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杂志创刊四十周年了,也就是到了“不惑”之年。其实,《争鸣》创刊不久,对中国的发展前途,已经表达了“不惑”的观点,然而中共的最高统治集团完全无视《争鸣》的谏言,才走到今天重回四十多年前的文革老路上。

时代召唤《争鸣》创刊

这四十年的光景,对我来说,还是历历在目。我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从中国移居香港,九月毛泽东去世,十月发生逮捕“四人帮”的政变,中国开始走上一条新路。这是中国人民盼望的新路,也是香港人盼望中国走的新路。《争鸣》就在时代的召唤下诞生了。

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是在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启动,然而真正的“热身”其实是在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的前后。那时毛泽东要抢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极左政策惹怒了苏联,毛泽东甚至在一九六九年挑起珍宝岛事件,因此苏联企图用武力给中国一个教训。是美国向中国通报,毛泽东被迫联美抗苏,为此不得不假装开放来迎合西方世界。

最初的受益者就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国后从海外(主要是东南亚)回国投效“社会主义祖国”的侨生,因为毛泽东以“来去自由”来表达中国并非苏联式的“铁幕”。不少东南亚侨生见到机不可失,纷纷申请出国。也由于他们离开东南亚侨居地时都宣誓保证了绝不回去,因此在获准离开中国后,绝大多数都滞留在香港,住满七年后就成为“香港永久居民”。

最早出来的是文革前夕因为印尼排华而回到中国的印尼侨生。他们到中国后,因为爆发文革而没有书读,有的在城市里混日子,有的被分配到华侨农场务农,他们最早冲出“竹幕”到香港。像我这样一九五○年代就回国,文革前大学毕业,每月领有六十元上下月薪的“高薪阶层”,又因为已经成家立业,对是否出国思想相对保守一些。一直看到“批林批孔”继续“左”下去,才决定出来。那时,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侨生住在香港,形成特殊的群体,大多住在北角、观塘,环境熟悉与经济改善以后再慢慢扩散出去。

这些侨生,绝大多数当然是对中共统治的不满才出来。他们不是反共,就是怨共,这得看他们是否跳得出“爱国主义”的框框,以及对中共的认识程度。一般来说,更多的是“怨共”,埋怨毛泽东的极左政策,看到毛泽东翘辫子了,对“祖国”又重新燃起希望。

就是香港本地人,也增加了许多新移民,有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解放”时逃来香港的,有一九六○年代初期大饥荒时期“冲关”来香港的,还有文革期间大批偷渡来香港的。这些人很多家人亲友都在香港,所以也很关心中国的变化。就是左派内部,也因为政局大变出现信心危机而需要来自外界的讯息。所以这时香港需要有一本专门客观报道中国事务的传媒。而香港作为全球的资讯中心,尤其是中国大陆的窗口,《争鸣》就有不少外国订户,包括官方的订户。

我对《争鸣》有个观察期

《争鸣》的创刊,正符合这些人的需要,也是他们发表意见的园地,因此创刊号就有一批侨生所写对祖国带着哀怨又带着希望的文章。当时不但在香港引发强烈反响,也引起中共侨务部门的重视。“改革开放”后,能够出来到香港的已经不止是侨生,在香港有家人亲戚的也可以出来了,这也扩大了《争鸣》读者与作者的社会基础。

我到香港后,《争鸣》还没有问世,《七十年代》还是左倾刊物,还有疑似托派使我不敢接触的《展望》,所以我是在《明报》月刊开始写稿。《争鸣》创刊时,因为我对香港出版界还不熟悉,不知它的来历,所以抱着观察的态度。那时刚到香港,知道中共善于“小骂大帮忙”的统战伎俩与“引蛇出洞”的阴谋权术,因此行事特别小心,不随便投稿而暴露自己的身份。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终于放心,不但给《争鸣》写稿,而且在温煇先生邀约下,每一期给《争鸣》及其姐妹刊物《动向》写专栏,最早用的笔名是艾克思,既取X光透视之意,也是背叛共产阵营的马克思的“兄弟”,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时每期不止写一篇,另用其他笔名,评论范围包括中港台乃至国际,还有财经。我在香港大学工作后,多次到中国大陆进行经济改革的考察,我则以“游记”形式写出,避免影响工作。

