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让人说我数典忘祖六亲不认，早就想写点儿老家的事了。一来懂事后回去的次数有限；二来时空久远，知道的本来就不多，忘掉的却不老少，不太好写；三来，老家是一块穷地方，爹不疼，妈不爱。这块孤立奇点让两个直辖市北京和天津围得严严的，人家却把它拱手让给子孙成群的河北省了，由三河县管理。哪像西柏坡或小靳庄，有过杰出的历史贡献或惊人的经济成就。最近从网上发现，1960年还没电灯的老家居然也要鸟枪换炮，准备拆迁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却大大刺伤了我原本不多的思乡情绪，恨不得马上把肚子里的这点牙膏全部挤出来，免得将来和牙膏皮一起烧掉。时值清明，这篇短文就算是对前人的祭奠吧。
听说我的老祖叫王天保，早年移民到河北三河，落户中赵葡村。中赵葡是南北排列的三座村庄的简称，有三条东西走向的主街。中间的叫中心庄，南边的叫赵庄，北边的那个村叫葡萄蔓。从通县的运粮河往东走，经过六合村和宋庄，跨过潮白河，再向东走不远的路，便是燕郊镇。那是我姥姥家，即我母亲的娘家所在地。往北走上五里多地就是中赵葡村。老家周围没山，只在十几里外有座孤山。
老王家的田地和祖坟在村西，冯家府和中赵葡之间。西边靠南有一条小河，大概是潮白河的支流。小河有几米宽，离小河不远，有座砖窑，即西窑。我小时候，父亲曾在西窑南边的一块地上种过庄稼。可惜买了五百斤假粪，没有成功，导致全家饥寒交迫。村西口路南，有个水坑，叫西坑，比陶然亭的游泳池略小，但形状不那么规则。小孩子和大人时常在坑里戏水或洗澡。靠近路边，有个石头砌成喇叭口形的大水槽，供泄洪之用，人们叫它水簸箕。西坑的斜对面是废弃了的三义庙。王家的宅院大多在中心庄中间偏西的部位。
我爷爷小时候过继给同宗。假设他比我奶奶大一岁，推算起来，爷爷应当在1863年前后出生，相当于清同治八年。爷爷过继到的那户本家开豆腐坊，于是小小年纪就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豆腐。我奶奶是皮各庄人，姓康。结婚后生了四个儿子和一个闺女。爷爷一生吃素，喝酒时用炒鸡蛋和拌豆腐当酒菜。他喜欢帮助别人，六十岁那年，看见有人放树，就拽着绳子帮他们一起拉。不小心，摔成骨折。从那时起卧病在床，寿终于六十一岁。
奶奶信佛，好善乐施。看见街上有讨饭的，就叫到家里，吃喝后还帮人家剃个头。为此几个儿媳妇常常抱怨，又不敢直言。生我那年奶奶八十岁，于是赐给我一个名字，八十。听母亲说，那年冬天奶奶来到城里，怕我冻着，把我放到她的棉裤腰里。奶奶把城里的三轮儿车听成了三驴儿，在街上叫车时，嘴里喊着“三驴儿三驴儿”，让蹬三轮儿的莫名其妙。爷爷奶奶勤俭持家，善于经营。给四个儿子一人盖了一套大瓦房，一人娶了一个媳妇，各自成家立业。我估摸着，如果外推到五十年代，起码算个富裕中农。
爷爷的大儿子，即我大爷，大概生于1885年左右，后来因心脏病在1943年去世，享年五十几岁。大爷在北京入了鞋行，带几个徒弟，在鲜鱼口有家门脸。听母亲说，父亲那时在被服厂工作，开工资时，大爷常常先来一步，把钱取走。父亲说过有关大爷的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去天津办事后到车站买票，发现钱包丢了。正在着急，有个人走过来，叫他大哥。原来这个人在北京要过饭，大爷接济过他。知道了大爷的难处，这兄弟为他卖了张回程车票。
大爷的妻子，我的大妈，是个糊里糊涂的女人，一辈子没讲过几句明白话。晚年双目失明，活到八十岁。小时候我没事儿就喜欢翻箱倒柜，找到一张一寸半身照片，我问父亲：“爸爸，这是谁呀？”父亲说：“他是你大爷。”随后，父亲把照片放大两张，一张挂在墙上；另一张给了我的老哥哥，大爷的长子。可见大爷在我父亲心中的地位。
