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陆禁止党外组党，但是，中共本身就是非法组织，被它认同的党，本身也是非法组织，由此，是不是党，不是中共“认定”、“同意”、“批准”、“注册”的，而是民间自己定义和认可，民间任何人员只要自己定义一个党，这个党就是合法、有效的，就是正式的党，不需要中共批准！
埃及变局中的社会运动是有领袖（穆兄会有很多领袖，还有其他组织的首领）、有组织（穆兄会和其他很多组织）、有纲领（大的纲领是推翻穆巴拉克，各自组织都有自己的纲领）的社会运动。
未来大陆的社会运动也将是有无数的领袖。民主势力要在平时注意积累各种民间组织、阶层群体、社群、生活兴趣爱好小组等各种有形或无形的“固有社群”，并积极自己定义自己建设、自己认可的政党（名字不用叫党，可以称呼的低调的名称实在太多了，“群”“组”“队”“公司”“俱乐部”“研究所”“经营部”“杂货铺”…），日积月累，就会积累出来很多很多的“党”、各个“党”积累出来很多很多的“党员”…
这，就是，社会变革的基石，随时能因“蝴蝶翅膀一扇”，而风起云涌，而变天。
2011 年以来，一股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社会抗议潮席卷西亚北非，其中，从 2011 年 1 月 25 日持续到 2 月 11 日的埃及变局尤为典型。埃及抗议民众之所以能够实现推翻穆巴拉克政府的政治诉求，关键在于这些抗议者形成了跨阶层联盟。
在 2011 年埃及变局中，为实现将穆巴拉克赶下台的共同目标，埃及那些原本关系紧张甚至存在历史积怨的政治势力和社会阶层做到了团结一致，参与抗议的力量不仅包括属于中产阶级的医生、律师、学生、私营企业主、公务员等，还有工人、穷人等下层民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阿盟秘书长穆萨等少数上层人士。这意味着埃及抗议活动打破了阶级、宗教、性别、年龄、区域以及“社会经济、政治、语言、社会与历史分裂”等方面的限制，实现了跨阶层动员。这也正是导致穆巴拉克不得不下台的关键因素。
著名社会运动理论家威廉·A·甘姆森( William A． Gamson)提出来的。他认为，在 2011 年埃及变局中，抗议民众构建了一种集体身份，从而有效克服了抗议者之间的社会或政治隔阂，实现了跨阶层团结。
社会运动理论对埃及变局中跨阶层动员的形成机理进行研究并认为：公民社会团体、反政府力量、虚拟社交网络等构成了实现跨阶层动员的基础； “想象团结”而非“集体身份”是形成跨阶层动员的具体原因。
社会网络是社会运动的主要消息来源和沟通渠道，也是社会运动者进行动员的基础资源，它可以为社会运动提供经济、人员、合法性、信息等方面的资源。与西方社会中主要通过具有较强等级性和专业性的社会运动组织发起社会运动，从而形成“多组织场域”、“社会运动产业”、“松散结构化的集体行动”不同，埃及的抗议运动主要通过水平网络( horizontal networks) 进行政治动员。这种水平网络大多处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具有不可见、非正式、未注册等特征，因此被称为“非正式制度”、“非正式网络”等。水平网络不仅体现在中东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而且嵌入穆斯林民众的日常生活。即使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的正式政治组织与等级制的政党机构，也依靠穆斯林身份、朋友、家庭、协会等非正式网络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拓展自己的政治空间。
