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北京《新京报》评论认为:“特朗普上任以来,亚太政策并不是很清晰,而是为热点问题所主导,这一次访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特朗普亚太政策的一种宣示”,这就是要打开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亚洲要实施什么样的政策这个谜底。特朗普,是240年美国的第45任总统,他是与一位与之前45任总统都绝对不同的一位总统。有经济学家深度评论认为,特朗普此行带有庞大的企业家团队,他很有可能与日本、韩国、中国等至少签约3000亿—5000亿美元的合同回去。此次亚太之行,是特朗普就职以来继访问北约、出席G20峰会、访问纽约联合国总部、海湾国家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外交活动。可以预期,他此行外交议题将主要集中在朝核危机、美中经贸等,另外美国亚太战略和美中元首互动也值得关注。在特朗普访华之前,美国商务判定: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

11月5日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启程前往亚太地区进行为期12天的密集访问,根据白宫的声明,他此行首站将前往夏威夷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听取汇报,随后访问日本、韩国、中国,接着赴越南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最后一站是菲律宾。原定特朗普还将出席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成立五十周年活动,但据最新报道,特朗普只与菲律宾总统会晤,不参加东盟活动。

众所周知:以“美国利益优先”的特朗普访华,是面临全球如此众多问题“颠覆时”到来时刻,特朗普是否做好、做足了准备?G2国准备好了吗?他又能取得什么样的突破进展?除此之外,特朗普的亚太之行,正值美国内部外交政策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洗牌,美国及亚太地区各国内政巨变,中美、美日、美韩、及美国与亚太地区又怎么进入、融合“特朗普时代”VS“习近平时代”?怎样将对各自外交政策、国家利益和特朗普亚太之行的成果产生何种现实与更前瞻的影响?

特朗普自2月20日就任总统后9个月的摸索阶段里,其亚太政策一直都是模糊而不成型的。在美国政府内部,其亚太政策的构建有三种主张:1)是蒂勒森所倡导的,即日本首相安倍的主张,美国要联合日本、澳大利亚、印度海洋民主国家共同构建一种新型的“印度洋-太平洋”(Indo-Pacific)秩序;2)是比较符合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的主张,即以经济上的零和游戏为主;3)是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所主张的要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避免中美之间冲突或潜在的冲突。随着“通俄门”事件的持续发酵,库什纳有可能深度卷入“通俄门”事件的调查,库什纳的主张已经在白宫势微。目前,浮出水面的正是蒂勒森主张“印度洋-太平洋”战略。

就全球货币与外汇储备而言:美元占全球货币61%的市场份额,美国黄金储备却超过了全球的72%(8133.5公吨)。而中国除了从美元、全球第一超级大国那里获得外汇储备,还可以从哪里来外汇储备?!

1)来自中美的说法与公关

美国商务部10月30日称,对来自中国的纸箱封箱机钉展开的反倾销调查已经有了初步结果,并宣布对来自上海一家机钉制造厂及附属工厂的封箱机钉实施13.74%的反倾销关税,并对来自中国其他厂家的封箱机钉实施58.93%的反倾销关税。同案例同时,一份美国

商务部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认定:中国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因为中国并未充分践行市场原则以允许商务部在反倾销调查使用中国的价格和成本。美方的结论是基于国家党政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该角色与市场和私营部门的关系,对中国市场与经济造成的根本性的扭曲;进入SDR之后,人民币依然不能自由兑换,不能自由汇率,不能自由流通。
稍早,美国商务部还在10月27日宣布认定中国对美国的铝箔出口存在倾销行为,并在10月26日发表的一份备忘录中再次确认中国属非市场经济国家。备忘录说,中国党政在市场中无处不插手从根本上扭曲了市场与经济运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3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和中外方企业家委员。习近平强调,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将继续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中国将在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中国的开放不是你输我赢,而是合作共赢。中国有句俗话,买卖不成仁义在。中国不搞霸王条款,不图占别人便宜。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出台一系列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举措。中华民族五千年传承的是和平的基因,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正确义利观,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主席布雷耶、保尔森基金会主席保尔森、黑石集团董事长苏世民、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脸书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等代表委员们先后发言。习近平主席会见了他们,正期待着特朗普总统访华和美中元首北京会晤取得更多积极成果。

