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笔》第十二期:汪建辉:说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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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平淡而自然。最接近真相的交流。

一、不戒

还没有起床,电话就响起了。迷迷糊糊中接听,是老邱。在金象花园那边的公路边上给我打电话。路上的车很多,“轰、轰、轰……”,几乎听不清他的声音。我打起精神,分辨着他从电话里面传出来的话。
“我听不清楚。”
“……”
“你再说一遍。”我大声地说。
“我再给你拔一次”。这次我听清楚了,于是急着说:“好了,可以了,听到了……”这句话还没有说完,电话就断了。还没有到五秒钟,电话就又响了起来。我按下接听键,听到里面在说话:“今天太阳很好,出来喝茶嘛。”
“好的。你什么时间过来?”
“我吃碗面就过来。”
“好的。”
当我起床洗漱完,出门,到沙河边的茶铺时。沿河的茶铺已经坐了好多喝茶的人。阳光照在我的脸上,也同样照在别人的脸上。 “好天气,好心情?”这句话并不见得对所有的人都有效。但是喝茶的人有一样却是一样的,就是——有时间。
“什么都可以有,就是别有病。”这句话告诉我们,除去了病,“有时间”应该也是一种富有。
找个地方坐下来,沏上茶。给老邱打电话,他说:“马上就到。”刚想挂了电话,里面却传来了急急的声音:“我看到你了。”
向横跨在沙河上面的大桥望去,他正走到桥中间,向我招手呢。我也向他招了招手,表示我也已经看到他了。于是,我对着茶铺老板喊:“老板,再来一杯茶。”
“还是一样?”老板对着我的杯子说。
“素茶。”我果断地回答。
自从中国人开始讲究养生,不知道是谁说的,绿茶比花茶更有益于健康。于是成都喝茶的人大都改掉了喝花茶的习惯,而开始喝起了绿茶。绿茶里面没有花,成都喝茶的人统一将绿茶叫着素茶。
老板将素茶冲起,端过来时,老邱已经坐了下来。于是我们边喝茶边开始了说话。没多久,老邱的朋友来电话找他,告诉说:“在喝茶。”那边要求加入进来。 “那就来嘛。”
说着就来了。三个壮汉,个个都肥头大耳。尤其是领头的那个,更是“圆”“滑”。头圆脸圆,皮肤滑腻,像是一个西瓜掉进了油桶里。另外两个跟在他的后面,像小跟班一样,坐下来后,非常守规矩地一句话也不说。就像两个肉桩桩一样。
一坐下来就谈起了佛。没有原由的就说开了。如果实在要找源头,也许就是三壮汉长得像是罗汉。领头模样的人说,他在昭觉寺拜了个师父。其实是师父硬要收他。说他与佛有缘。他直接回绝师父,说:“我这个人戒不了色。”想一下子就把师父吓退,断了想他收徒的心。没想到师父让了他一步:“要想让现代人脱了色。难,难​​,难于上青天。”
既然有那么一个开明的师父。何不就信了?俗话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况且,还是一个活佛?
信。当然信。
仿佛天堂和地狱的门路从此就搞通了。师父给他取了个法号:不戒。这也许就是师父对刚才承诺的第一次履约。条件是每月去寺里烧一次香。这也很容易,就当去散心吧。换一个环境。换一种心情。
幽静的古树。淡淡的香烟。潮湿的空气。让浮燥的心可以安静一些。
不戒说:其实去寺庙里也只是与师父说话。我听、他说。他老人家的话还真多,给我的感觉是出家人唯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孤独。于是,需要找“有缘”人说话。
“师父坐在蒲团上面无表情……噢,应当是面色沉静地对我说—”