在 2011 年以来的埃及变局中，有三种水平网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虚拟社交网络。由于认识到虚拟社交网络在突尼斯民众推翻本·阿里政府中的巨大作用，埃及抗议民众从一开始就积极通过脸谱、推特等虚拟社交网络交流动员信息。“4·6青年运动”和“我们都是哈利德·赛义德”这两个组织就是通过网络策划，于 2011 年 1 月 25 日( 埃及的“警察日”) 如期举行了要求穆巴拉克政府推进政治改革的抗议活动。Rasd 网络、穆斯林兄弟会青年团、巴拉迪支持联盟等组织也参与了当天的抗议活动。随着抗议活动持续举行，一些其他组织和普通民众也纷纷参加进来，使抗议规模急剧扩大。埃及政府顾忌虚拟社交网站的动员能力，于 2011 年 1月 28 日切断了因特网接入服务，直到同年 2 月 2 日才恢复使用。但在因特网被切断后，仍有大批埃及群众在开罗解放广场抗议，2011 年 2 月 1 日抗议人数甚至达到 100 万人的最大规模，这说明虚拟社交网站的动员作用主要体现在“革命”初期。埃及跨阶层动员之所以此后能继续维系，更多归因于传统媒体和其他两类水平网络。
其次是反政府力量联盟。埃及反政府力量之间过去矛盾重重，很少合作发起或进行某种社会运动。在这次埃及变局中，各种反政府势力起初拒绝参与主要由青年人发起的抗议活动，直到 2011 年 1 月27 日各政党确定抗议活动是一场“革命”后，Tegam-mu 党、纳赛尔主义者、穆斯林兄弟会、华夫脱党等才谋划进行合作。它们不仅鼓励本组织成员参与抗议活动，还为协调抗议活动组建了“反对派指导委员会”。“反对派指导委员会”的成员既包括世俗左翼政党( 阿拉伯民族党与 Tegammu 党) 、自由主义世俗政党及组织( 埃及变革运动、阿拉伯独立党、国家民主阵线、国家变革协会) 、伊斯兰主义政党或组织( 劳工党、穆斯林兄弟会) 等，也包括“青年运动”以及一名独立人士。这些反政府力量联盟阶级基础广泛，跨意识形态色彩明显。埃及变局期间还发生了多次劳工抗议，使这种抗议的跨阶级色彩更加突出。通过建立跨党派联盟，埃及各反对派不仅可以以统一的立场与政府进行交涉，还可以将自己的成员及社会支持网络动员起来，扩大社会抗议的支持基础，最终迫使穆巴拉克下台。
最后是反政府力量建立的社会支持网络。埃及反对派力量不仅竭力吸收组织成员，还通过组建数量庞大的伊斯兰社会机构或伊斯兰福利组织增强自身影响力。这些伊斯兰社会机构分为面向中产阶级的伊斯兰商业机构，以及面向穷人的伊斯兰福利机构。这些社会机构本身是非政治性的，但其通过提供种类繁多的社会服务，仍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接受者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并在必要时将这些社会力量动员起来。在埃及，为争夺政治空间和影响力，无论是埃及政府还是反对派，都竞相组建自己的伊斯兰社会机构，向民众提供各种社会服务。其中穆斯林兄弟会建立的伊斯兰服务机构最多、分布最广、影响也最大，成为其赢得社会支持的重要渠道。当受惠于伊斯兰社会机构的穷人收到反政府力量联盟要求他们参加社会运动的请求时，自然会拖家带口参加抗议活动。例如，2011 年 1 月 28 日恰好是星期五，许多埃及人在清真寺做完礼拜后直接参加了解放广场的抗议活动，由此，参加抗议活动的埃及民众超过 50 万。尽管不清楚穆斯林兄弟会和其他埃及政党是否在做礼拜时对人们进行了鼓动，但不难想象，即使是最温和的呼吁，对那些受惠于伊斯兰社会机构的人们来说，仍不啻是一种富有蛊惑力的怂恿和煽动。
由此可见，埃及变局实现跨阶层的动员是有基础的，即虚拟社交网络、反政府力量联盟及其社会支持网络。虚拟社交网络主要分布在埃及的中产阶级与青年学生当中；反政府力量联盟有效地将世俗力量与伊斯兰力量、工人阶级动员起来；穆斯林兄弟会等政党或组织建立的社会支持网络则把中产阶级与部分穷人吸引到社会运动中来。
以上三种水平网络在埃及变局中发挥的作用存在某种先后顺序：首先，中产阶级与青年人通过虚拟社交网络进行信息交流与运动准备，于 2011 年 1 月25 日在开罗解放广场静坐，揭开了埃及变局的序幕；此后，抗议规模急剧扩大，推动自由主义世俗派、左派力量和穆斯林兄弟会等加入抗议队伍，抗议力量并共同组建了“反对派协调委员会”；反对派力量的社会支持网络越到后期作用越显著。在这些水平网络动员的基础上，参与埃及变局的阶级基础急剧扩大。在 2011 年埃及变局中，正是由于抗议活动形成了跨阶层动员，加上军队拒绝镇压抗议者，才直接导致穆巴拉克下台。