2)特朗普与习近平互动“路线图”

这是特朗普上任以来的首次亚洲近12天之行,除了在越南参加APEC首脑峰会之外,在日本、韩国、中国、越南和菲律宾的访问行程相对来说比较均衡。在这种看不出“意图”的外交安排中,可能透露着特朗普的亚太政策,特朗普不会深度着眼国际政治,但可以用政治交换经济利益;有称他也不会过多地介入到亚太地区事务的内部,而是坚持“美国优先”,以离岸平衡实现美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今年4月份,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要以“历史担当”和“政治决断”来看待中美关系下一个四十五年的发展。换言之,中美关系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关系到双方人民的福祉,更关系到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在亚太之行之前,特朗普特意与基辛格见了面,而基辛格除了一流的战略家和外交家的称号之外,还是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更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推手。因此,这次亚太之行无疑会凸显中美关系的重心地位。基辛格说,特朗普总统即将出访亚洲,会对进步、和平与繁荣做出很大的贡献。不可否认的是,美国与东亚关系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的调整,可以说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外交革命”具有旗鼓相当的地位。

此次特朗普到访中国,中国必将全力打造一个隆重鲜见的接待仪式,根据中国驻美大使在接受记者采访之时的表述,中国不仅按照全部国事访问规格,还有一些“特殊安排”。同时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将签署一系列贸易订单,让特朗普本人和随行的美国大公司老总喜笑颜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仪式性的外交,对于急需成功感、情绪化严重的特朗普非常重要。他执政以来,大部分在拆解奥巴马的策略,新内政缺少建树,在“医改”、“税改”等重要竞选承诺方面阻力重重,“通俄门”的调查还在进行,白宫与共和党内部的对抗无法平息,特朗普需要找回一些颜面和总统的尊严。但是特朗普能否在仪式化的外交活动之外,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这将决定他此次亚太之行的长远效果。

3)中美贸易之核心之轴

近期以来,中美元首频繁的互动,以及两元首领导下的四个对话机制,使中美关系进入制度化轨道。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也是海湖庄园会晤的回访,年内即实现互访,也可以看到中美关系的紧密程度。但中美贸易至今40年了,却只有一个结果:即中方长期一直顺差、美国长期一直逆差。

特朗普总统对亚太地区主要国家“无差别”访问,保持了一种相对超然态度。当然,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热点问题上,不可能置身事外,而是采取离岸平衡的策略,减少美国的战略和资源支出,让盟友承担更多责任,从而低成本来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

实践表明,特朗普在就职以来的10个月时间内,表示出了足够的耐心,没有过多施压中国。中国政府也通过海湖庄园和中美之间四个全面对话的开展,释放出对话的善意。目前中国领导人将如何定义中国外交与中美关系,这将直接影响特朗普的亚太之行和未来美国的亚太利益。

特朗普执政10个月以来的对朝政策好似“过山车”,先是通过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蒂勒森、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森等军政高官,释放信号表明解决朝核问题不以”政权更替”为目的。但是,此举并没有改变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拥核决心,朝鲜连发导弹、继续试验核武器,进而威胁用核武器威胁美国本土。面对毫不屈服的朝鲜,特朗普转而高调威胁毁灭朝鲜。

美国认为,中美经贸问题的核心是中国政府干预市场,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使得美国企业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而中国政府认为美国政府放松出口管制,面对升级换代的中国市场,准许高科技产品出口等。

