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9•18奉旨游行示威，焦点被转移到对暴徒的谴责和审判，但对绝大多数围观者，也是难得的学习和操练机遇。1989年民运中曾有打砸烧抢商场的暴徒，将来的社会运动也会有暴徒。社会戾气是政治恐怖长期集聚的结果，需要寻找发泄孔道，这可视为专制制度的遗产之一。如此说，并非宽恕暴力，而是正视其客观性存在。
钓鱼岛成为中日两国政客的“毒品”，一旦政经不振、社会问题剧增，政客们都会打出这张牌，以转移社会矛盾、纾解政局危困。民众应该看清楚，钓鱼岛实际主权仍掌控在日本。中国官方娴熟地运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动员社会，并适当纵容社会暴力，转嫁自己的不作为。但是，理性的声音尽管微弱，也已发出。在游行示威现场，尽管游行主题被事先设定，但在微观层面也有人权、政改声音发出。
从法理层面来讲，日本将钓鱼岛从私产转为国家收购，其中均有一条明晰的法律依据，显然日方在面对国际社会、安抚本国民众方面，更有说服力。但在中方，光凭“钓鱼岛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缺乏实质依据。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大陆政权更替和政府主动放弃钓鱼岛，出尔反尔，终究理亏。二战后民国蒋介石授权美国托管，主动放弃主权；1972年中日建交，中共再次搁置主权、放弃战争赔偿。中国曾参与中日建交人士透露此实情。政治短视和无底线妥协，将自己摆在不利位置。因此，在捍卫钓鱼岛主权的国际外交场合，显然日本更有底气、更淡定。
以上都是表面现象，中共无意也无力收回钓鱼岛，只是借此利用民意掩饰自己的不作为。借钓鱼岛问题维稳，才是官方的最大动力所在。国土主权比起统治权，向来是次要目标。钓鱼岛收回与否，根本不在中共整体利益考虑范畴。只要考察中共建政63年丧失的国土面积，就会得到佐证。
但是，不能否认，中共借钓鱼岛议题，一石三鸟，却是非常成功。划定主题的游行示威，放纵暴徒打砸抢烧，进而滞后抓捕、处罚，让暴徒成为替罪羊，满足了人们对社会正义和公正法律的普遍饥渴感。这些都为中共赢得权力合法性的民间资源。
官方操纵此次游行示威，不言而喻。这从划定主题、路线、警方滞后处置，都得到明证。尚不言“便衣”存在打砸抢烧嫌疑。其次，按照游行示威法，需要事先申请，迄今未见哪座城市警方理直气壮拿出证据。“奉旨游行”一说直指要害。
尽管如上所述，反日保钓官民各取所需，各浇块垒，却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游行示威的机遇，却有正面价值。相对于该种被虚置的宪法权利，现实中的残缺拥有总比完全被禁止值得利用。那就是见缝插针，不同意识形态、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表达各自诉求。从社会最为暗黑的地方起步，是中国制度转型绕不过的坎。游行示威对于港台像空气一样方便，但在大陆是有或无的问题，因此，学习和实操游行示威经验则十分重要，这中间没有替代品。从种种不完美、甚至暴力起步，这无法回避。既然无法回避，那就予以利用并扩展非暴力元素，进而积蓄社会能量和民间资源，不失为制度转型正途。
原载香港《动向》月刊 2012年10月号 总3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