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七年八月十四日，九十八岁的安志文驾鹤西去。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德江、俞正声、王岐山及国家发改委、中国经济体改研究会等各界人士近千人前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安志文，一九一九年生于陕西省子洲县，一九三六年参加革命，一九四四年任中共西北局书记高岗的秘书；一九四九年后，历任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国家建委副主任，一九五六年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文革”期间陷冤狱七年，一九七九年任六机部部长，一九八二年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一九八四年起，我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从事立法工作，经常参加体改委召集的会议，与安志文等前辈多有交流，难以忘怀。
胡赵新政创建决策研究机构
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大力发展民主和加强法治建设。
一九八○年五月，国务院成立体制改革办公室，从国家计委等部门抽调技术骨干，开展调研，制定改革规划，协调各方工作，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兼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周太和、廖季立。
一九八○年九月，赵紫阳担任总理，当月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成立，针对经济上遇到的重大问题而提出对策。
一九八一年四月，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成立，由国务院副秘书长（原计委常务副主任）顾明兼任总干事；五月，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成立，由国务院副秘书长（原计委秘书长）马洪兼任总干事；还成立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一九八二年五月，创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负责制定、协调和实施改革的总体规划，由赵总理直接兼任主任；薄一波、杜星垣、安志文、周太和、童大林为副主任；薛暮桥、马洪为顾问。
运行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要转型是艰难的，任何一项改革都牵一发而动全身，为避免重蹈过去几十年的决策失误，国务院建立超越部门利益的各个决策研究机构，深入调研，从全局出发，稳步推进改革。
改革开放亟待立法推进
一九八四年十月，胡耀邦总书记主持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安志文支持高尚全提出的“商品经济”概念被中央首次采纳。
改革开放，引进外资，搞活经济，亟待相关经济立法的规范和调控。在赵总理的推动下，早在一九八二年，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制定并实施《经济立法五年规划》，草拟一百四十五个法律法规；在中央各部门和各级政府建立经济法规部门；探索运用法律手段调控经济运行及引进外资和依法行政。
一九八五年一月初，彭真委员长多次召见顾明，听取经济立法的工作汇报（我随行执笔汇报）。彭真指出：“随着改革转向城市，不少新的问题亟待用法律加以规范，亟需制定一系列经济法律。不少重大问题涉及面很广，情况复杂，缺乏经验，一时难以立法，这又使改革开放难以顺利进行。近来我很焦虑，与胡耀邦和赵紫阳反复商量，半夜里还与赵紫阳在电话中磋商，结果是能否授权国务院先行制定条例，取得试行经验，再由全国人大制定法律。”
一月中旬，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计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国营工业企业法等草案；听取关于经济特区建设和沿海十四个开放城市进展情况的报告；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彭真为经济立法延长两天会议并主持讨论，我随顾明到会，深感经济立法的迫切性。
一九八五年三月六至十三日，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在武汉召开。会议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进展，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搞活企业；放手发展横向经济联系；需要综合运用经济杠杆，理顺各种经济关系和权利义务。安志文、周太和主持会议，要求与会者对《会议纪要（草案）》提出修改意见。
在东北地区小组会上，我对其中“要运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辅之以必要的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提出：“法律手段”应在第一位，“行政手段”应在最后。
我的发言受到黑龙江省副省长兼体改委主任杜显忠的支持，被编入小组讨论摘要，在《会议简报》刊载。会议秘书处郑洪庆（综合规划司司长）连夜找我详谈。会议结束印发的《纪要》采纳了我的建议并改为：“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经济。”
三月二十七日，《纪要》由国务院办公厅（[一九八五]国办发二十四号文）转发全国，被改为：“市政府还要重视正确运用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加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引导和调节。”