二、不戒说师父的那些旧事

师父有七十多岁了,思维就像是他脸上的皱纹一样,乱成了一团麻,很难理清,如果要理清一点出来,那也只是短短的一截,我和师父的交流也就是这样一截一截拼接起来的。如果不是披上袈裟,师父就一个普通的老头。但,作为和尚,穿上那一身土黄制服,配上苍白的老脸,只要往深处想。还是会觉得师父是很有深度的。
师父从来就不跟我讲经。而只是说一些他的往事。我想那是因为他需要将心里面憋着的话找个地方倒出来吧:
那是我快二十岁那年。我确定那年我是十九岁。因为那一年——1959年初——我的父亲母亲姐姐全死了,都是饿死的。
我为什么没有饿死呢?
因为在我家里不远处有一个寺院。寺院在1950年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抛荒了,远远望去,像是一张死人的脸。苍白、灰黄。一直没有人敢去。是因为怕死人!
1958年底,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吃的了。妈妈到处去找一些树皮和野菜吃。那一天,记得是11月中旬的样子,天还不算很冷。照现在的说法,那一年就是一个暖冬。哦,也许是因为大地上到处都燃着的炼钢炉子将空气烤热了。没有雨,空气很干燥,田地里也是硬实的土块,根本就长不出东西。下午的样子,​​我昏昏沉沉地从家里出去,到寺院里去捉1949年以前信徒们放生的鱼和乌龟。放生池的水已经干得只剩下了中间一点湿泥。大坑里,鱼都死了,只留下了像梳子般整齐的鱼骨和鱼刺,干得像枯树枝。只有乌龟还活着。感谢这种活得很久的生命。它们爬在坑里,像死了一样一动不动。有些乌龟几乎是和干硬的泥巴连成了一体,就像是一个泥泡。只有我知道它们还活着。我在鼓起的泥包上撒上一泡热乎乎的尿,等个几分钟,就可以看到乌龟悄悄地动了一下。就像是生长的植物一样。发了一个小芽。哈哈,那是乌龟的头从硬实的壳子下面伸了出来。
于是,我就判断出这是一只乌龟,而不是一个鹅卵石。
于是,这只乌龟就成了我的肚中之物。我都是在半夜才敢点火,烧一锅水,直接将乌龟丢进锅里,看着它用力地抖动了几下躯壳之后,就伸出一只头和四支脚。如一个法轮般死了。在锅里随着沸水旋转。
一开始没有经验。乌龟总是煮不熟。是心太急了。到煮了第四只之后,我才掌握了火候。就是要用小火慢慢煮到太阳刚刚要出来时,将火熄灭。这个时候只要将乌龟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吸,骨肉就分离了。那个味道可真是鲜啊!
“师父在寺里待了多久?”
大概有三个月左右。我将干塘里的乌龟都吃完了。于是想——该回家看看了。我从寺里出来,一路上看到有好几具倒在路边的尸体。都是饿死的。瘦得身上只剩下了一张皮和骨头。我有一种不详的预感。家里人也许就像是这样,死了。越想心里越怕。脚都软了。连站都站不住,就别说走了。只好靠着一棵枯树坐了一会。一只乌鸦就站在不远处的一个枝丫上望着我。我知道它在等我倒下去。我只有睁大眼睛盯着它,心头想:前边有好几个死人呢!你去吃他们麻。
“可能是它看到师父身上还有肉?而死人身上一点肉也没有?”
我也是这样想。
一直坐到傍晚,太阳站到山顶尖尖上时,我才又站了起来。看到我站起来,那只乌鸦惊叫了一声,冲天飞去。看得出来,它很有力气。
天快要黑尽时,我到了家。一进家门,我就看到我的父母和姐姐抱在一起,死了。姐姐的脸上带着笑。父亲和姐姐都瘦得皮包骨。只有母亲肚子大得就像是要生小孩一样。以后,我才知道那大大的肚子里面装得全部都是泥土。
姐姐已经出嫁了。我想她也许是知道自己要死了,才选择回家里来和父母亲一起死的。
他们也许在等着我回来,但没有等到。
“师父,你在吃乌龟时,怎么没有想到回家来叫你父母一起去吃?”
一是怕人多了很快就吃完了。再就是怕人多嘴杂,寺院里有乌龟的消息传出去了,每人分一点,最后谁也活不成。
当然,这都是自己给自己找的理由。没有理由,人在这个社会上内在的自我对外在的自己就会是矛盾对立的。人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一个矛盾体,人的活着的意义就是不断地化解出现的矛盾。说服自己,让自己的良心安宁下来。如果不这样,活着的人,和动物有什么两样?
“师父说得对。文化最大的意义就是为自己的每一个行为找到合适的理由!”
那一天正是除夕。父母和姐姐也许死了有一些时间了。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尸气。我很后悔没有回来喊父母一起去寺庙里吃乌龟。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时间不能倒流。
第一天晚上,我守着家人的尸体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醒来,看到他们的嘴巴、鼻子、耳朵、眼睛里爬出了蛆虫。我用毛巾仔细地将它们擦净。第三天的时候,我实在是饿极了,便将蛆虫放进嘴巴里咀嚼,霹雳啪啦一阵乱响之后,它们就进入了我的肚子里。
“这是在吃父亲、母亲、姐姐的肉?”
应该是的。但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太饿了。脑袋与肚子里都是一样的空白。只有一个意识:找能够填补它的任何东西来填满它。一直到了第七天,尸体的皮肤上已经长出了蛆虫。我想到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再等下去也将是死路一条。我要离开这里。于是,我将尸体边的蛆虫都扫进了一个碗里。足足有一大大碗公。我一口气将它们全吃进了肚子里。而后就离开了家。
先是到了福建。因为听别的讨饭的人说,那里可以讨到饭吃。在福建,在一个军工厂干了几年搬运工,存了一些钱。又去了广东。你知道广东人信佛,那时刚刚开始恢复宗教信仰,很多地方都开始修补文革时被破坏的寺庙。我就去帮着修建。建完之后,觉得累了,想休息。于是就留下来当了和尚。
在广东,本地人都讲广东话。而我学习语言的能力又很差,无法与香客们交流。因此一直没有办法往上升。哦,和尚也是要讲等级的。于是,我就开始四处云游。
后来,就到了四川。到四川时我的年龄已经很大了,经不住折腾了,就选择在昭觉寺安身了。