爷爷的第二个儿子是我的三大爷。二十多岁因病去世。爷爷允许三大妈往前走一步，但三大妈执意守寡，直到1965年夏去世。独身五十年，活到七十三岁。假设三大爷比三大妈大一岁，三大爷大约生于1892年，属大龙。三大妈身材瘦小，好干净，下颏有个黑痦子。人很精神，喜欢抽一根长杆儿旱烟袋。二十多岁时，她在砍完了的玉米秸的地里干活儿，没蹲稳，坐了下去，带斜尖的玉米根刺伤了肛门，受了不少罪。三大妈膝下无嗣，大爷把他的二儿子王珍过继给她。听三大妈说过玉米叶杀人的故事。两个孩子玩耍时，一个掰下一片干玉米叶，伸向另一个孩子的脖颈，说声“看刀”，没想到真把那个孩子给杀死了。可是我始终没机会去考证这个故事的真假。
三大妈去世后，我们全家都回老家为她送行。棺材在堂屋里停放了几日，桌上摆着供果。出殡时，几个嫂子披麻戴孝，跪在地上一边烧纸，一边可着劲儿地哭叫：“我的天啊！你走了谁管我唉？”哭声里半喊半唱，简谱是（35）（53）（32）2——，（35）23 55 7（低）32——。后边几个音符有点像电视剧《纪晓岚》的主题歌“百无一用”的旋律，难道作曲家采风时看上了河北民间的哭腔？儿子王珍全身孝服，摔盆打幡，场面壮观。下葬后，有人说埋错了位置，怕坏了祖坟的风水，又把棺材起出，重新安葬。
我爷爷有四个儿子，我父亲在大排行里第五，老叔第六。中间还少个第二与第四大爷。在书房和我大爷的院落之间有条向北的胡同。拐进胡同后，路东第一家便是我的二大爷，简称当间儿屋的。二大爷以孵鸡为业。二大妈是个豁子，即上嘴唇开了个小口，说话时不拢气。他们有两个儿子。二大爷还有个姐姐，嫁到了南边不远的蔡各庄。
从这条胡同继续往北，路东还有个院子，那是四大爷家。四大爷跟我们人近门不近。他的两个儿子都比我大。当间屋的二大爷则跟我们门近人不近。这种复杂关系大概是因为我爷爷当初过继出去的原故。那时过继的事时有发生，兄弟间儿子多的送一个给没儿子的。一来都能得到香火延续，二来也能继承财产，一举两得。现在每人最多只能生一个，过继的传统恐怕难以为继了。
我父亲1902年生，属虎，大排行五，堂兄们叫他五叔或五大爷。他读过几年私塾。十四岁到北京学徒，入的也是鞋行。十六岁时跟我母亲结婚。后来在北京禄米仓被服厂工作。1949年初，回乡务农一年，熬不下去，又重回城里，开始家庭手工业。1956年加入合作社，摇身一变，又成了工人。父亲在1978年去世，在几个兄弟中，算是寿命较长的了。我父亲早年有过两个女儿，在三十年代初相继夭折。后来又生了我姐姐，四十岁出头后又生了我这个晚来的儿子。
由于老家的人在北京工作的不多，我家成了中心庄驻京办事处兼招待所，人来人往不断。没地方住就安排到邻居屋里借宿。我父亲为不少年轻人找过工作。困难时期以后，来的人就少了，大概因为吃饭成了问题。
我老叔大排行第六，比我父亲小两岁，应当是1904年生的。老叔自始至终一直务农，为人勤劳而又善于经营。五十年代初翻新了大瓦房。交通工具也从带铁箍的木轮车，变成了骡子拉的胶轮车。除了种地，他还有一片菜园子。听说，老叔结婚不久，年轻的老婶就死了，他天天泪流不止。爷爷说：“六子，爸爸再给你娶一个。”第二位老婶生过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老婶去世较早，老叔活了七十多岁。在我爷爷快六十岁时，家里接连死人，爷爷请了风水先生探究原因。按先生的吩咐，拆去了书房院里的一个草垛，才制止了不幸事件的发生。