国务院成立经济立法五人小组
一九八五年三、四月间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赵总理指出：“立法在改革中具有独特功能，是其他经济管理手段所不能代替或比拟的，过去我们总是靠领会精神办事，往往造成‘一个时候一个精神’的现象。现在，我们要纠正不正之风，但是什么叫‘买空卖空’？什么叫‘投机倒把’？应该给出一个明确的、具有法律意义的概念，划清合法与非法的界限。经济逐渐搞活以后，非要靠立法不行。”
四月初，赵总理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立法问题：“经济搞活以后，一系列的管理要跟上。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要改的东西很多，要继续放开、放活，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管理工作明显跟不上去，那边放开了，这边没有章法来约束，经济立法很不健全。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制定一大批经济法规，以配合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立法不要求全，针对改革中出现的某个问题，有几条就规定几条。有些还可以采取发布一号、二号、三号单项政令的形式，经过试行，再清理合并，制定成为较系统的条例。这也是为今后全国人大的立法做最实际的准备工作。”
赵总理提议，由安志文牵头、顾明负责、李灏（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马洪、张彦宁（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为成员的“国务院经济立法五人小组”，把改革亟需制定的关于城市个体经营者责任制、乡镇企业承包责任制、股票债券管理、生产资料市场、农业承包合同、社会保障、征收所得税等二十来个法规，作为紧急立法任务，在年内完成。
我在顾明领导下担任“五人小组”联络员，在国务院假山会议室多次安排立法研讨会。安志文是“五人小组”的牵头人，他的发言，总是提纲挈领，切中要害，随同前来的助手宋廷明（体改委理论宣传局局长兼新闻发言人）具体经办，深入调研，提出法规草案的修改意见，做了大量工作；张彦宁的秘书张立平参与工作。
“五人小组”是跨部门专家型负责人联手，从全局高度，统一协调各方力量，增强立法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大大加快立法进度。法规的起草和论证，原由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牵头，再经“五人小组”的审核与协调，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在立法条件成熟时，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我编写《一九八五年下半年立法计划》简报，得到赵总理批示：“国内各种形式的合资、合营、股份形式的企业正在发展，应针对此拟定一个法规。供酌。五月一日”他经常过问立法的进展，还要求对制止党政干部经商而尽快立法，对拟定的法规草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及时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尽快出台。
巴山轮会议：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
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赵总理在国务院小礼堂主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建议座谈会》，我执笔起草《为保障七五计划实施的七五立法规划设想》，发给与会者征求意见。反馈的各种立法要求多达六百余项，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鎔基提出二十来项。我从中归纳出三○○项，正式上报。赵总理立即批示：“原则同意，可征求有关方面意见，报国务院。八月二日。”邓小平和陈云分别由秘书打来电话表示支持。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至七日，为配合《七五计划建议》的起草，由安志文发起并主持召开“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长江游船巴山轮上开会），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赵总理会见与会者，提出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因一九八四年第四季度我国发生银行信贷失控，投资猛增，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物价上涨百分之十，如何看待宏观经济形势？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与会的匈牙利的科尔奈？亚诺什、美国詹姆斯？托宾（一九八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的凯思克劳斯等七国二十位著名“转型”经济学家与我国薛暮桥、马洪、高尚全等四十位经济学家讨论。
会议提出，要从计划经济转向商品经济，对经济的管理要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如运用金融、货币、财政、税收、分配以及国际收支等经济杠杆作用，不能过多地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转型中的经济运行。
