,本就疑点重重。邵阳当局匆忙解剖与火化遗体、隔绝亲属和律师,愈加加重疑津。

八九街头运动的无序和轻易成名,使得那些学生领袖往往陷于个人事业成功的迷思,从而无视同伴的流血和牺牲。柴玲的所谓基督徒“宽恕论”,还可从国人宗教功利性加以解释。走进庙堂信神信主,跨出庙堂无神无主。无论宗教或世俗政治,如若背离人性良知和社会公义,那就会沦为谋一己私利的工具。

符合常理加以推断,商人柴玲是否借“宽恕论”献媚、取悦北京当局,以求得回归家国和商业利益,有待时日加以证明。无论如何,民主斗士李旺阳的被死亡与柴玲的所谓宽恕,在专制的天空,上演了最为悲凉的一幕。

(此文以笔名“海边客”发表,以避同期刊两文。)

原载香港《动向》月刊,2012年6月号,总3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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