除了这几个大爷，我还有一个姑姑，生于戊戌变法之前，卒于1976年，享年八十多岁。姑姑远嫁到通县六合村，生了三个儿子。从三十多岁开始守寡，一个农妇带大了三个儿子，还曾逃荒到张家口，日子过得艰辛。然而，两个表哥都很孝顺，她老人家晚来得福。二表哥是木匠，参加了志愿军，在抢修大桥时，被炸身亡。阵亡通知发下来后，我们全家到六合村为二表哥办丧事。不久，我姑姑让他的妻子麻二嫂改嫁。大表哥曾在北京皮鞋二厂工作。老表哥在服装厂当过厂长。两人都是党员。两位表哥对我像亲弟弟一样，他们常说，姑亲辈辈儿亲。
我大哥、二哥和三哥都是大爷屋里的。大哥叫王忠，大号栋臣，比我父亲小七八岁，大约生于1910年后。他也学过徒，但大部分时间在老家务农。他个头不高，身材敦实，对人和气。但是有个骂妈的毛病，一直没改。1948年有几个穿便衣的人敲开院门问大哥：“八路好还是国军好？”大哥误以为他们是八路军，随口说：“当然是八路好了，不打人，不骂人。”话音未落，劈头盖脸挨了顿臭揍，原来这几个人是国军的。
我们老家对老字的用法不太讲究，我的六叔最小，我们叫他老叔。可是我的大哥最大，我们又叫他老哥哥。两头都让这老字占了。外人听了还真分不出长幼。大哥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有个女儿送给外村。1993年回老家时，八十多岁的大哥大嫂满面红光神采奕奕。他的大儿子绍君却因为糖尿病转中风，不到六十，就退休回家，口眼歪斜言语不清。
二哥名王珍，单位用名庆新。因为三大妈年轻守寡，无儿无女，二哥过继到她的膝下。二哥入的也是鞋行，但不是绱鞋，而是卖鞋。自打我懂事起，他就在天桥后街路西的鞋店当店员。二哥人长得白净，浓眉大眼朱唇，但有严重的迎风流泪的毛病。解放后他坚持穿中式扣襻儿的上衣。买了一件制服后，挂到墙上，气呼呼地说：“看你制服我，还是我制服你。”二嫂和三大妈在老家做伴儿，种地谋生。没想到他们长期没有小孩。二嫂也到北京来过，有时住在我家，有时住到天桥铺陈市儿的客店里，可总是不能怀孕。那时人的思想陈旧，不知道没小孩或某个方面的生活不协调可以当作离婚的理由。后来，三哥的大儿子小和尚（绍东）过继给二哥继承香火。
二哥是几个堂兄中最为儒雅又注重礼节的了，称得上敬老扶幼。我姑每次进城，我都会到天桥去传达一声：“姑来了。”下班后，二哥就骑着他那辆双喜牌自行车，带着点心和一条牡丹牌香烟来看望姑姑。进门前，按买卖人的规矩，先拿把布条掸子往鞋面和裤腿上抽打几下，去掉尘土。然后进门，问安。上小学时，有一次我和同院的小朋友马根儿到天桥去看杂耍，来到二哥的店里。他先带我们到附近的一个小饭馆，给我们俩一人叫了一盘肉丝炒饼。饭后买了戏票，让我俩听戏。戏散了又雇一辆三轮把我们送回家去。让你感到温暖，无可挑剔。
二哥患有冠心病，身体不好。我结婚时没通知他。婚后带着妻子一起去看他，他马上拿出两张十元的票子，一人一张，作为婚礼。那时，一个人的工资不过五十元左右，十块钱就是大数了。有一次二哥泪花花的向我讲起家事。三大妈没带过孩子，孤独惯了。小和尚过继时已经十岁。他从一个穷困户来到生活条件较好的二嫂家，难免在吃东西时有点失礼，捡好吃的往嘴里放。三大妈见此不悦，一个劲儿地用筷子敲桌子，给小和尚一点脸色。二哥疼孩子，又孝顺老母，无奈只能疼在心里。1976年夏，在我姑去世前，二哥先走了，享年六十岁。如果放到今天，做个支架，起码他会多活个一二十年。他是我最敬重的一个堂哥，可惜不得长寿。1976年，也就是唐山地震的那年，我家失去两位亲人。但是没让我父亲知道，怕他承受不住，加重病情。
三哥叫王起，小名小栓子。他在农村和城里都干过，后来我父亲搞起家庭手工业，三哥也来协助。虽然来自农村，但是他爱干净，白衬衫经常换洗，分头留得也很帅气，去厕所的路上他喜欢哼哼小曲。他唱过“一月易耕地呀，二月再种田，三月里清明……”用的是“老黄牛肥又大”的那个曲子。还唱过“青天蓝天这样兰兰的天，这是什么人地队伍上了前线。老乡老乡你听我来言，这就是那前线抗日的八路军。”这首歌不大流行，似乎只听三哥唱过。三哥后来得了肺结核，回家养病，去世时只有四十岁左右。
