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网络图片）
中国大陆虽然上世纪末期把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初步搭建起来了，但是市场化变革其实还处于“进行时”阶段，旧体制的许多部分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造，政府职能还有待转变，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重组和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都还行在半途。
中共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长时期的持续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学习了日本等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办法，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
同时也应当看到，包括日本、韩国、我国台湾等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政策在经过十年、二十年的成功实施以后，都出现了问题，例如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的膨胀，等等。这些问题和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非常相像。
中共 “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十二五”期间的主线。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被反复提了30多年，到现在还是没有实现？这是因为转变遇到了体制问题。总体来说粗放发展是源于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
政府主导有两个重要含义：一方面是政府掌握了太大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另一方面是发展服从于各级政府的政绩目标。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然而，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政府仍然保持着支配资源的大部分权力，特别是在城市化加速之后，又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可以支配，即土地。此外，金融改革虽然市场化了，但是各级政府对于金融机构发放信贷仍有很大的影响力。
有了以上两个原因，各级政府官员就会用自己手中支配资源的权力来营造自己的“政绩”，主要表现为GDP的增长速度。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得消除这些体制性的障碍。但消除这些障碍并不容易，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变得说得多、做得少了。特别是到了“十一五”时期，在某些地区还出现了一种“开倒车”的现象，不是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而是朝着加强政府和某些国有企业垄断权力的方向发展。在中国改革的早期阶段，不同的社会群体似乎都达成了一个阶段性的共识：建立“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中国在本世纪初期初步建立起这样的经济体制。然而，“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是一种过渡性的经济体制，它有两种发展前途：一种是政府在市场成熟起来以后逐步从微观经济领域退出。这会迎来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自由、更加富有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另一种是加强政府对于经济的管控和市场的干预，这可能会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宪政制度安排就是限政，就是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中，同时，保障微观个体的自由和权利，释放市场及社会之活力。当今，书斋市场派企图用市场改变权力，其结局无疑是天方夜谭。
宪政制度安排及变迁是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的需要和必由之路，在宪政制度逐步展开的前提下，市场的“无形的手”进行资源及要素等的配置才有可能。
黑格尔曾说过类似的一句话：利益驱动着民族社会的生活。
“美国学者查尔斯·A·比尔德以经济分析的手段解释了推动美国宪政产生的巨大的经济推动力，得出了美国宪法是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相互之间调和彼此矛盾的产物，尤其是反映了以自由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和交易平等的经济要求。美国的制宪者们之所以睿智，在于他们承认经济利益在政治上的力量，并且巧妙地加以利用。”—王小卫：《宪政经济学》
可以运用政治权力结构的同心圆模型来阐述不同利益群体参与政治博弈的境况：
“政治权力结构的同心圆模型包括三个圈层，从内到外依次是核心圈层、制衡圈层、边缘圈层，其权力地位逐级递减，越靠近中心区域所掌握的权力越多， 越接近外围区域所拥有的权力越少，甚至有可能被彻底边缘化。核心圈层的利益集团在政治博弈中处于强势地位，掌握国策主导权，能够自主制定新政策，或是修订或废止既有政策，并通过国家机器予以贯彻执行。制衡圈层的利益集团在政治博弈中拥有常规否决权，能够以拒绝继续提供政治支持的方式，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常规渠道施加压力，迫使核心集团更改或放弃所提出的国策主张。
边缘圈层的利益集团在政治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通常是被动的政策接受者，但在核心集团所提出的国策主张严重侵害其利益的特殊情况下，能通过暴力或准暴力的非常规渠道施加压力，迫使核心集团更改或放弃所提出的国策主张。