温先生的社论最能表达杂志的立场,对中共的一党专政进行系统性的批判。而在其后中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中,杂志也能站在正确方向引领读者拨开迷雾,例如一九七九年的西单民主墙,其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论。对白桦《苦恋》中“我爱祖国,祖国不爱我”受到中共的批判,更刺痛那些倒流到香港的侨生的心理而引发强烈反弹。这种批判不是说明中共对自己过去的错误缺乏反思与认识吗?再后来的清除精神污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争鸣》都给予有力的批判,而对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则给予毫不含糊的鼓励与支持。

中共黑箱作业,《争鸣》长期生存

这些,使《争鸣》创办不久就被北京列为“反动刊物”而禁止入境。也是必然的,有人以各种名目想办法混入与渗透杂志内部。然而因为温先生出身左派阵营,对这些很有警觉,也主动与我提起这些名字,都在文化圈里打滚,我也知道,很佩服他的眼力。

“六四屠杀”及香港面临主权转移,牵动许多香港人的心,《争鸣》自然不会只是报道中国大陆的内幕新闻而忽视香港的脉搏跳动,自然也关心香港民主运动的发展。

在“改革开放”初期,胡耀邦与赵紫阳因为真心改革而增加新闻的透明度,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类似《争鸣》的政论杂志要维持下去可能比较困难。可是因为中共始终是个“革命党”,加上“改革开放”的倒退,“六四”后干脆扼杀了政治改革的道路,因此不但继续其黑箱作业,而且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更甚而内斗不休,更是杂志的好题材。这时,从中国大陆来到香港的公务人士与商务人士更多,他们更加关心统治集团内部有些什么他们没有掌握到的机密,因此他们成为这些政论刊物的基本读者,而且因为来往人多,海关已经难于查处,流进国内的也更多。而《争鸣》因为名气最大,更成为各个报摊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一九九二年末代港督彭定康来港履新,推动政治改革,被中共当局抵制痛骂,理由是英国统治香港一百五十年都没有给香港民主,现在给是个阴谋(其实周恩来老早就不许英国改变香港的地位,避免变成自治领地而像新加坡那样引发独立要求),并且信誓旦旦中国统治香港后,香港就会有民主普选。然而九七年后,香港的民主与自由越来越收窄。《争鸣》等“反动刊物”情况并没有改善,反而有越来越多的压力。其中,冒出许多类似刊物参与竞争,在书店、报摊都产生排挤效应。然而《争鸣》坚持其一贯的客观原则与严肃作风,实事求是对中国事务进行报道与评论,没有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语,也没有长篇大论东拼西凑欺骗读者,而是用最简洁的文笔向读者报告与评论事实。更重要的是在中港沟通日多的时候,《争鸣》也出现了更多的中国大陆作者,提供更丰富的信息与更精彩的评论。读者也慧眼识物,使《争鸣》得以在艰难的竞争环境中生存下来,度过它的第四十个年头。

中港政治大倒退,更需《争鸣》的存在

一九九七年我移民美国。正好那一年,《争鸣》在纽约举办庆祝二十周年的活动,温先生与主编明蕾都有莅临纽约主持盛典。如今转眼又是二十年了,而不论我在纽约还是台湾,对香港的关切一直不变,在雨伞运动期间还回港参与。香港的自由法治环境给了我许多,我无以回报,只能继续为香港发声,与香港年轻人一起,阻止香港倒退。虽然面对一个庞大的专制政权,这是非常困难,而且要冒很大的风险,然而如果我们不做,香港肯定很快完蛋。

近来香港的政治环境急剧恶化,这与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迈向个人极权独裁有关,中共的“无法无天”必然带来香港法治被严重践踏。中国大陆已经开始嗅出文革的气味,尤其个人崇拜与当年何其相似乃尔。在香港已经失去英国人统治的缓冲作用以后,中共的黑手直接插入香港内部事务,言论自由受到严重干扰与打压,习近平连非嫡系的自家人言论都难以接受,《争鸣》作为为自由民主发声的杂志,还能够维持多久,难免令人忧心。也正是这种倒退,更需要《争鸣》的存在。而且我相信,《争鸣》一定会坚持其原有理念与立场,不会向独裁专制妥协,直到完成其历史任务为止。

不过世事变幻莫测,民主自由是主流,香港的前途,也可能出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此祝《争鸣》再接再励。

争鸣2017.10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