一九八六年三月，赵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作《关于“七五”计划的报告》指出：“七五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进一步由旧模式向新模式转换的关键时期。国家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制度。”并提出：“力争在七五期间建立起比较完备的经济法规体系”。
安志文说：“我一生做两件事，第一个是老老实实地学习计划经济，第二个是老老实实地学习改变计划经济。”道出了前辈们的心路历程。
政治体制改革是成败之关键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会遇到人的障碍。”
赵总理强调：“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新旧两种体制、两种机制的冲突、对峙和并存的胶着状态。新体制的优势未能发挥出来，旧体制的弊端仍在起作用，此消彼长或此长彼消，改革异常艰难，进入了攻坚时期，搞不好会走回头路。必须用政治改革的办法去解决经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赵紫阳就任总书记时被记者问到：“你准备干什么？”“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他很自信地答道。
一九八九“六四”以后，改革开放骤然停滞，立法及其法治建设失去助力，直至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以后，重提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未能启动，权力不受制约，官场腐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演变为权贵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巧取豪夺。面对各种重大的经济问题，执政者不用法律手段依法解决，而是沿用过去的“行政手段”，“直接控制”，甚至“维稳”打压，致使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一切改革和法治都不尽如人意。
二○○四年九月十日，得知赵紫阳病重，八十五岁的安志文冲破阻力前往富强胡同，与同龄的老领导探讨改革及社会问题，谈了一个半小时。两天后，赵紫阳与杜导正谈及此事：“安志文有备而来，他有许多考虑很久的想法，想向我说说，听听我的意见。第一，我国经济发展了二十多年，还在继续发展，但产生了社会危机，经验教训是什么？怎么办？看来必须实行民主政治，搞社会民主主义，持这种见解的人越来越多；第二，从发达国家回来的人越来越多，其中许多人在各级党政部门主政，逐渐占主要位置，这给我国带来希望。安志文这位老同志，一向持重、稳重，思想开朗，立论很稳。所以他的见解更值得看重。”
几年前，在改革研究会的座谈会上，大家踊跃发言。最后，安志文说：“你们的发言都很好，但没有说到点子上，关键是要政治体制改革。”一句话的发言，说到点子上，这就是安志文。
回想一九八○年代胡赵新政，启用一批学者型部级官员，我有幸在工作中接触到：安志文、薄一波、万里、谷牧、张劲夫、薛暮桥、杜星垣、马宾、杜润生、顾明、李灏、马洪、张彦宁、周太和、童大林、廖季立、陶鲁笳、林凌、鲍彤、贺光辉、高尚全、孙尚清、吴敬琏、田纪云等前辈，他们大多是民国知识分子，参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实施，熟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及其体制弊端；“文革”中受政治迫害，忍辱负重，作为改革的开拓者，他们思想开明，身先士卒，砥砺前行，不忘初心，变法图强，激励和感召后人。
我所接触到这个群体中还有：白美清、王正明、傅丰祥、郑洪庆、宋廷明、洪虎、佐牧、陆百甫、戎文佐、陈锦华、刘仲藜、宫着铭、徐景安、陈一咨、李树桥、石小敏、刘力群、彭森、许美征、倪迪、程秀生、王小强、李俊、马晓琳、蔡晓鹏、鲁利玲、潘岳等中青年学者，知识精英，他们才思敏捷，勇于探索创新，是推进八十年代改革的仁人志士，使我受益良多。
如今，他们继续关心时政，呼唤政治改革，改革成了他们未完成的使命。
我当年的同事常远（法治系统工程教授）说：安志文是我的太姑夫。他晚年常念叨：“改革万万不能忘记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目标，万万不能忘记我们党对人民的承诺！”
不忘初心，变法图强。宪政民主法治，是国人的期盼！
十月十七日，是赵紫阳九十八周年诞辰，谨以此文纪念。
二○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作者简介：俞梅荪，一九五三年生，北大法律系毕业，一九八四至一九九四年在国务院从事立法工作，历任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综合秘书组副组长、组长，一九八八年起在国务院办公厅任顾明的秘书；参与《“七五”立法规划》和一些重要法律法规的起草，参与为彭真、赵总理、万里、乔石、习仲勋、彭沖等领导人起草关于法治的讲稿和文稿。
一九九四年，俞曾应上海《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启承和驻京办主任首席记者王捷南的求助，因公指导其搞好“十四大”和法治宣传并取得成效，该报团伙盗印相关文件并向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栽赃陷害；俞被捕，江平律师（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作无罪辩护而败诉受辱，俞被以所谓泄密罪判刑三年。（详见《争鸣》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号）
二○○二年起，先后帮助多个地区八起共十多万失地农民依法维权取得成效，其中二○○四年帮助连年群体上访未果的河北省桃林口水库上百位失地农民代表，讨回四万失地农民被贪官挪用而拖欠十年的五亿元补偿款，成为体制内妥善解决群体上访的先例。
争鸣20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