埃及抗议民众的共性特征，就是他们都是“穆巴拉克的反对者”。但是，这种身份缺乏实质性内容，显然不是甘姆森所说的具有“共同特征与具体团结”的所谓“集体身份”，而是一种“想象团结”( imagined solidarity) 。所谓“想象团结”，是埃及抗议活动中不同行为体之间“达成的共识不是基于行为体对他们共享利益的真实理解，而是基于他们对其他人与自己具有相似之处而产生的一种想象”。也就是说，“想象团结”是许多利益诉求或观念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行为体，为了实现“部分共享”的利益与观念暂时联合起来，并发展出一种不同于“集体身份”的新身份。在埃及变局中，谋求实现这种“部分共享”利益就成为反政府力量迫使穆巴拉克下台的重要动力源。
具有异质性的行为体间要形成“想象团结”，除了共享的利益，还需要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和自我克制等三个条件，而 2011 年埃及变局恰恰具备有助于抗议者形成“想象团结”的三个条件。
“共同命运”是指参与抗议的行为体均面对来自警察、安全力量、军队等强力部门进行镇压的风险。运动一旦失败，他们均会承受由此带来的惩罚。“相互依存”是指参与社会运动的行为体只有相互支持、彼此合作，才有希望实现抗议活动的目标( 迫使穆巴拉克下台) 。而“自我克制”是抗议者能否形成“想象团结”的关键。
在埃及变局中，抗议者之间的自我克制在三种水平网络成员之间及内部都有所体现，在反政府力量和不同宗教信仰者行为中的体现尤其明显。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例，尽管其直到 2011 年 1 月 28 日才参加埃及抗议活动，但穆斯林兄弟会在抗议过程中一直保持低调，不仅参与“反对派协调委员会”，而且刻意做出服从世俗派组织及其领导人( 如巴拉迪) 协调的姿态，以免其强大的动员能力引起世俗抗议者与美国的疑惧。穆斯林兄弟会在“反对派协调委员会”中的代表穆罕默德·艾尔—巴尔塔吉( Mohammed el － Beltagui) 表示，穆斯林兄弟会希望建立“公民国家”而非“宗教国家”，以此打消世俗派担心穆斯林兄弟会劫持埃及变局的担心。这种克制姿态或承诺显然有助于反政府力量“想象团结”的形成与维系。
埃及抗议民众“想象团结”既体现在反政府力量之间，也体现在反对派的支持网络及自发参加者之间。在埃及变局期间，原本互不信任的科普特人与穆斯林彼此团结起来，他们不仅自发地保护对方的居住社区免遭暴徒抢劫，保护对方的清真寺或教堂免遭破坏，而且还在自愿基础上一起清扫满地狼藉的抗议地点。此外，还有一些反映社会抗议者形成了“想象团结”的现象，如：运动中没有出现反美、反以色列口号，这原本是分裂埃及以往社会运动的重要因素；在社会运动规模扩大后，抗议者坚持采取非暴力方式，由此使穆巴拉克有关抗议是骚乱之源的指控不攻自破；反对派虽然组建了“协调委员会”，但没有明确领导者，使政府无法追查主使者，由此确保了埃及变局取得成功，等等。
总而言之，由于埃及各阶层与各种反对派在这次埃及变局中形成了“想象团结”，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导致 2005 年“受够了”运动衰落的世俗派与伊斯兰力量之间、以及各阶层之间龃龉不断的情况。正是因为形成了“想象团结”，抗议者之间才有效克服了埃及水平网络的异质性与破碎化特征，实现了跨阶层动员，并最终将穆巴拉克赶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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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02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7/31/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