中国和美国各自都不大可能对自身立场进行大幅度调整,中国面临经济转型压力,希望有一个开放和稳定的国际市场,不可能做太多让步,危害自身的经济利益。特朗普政府也悄然改变了对华贸易谈判策略,比如在贸易谈判中分清主次,避免分散精力,目前集中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准入两个方面。强化评估标准,既要谈,也更看重结果。在重要议题上不惜撕破脸皮,比如使用超级301条款调查等,也包括最近商务部宣布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对中国施加压力。

美中建交、经贸关系40多年了,问题是如何真谛经贸“双赢”博弈,这也是特朗普此行的第一看点、要解决的头等大事。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商品贸易逆差来源国,据美方统计,2016年美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高达3470亿美元,占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总额的近50%。近半个世纪顺差了,近半个世纪美国逆差及商人总统怎么咽下这口气……

4)中美40年未结的矛与盾

对中美贸易40年中方顺差、美方长期一直逆差。美国商务部认定:中国经济的框架核心是由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二者通过对重点经济主体的政府所有和控制以及政府指令等方法,实现对资源配置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目标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该体制下指导和引导经济主体实现国家规划的目标。中国政府并不寻求显著反映,一个更大的政府体制机制和中国共产党控制之外的,市场力量的经济成果。在中国的经济框架中,国家规划通过行业政策来传达针对特定行业,特别是那些被视为战略性和基础性行业的,经济目标的指令。

美国商务部是基于对美国法律所规定的六个要素进行分析后得出其总体结论。在决定一个国家是否是1930年关税法第771节(18)(A)中所规定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时,第771节(18)(B)要求商务部考虑到以下因素:(1)该国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的可兑换程度;(2)该国雇员与管理层之间就工资谈判的自由协商程度;(3)该国对其他外国投资或者对外合资的许可程度;(4)该国政府所有或者控制生产资料的程度;(5)该国政府对资源调配和企业产品定价和产量决定权的控制程度;以及(6)其他当局认为必要的因素。由此致中美贸易40年中美方全部逆差。

美国商务部裁定,中国的法律制度,仍旧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用来确保各种经济成果,引导更广泛经济政策并且追求产业政策目标的工具。主要法律机关,比如法院,均需要听从其指示,无论在广泛的层面还是个案中。个人和公司对于行政立法制定的独立参与以及质疑行政决策的能力受到限制。存在明明白白的不公平竞争,没有任何一个企业何以和一个国家展开市场竞争环境。一般情况下,对于个人或公司寻求独立于政府或党的指令行为,法律制度并没有为他们实现这些目标提供系统或一贯的场所。由于腐败或地方保护主义,企业在获得公正的结果方面仍旧面临严峻挑战。

美国在评估了这六个要素之后,美国商务部裁定中国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经济成果,保有和行使了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中国的制度结构以及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借此结构所进行的控制造成了根本性的经济扭曲,使非市场条件在中国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非市场条件是建立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党国家根深蒂固的制度和治理特征之上的,并基于“维持国有企业领导地位”的法律授权。因此认定,中国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由于中国不能充分践行“市场经济地位”原则,中方主张的市场价格和成本不能得到使用。中美贸易40多年过去,这一矛盾依然长期找不到出路。

5)特朗普新政全球之结

目前看来,特朗普不仅缺乏总体战略方向平衡,还大刀阔斧拆解奥巴马时代推动的国际体系,这包括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提出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美韩自贸协定》(KORUS FTA),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缺乏总体战略,产生出了很多问题,比如美国如何调整战略利益的优先等级?盟国如何协调各自的外交政策?美国的潜在竞争对手和敌人如何制定自身的外交政策?特朗普到目前仍然没有给出答案,外界希望此次外交之行能够多少勾勒出特朗普的亚太愿景。

美国的国内形势和对外政策倾向需要一个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强调“美国优先”,实际就是美国经济复苏优先、稳固特朗普执政地位优先、处理国际事务美国国家利益优先,总的不想在海外惹事生非,负担过多责任代价,需要中国的配合,这种心态总体上为中美扩大沟通交流提供了机会。特朗普政府从现行国际体系中与美国利益不太相干或直接相抵的领域“退出”的趋势尚未终止,与之相对应的,是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具有改革现秩序、建构新秩序色彩的举措采取默认态度,或至少一时无暇顾及,单向阻力和相互冲突处于静默状态。