四哥王荣，老叔的大儿子，小名小板儿头，生于1930年后。早期在家务农，后来我父亲给他找了个看门的工作，就在三里河街旁的一个招待所。老叔常来看他，每次都会顺走一些可留可弃的破旧东西。为此，四哥失去了工作，回家种地。1953年春，四哥结婚时，我们全家都回去了。老叔赶着大车到通州来接我们。那天风沙扑面，寸步难行。四哥在堂兄弟里最为老实，见面时面带微笑，哼哼哈哈，就是不爱说话。
从我爷爷这支算起，我排行第五，大名叫王权。上学后，按照我干姐家的名字系列，占了个克字，学名克斌。在堂兄弟中，除了文化水平最高，我也没有什么能耐。
老叔的小儿子王贵，小名小海儿头，比我小一岁，也是个本分的庄稼人。海儿头小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小鸡鸡生疮，小便时痛得又哭又叫。按照偏方裹上一层癞蛤蟆皮，把病治好了。老叔有三个女儿，克兰和克英比我大，克香在我们这辈人里最小。海儿头弟长大了有点淘气，看见赶大车的路过，他就和几个孩子在旁边喊：“谁是儿？谁是儿？”车把式没听见，挥着鞭子对骡子大声吆喝着：“喔！喔！（我！我！）”他们却像胜利者，为捡个大便宜，开心一笑。
我排行第五，但族人都叫我老八，八弟或八叔。因为在我上边还有四大爷的两个儿子王岐和王仲，和二大爷的儿子王凯。
四大爷的大儿子王岐大哥，解放前帮八路军办过事，与村干部高鸿雁都是党员。早晨起来，我见过他们拿个手榴弹在西坑里晃悠，要炸出鱼来，不过没拉弦。在老家时王岐大嫂常来我家串门，我母亲喜欢她。我那时不懂事，曾对大哥说过，长大了我也要这样的媳妇。大哥笑着拉着我的手说：“你小子这叫欺兄霸嫂。”大哥到城里后，开始做创牌子（广告）的工作，我家有块“德寿堂药房”的洋铁牌子就是他留下的。后来他到银行干保卫工作，佩戴手枪。有一次行里让他抄写一份材料，发现他写得一手好字，于是提升为干部。
提干后，大哥不再喜欢老家漂亮的大嫂，要求离婚。大嫂坚决反对，她的娘家哥哥又在县里当官。僵持数年后，红颜命薄，大嫂因病去世，留下一个女儿。大哥后来同隆福寺商场的一位售货员结婚，又得一子。在我的叔伯兄弟中，王岐大哥是唯一的一位离过婚的新派人物，他也最有才干，最有思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和他聊天时，听他讲过华盛顿和林肯的故事，赞扬过西方的民主制度，让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三权分立。可我当时认为这些是反动思想，没敢跟任何人提过，怕捅娄子。谁想到几年后我来到这样的国度，亲身体验了这种制度。大哥也患有冠心病，不敢喝酒，不敢激动。他的弟弟叫王仲，小名小顺子，字也写得不错。村里办红白喜事，少不了他。
二大爷的儿子王凯比我大两岁，叫小阎王，人如其名，是村里有名的调皮捣蛋的孩子。小时候，他在地上撒了一把蒺藜狗子，让我去踩，我哭了，他却笑了。二表哥的妻子，麻二嫂，在睡着后惊叫了起来。原来小阎王正拿根蜡烛往她的耳朵里滴蜡液。三大妈也说过他到院子里偷桃子的事。他弟弟王祥，小松头，比我小，说话有点儿大舌头，比他哥哥安份厚道。
除了我们这个老王家外，村里还有不少邻居。三义庙里住着赤贫贾连山，妻早亡，有两个儿子，大来子和二来子，都比我大。冬天一人一件空心棉袄，敞胸露怀，也不怕冷。夏天一丝不卦，哥儿俩每人在尿道口上插一根麦梗，嘻皮笑脸，招摇过市。后来，不知哪位好心人告诉了大来子的身世，他在三十多岁时赶着大车到北京龙须沟附近探望生母。毕竟有血脉关系，生母见到后，泪流满面，又是买衣服，又是做饭。漂泊晃荡了三十年，才见到亲生母亲，也算成全了一桩心愿。