尽管东亚各国政治转型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就本质而言都是政治权力结构在新旧利益集团的相互竞争下进行调适与重组的结果。”—《周方冶：新旧利益集团的政治博弈》
结合大陆现状，不论现在的当局如何逆历史车轮而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架构已经成型，东亚民主转型前的核心圈层、制衡圈层、边缘圈层模式有了一定的雏形。处于核心圈层的是以权谋私的强势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主宰着这个国家的国策制定、控制着国家强力机器及政治、经济命脉，掠夺、汲取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资源。当然，政治上失势的核心利益集团也会成为转型的推手。例如，张维迎等人就是这样的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处于制衡圈层的是新兴商业利益集团，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商业利益及私有财产安全，有了自身的利益诉求及主张，并通过合法及不合法的方式对核心圈层的决策有一定的牵制、制衡作用。此外，他们对宪政民主、新思想、现代观念的热衷与日俱增，并对现代观念的推广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作为弱势群体的工农、草根处于边缘圈层，在极端情境下，比如自身利益严重受损的情况下，他们会通过维权、激进的抗争、甚至暴力抗争的方式与核心集团及当局展开博弈、施加一定的压力：涉及对核心集团心理层面及政治层面的压力。这种处于边缘圈层的抗争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科斯所谓的“边缘革命”，广东乌坎的村民群体性抗争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就是这样一种“边缘革命”的注解。（边缘革命是经济学家科斯及其助手王宁提出的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改革观点。除了由中国政府引导的改革，当时中国还存在另一条独立的改革渠道。第二种形式的改革是同时由几种草根运动推动的。在中国经济改革中，政府主导之外的由民间边缘力量主导运作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即为边缘革命。）
历史和政治的发展、政治模式的确立、政局走向，不仅取决于观念带来的改变，也取决于不同阶层间的矛盾、利益博弈、对抗和冲突、彼此的力量对比以及彼此力量的此消彼长。探讨转型期的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可以为转型找到力量根基、并且学会加以巧妙利用，从而最终实现转型的目标。
就转型的逻辑而言，“建立一个现代民主与法治国家，当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然而，任何社会制度一旦演化生成，在一定的存在阶段上都有其自我维系的变迁张力，这实际上将会导致即使在21世纪的人类理性社会中，任何国家也不可能完全地打碎一个旧的体制，理性地设计并构建一个全新的体制。具体到中国当下的格局和未来发展的趋势，历史的命运也许是，我们必须在既存的体制安排中，通过渐进性的变革来逐渐催生出一个新体制。这也许对当代以及未来的中国人乃至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韦森：《重读哈耶克》
就转型的策略而言，首先要确立对手和主要敌人，其目的在于不要捕风捉影般地四面出击、四面树敌，以便整合、影响和团结体制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对象，而不至于陷入楚霸王式的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困境中去，应该、可以联合的力量就采取联合的方式，多寻找共同的交集以便走到一起。从而将转型稳步地推进下去。
我们的主要对手和敌人是旧有的已不符合现实及时宜的意识形态及以权谋私的特殊既得利益集团、垄断型分利集团，他们是中国大陆未来政治转型的最大障碍。
就转型的方略而言，在确立了对手和主要敌人之后，我们就找到了需要拔除的敌方火力点，可以采取以迂为直、集中优势资源和兵力、集中有效优势作战效能及抗战中国军松山战役第二阶段蚂蚁啃骨头的有效的抗争方式逐一打击并消除敌方的火力点。从而渐进式地破坏旧有体制的抵抗稳定性：所谓的边破边立（一面抗争，巧用树上开花之计，努力营造排山倒海的声势，倒逼当局妥协放权，一面逐渐接盘并培养相应的能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集小胜而为全胜，从而达成转型的目标。
转型是一场革命，也是制度、观念、政治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性变迁，现代民主和法治制度的最终确立需要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那就是：首先要建构一个包容、多元的政治、社会、经济结构并制度化。这不仅仅是南欧民主化转型成功的经验，更是未来中国大陆现代民主和法治制度最终固化的重要前提。
回到中国大陆现实，这种转型恐怕是一种积累型、倒逼型的，而且不见得一定会按照最初的构想演进的一个过程。比之清末，当今是完全的，也是全面的溃败。各个阶层基本都散了：自己散、被打散和本来就散。而且中国大陆是处于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情势，因此，做事情要讲求彼此的力量对比，要讲求现有掌控的资源和实力，并据此制定行动策略。如果在可预见的未来爆发革命，也恐怕是极左派掌控的“黑色革命”或是民众自发的“恶性的大饼革命”，而不是海外理论家们所期待的民主革命。况且，在大陆目前政治语境下，由于“低烈度、高频度”的社会冲突一再受到当局打压，社会积累的内部应力得不到有效释放；未来，在政治参与大爆炸背景下的“高烈度、低频度”的社会矛盾总爆发的前景则是可以预期的：一旦出现政局失控，社会严重动荡失序，转型的前景将不确定，未必向着宪政民主自由机制的方向演化。
解析传统资源，对照目前的现实，对未来，还是要务实，而不是一味地唱高调，先确立宪政及包容、多元、开放的政治（有管理的政治竞争）、社会、经济制度化架构，然后慢慢往前走，还比较踏实点儿。
求真、务实是每一个推动中国大陆政治向着宪政民主体制演化必需的态度。
2017-07-21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0/4/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