三、我说

不戒说到这里。这时有一个喝茶的人指着沙河里喊到:“快看,那是什么?”我朝那人指着的方向望去,是一只乌龟在水面上漂流着。它一会儿将短短的头伸出来,四处看看,一会儿又将头缩进了甲壳里。
我说:
是一只被放生的乌龟。在这条河里,经常可以看到从上游漂流下来的被放生的乌龟。有一次我过生日,请朋友吃饭。其中一个居士朋友对我说:“过生日如果想要有好运,最好是去买一只乌龟放生。吃生日蛋糕、吹蜡烛、许愿,都没有放一只生命回归自然灵验。”
那天我与那位朋友找了好多个地方都没有找到卖乌龟的。后来还是我灵机一动,说:去饭店看看,那里一定有。
进的第一家饭店就有乌龟。我解释说:我不是来吃乌龟的。
“是买一只回去养的。”
老板奇怪地看着我们。还是将它卖给了我。 150元人民币。怎么卖都是卖钱嘛!卖死的是卖、卖活的也是卖。
别说,乌龟还真是有灵性。我将它放进河里时,它还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像是告别似的。之后,才慢慢悠悠地向水里游去。
说起来还真是说不清楚。那之后不久,我接到了一个来自美国的电子邮件。是一个出版商来的,他们想要出版我的长篇小说《中国地图》。问我对稿费有什么期待没有。呵呵!我回答说,我知道文学作品在现在没有什么市场。我也没有想要通过写东西赚钱的想法。如果要靠写字吃饭了,那么我写的字就被饭碗给罩住了。
说不清到底是运气刚好走到了那个节点,还是因为被我放生的那只乌龟去帮我在命运之神那里求了情。
“你的朋友对你说放生乌龟可以给人带来好运。师父也是这样对我说的。他老人家最爱说这句话:放乌龟一条出路,就是给自己多留一条生路。
师父每天都要在放生池边上站很长时间,盯着满池的乌龟看。就像是看着粮食一样。只要看着它们,师父的心才能平静来,目光就像是放生池的那一潭死水一样安静,没有一丁点微澜。我想这也许就是因为那一场饥饿给他的心灵留下了太大的阴影与恐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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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建辉——诗人,小说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著有《中国地图》等长篇小说。独立中文笔会2009年自由写作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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