西口路北第一家叫王廷相，富农成分。他进城时也常到我家小住。虽然是乡下人，但穿戴上却像个买卖人。有一次，他和他的弟弟王廷佐争执起来，动起斧头，砍破了弟弟的鼻子。这是我听过村里唯一的一次流血事件。廷相大叔的大儿子叫王殿祥，也叫大祥头，当过两年武警。他告诉我，监狱里有功夫高的犯人，走起路来能把脚镣蹚起来。他复员后每天拿着三角板和圆规，参加文化补习班。后来找个针织厂的工作，带着几个妹妹到甘肃天水去了。
廷相大叔对门是王永和大爷，跟我们家出了五服。他的大儿子叫王会，在家务农。王会大哥的儿子叫小寿头，比我大，常跟我玩，但从来没欺负过我。他的二儿子叫王厚，在北京铁道学院工作，当采购员。王厚大哥像张飞一样，睡觉时睁着眼。退休后回了老家。
村里有两户地主，一个是王三奶奶和她的儿子王廷孝，没听说村民对他们有多大的仇恨，49年她家的大院被征用为村公所。村西头有个地主叫贾世杰，他倒是有点狂傲，看不起别人。此外，村西头还出过一个当地有名的汉奸王松甫，有血债，解放后被管制，后来大概被镇压了。
三大妈院子东边有个麻王中，外乡人，是宰猪的，与老哥哥同名，但一脸大麻子。平日里流着鼻滴，胡子拉碴嬉皮笑脸，有点卑微。他有个闺女叫小镯头，天性活泼，后来和一个叫狗眼儿头的姑娘加入了地方剧团。
老家种过的庄稼有玉米、荞麦、高粱、小米、红薯和糜黍等，糜黍的谷粒可以磨成粘面，做年糕。当地食物有压饸饹，即一种圆形的面条。制作时需要一个特殊的木制模具。下边是个底部带有许多小孔的圆形木桶，把和好的面放到里边，然后用活塞往下一压，面被挤成成直径大约三四毫米的面条，直接落到铁锅里，煮熟后加上酱油醋等佐料便可食用。再有就是瓤豆腐，把拌好的肉馅包进豆腐里，看去像一个直径5厘米，厚2.5厘米的豆饼。包好后，跟五花肉、粉条一块红烧，吃起来口感很好。老家的豆腐皮卷大葱也是美味，新鲜的豆腐丝和超级市场里卖的不是一个味儿。
老家在说类似蔡各庄这类三个字的村名时，把庄的音发成“张”。一爷之孙的堂兄弟叫亲叔伯，或叔伯兄弟，不过，伯字要发成“白”的音。管叔叔叫“熟熟（SHOU）”。妻子在说到丈夫的哥哥时，称大老（LE）伯（BAI）子，对丈夫的弟弟则称小叔子，称姐姐为大姑子，妹妹为小姑子。此外，管油饼叫炉箅子。“学”字发成“骁”（XIAO）的音。
概括地讲，老王家有几个特点，第一，男比女多。我父亲那代人有六男二女，我这一代有十男四女。第二，思想守旧，做人安分，只出过一个处级干部王岐，连小车都没得坐上。第三，互相独立，各扫门前雪，没有互助观念。第四，基因里有冠心病和糖尿病的成分，我大爷有冠心病，我父亲有糖尿病。到我这一代，王珍、王岐和我有冠心病；我姐和我，及克兰姐都有糖尿病。还好，比例不高。
20几年前，有位朋友在旧金山北的海湾大桥出了起三车连撞的事故。他们请了个律师，律师上来就问：“有死的没有？”回答说：“NO.”又问：“有重伤的没有？”回答又是：“NO.”律师扭身就走，他丢不起那功夫。如今，回顾我们老王家的百年沧桑，三代人里竟然没出过一个举人，一个国军将领，也没出过一位人大代表。退一步说，您就是出个日伪汉奸，亦或江洋大盗，我也好有点儿写头儿。说不定能按照《锄奸》或《李三》的路数写部煽情的电视剧呢。安分守己，世代务农，把温饱当成奋斗的目标，太平常了，太普通了。无奈，我是他们里头文墨最深的，自然不管如何平庸无奇，这写作的担子还是当仁不让，落到我的头上。趁着退休不久，脑子还好使，余作文以记之。
希望这篇短文至少让中心庄老王家的后代知道，他们的祖上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辉煌业绩。任重道远，光宗耀祖的历史使命还得压在他们的肩上。
2012年 清明节前 于弗吉尼亚
选自作者文集《秋水长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