中国一段时间以来的对美外交务实进取,稳住了美国政府换届在中美关系当中掀起的惊涛波澜。在经贸领域,提出通过做大增量缓解摩擦的思路,倡议“百日谈判”取得“早期收获”。朝核问题,提出“双轨”思路,积极劝和促谈,同时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涉朝决议,显示公允立场。南海问题上,有效发挥“筑岛”形成的战略震慑力,有效管控局势。台湾问题上,妥善处理川普在候任期接听蔡英文电话、2017年6月出台首批价值14.2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等事件,捍卫一个中国原则。中方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和留有余地及时转圜的策略,加深了对手对中美关系有关问题敏感性的认识,赢得了对手的尊重,抑制了川普政府打破常轨、无所顾忌、交易思维,为总体关系层面的对话与合作规避风险、扫除障碍。

远的战略思维和规划,其印度洋、太平洋政策仍未有清晰而具体的架构,基本上延续奥巴马政府的思维和布局,同时体现出对热点问题疲于应付的特征。在此背景下,川普此次访华,同样缺乏长远的战略设计,是一次“实利驱动”“结果导向”的访问。川普会通过这次访问就中美关系和两国做出宏观积极表态,但其真正关心并极力索要实质成果的议题就是两个–经贸和朝核,两个议题都深切关乎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长期贸易逆差。改善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对于中国推进供给侧改革、对于引导世界经济环流向好调整,以及预防各方“退出”量宽和“缩表”背景下的全球恶性通货膨胀风险,都是有好处的。着眼未来,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终需协调出一个结构性的双赢互惠结果,特朗普访华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机会节点。

尾:现在看来,特朗普的“外交学习”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逐渐进入了总统的最佳角色。不管未来“特朗普主义”会怎样改变美国和世界,可亚太政策都会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大组成部分。

中国进入“习近平时代”,美国进入“特朗普时代”。若在未来是中国与美国发生“对撞”的话、第1大经济体与第2大经济体“对撞”,那么就是全球的一场莫大灾难;若是中国与美国都“共赢”了,那么就是美国给输掉了,因为中国从“第三世界”晋升到与“第一超级大国”行列并与之平起平坐了,那么到21世纪初中叶,美国就注定成全球的老2了……

两国国家元首的一来一往,将中美关系全面导入“习近平时代——特朗普时代”,正式开启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周期。同时,这次访问是在中国“19大”闭幕后不久进行,对于中国向外界阐释新时代发展方略、对于中国这个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与美国这个最强大国家接驳改革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过可以确信的是,通过中美之间持续不断的顶层接触,全球将更加明确地接获一个关键信息:在国际秩序处于一个世纪大转换过程中,中国不一定是美国之所失,美国也不一定是中国之所失,中美和好就当然是“双得”,那么未了世界就稳定了许多。

附录:《美国商务部关于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认定备忘摘要》(来源:2017年10月31日《国际贸易法评论》张笑通 翻译

https://enforcement.trade.gov/download/prc-nme-status/prc-nme-review-final-103017.pdf

​美国商务部认定中国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因为中国并未充分践行市场原则以允许商务部在反倾销调查使用中国的价格和成本。商务部的结论是基于国家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该 角色与市场和私营部门的关系,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根本性的扭曲。

中国经济的框架核心是由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二者通过对重点经济主体的政府所有和控制以及政府指令等方法,实现对资源配置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目标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该体制下指导和引导经济主体实现国家规划的目标。中国政府并不寻求显著反映,一个更大的政府体制机制和中国共产党控制之外的,市场力量的经济成果。在中国的经济框架中,国家规划通过行业政策来传达针对特定行业,特别是那些被视为战略性和基础性行业的,经济目标的指令。

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对主要经济主体和机构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的所有权和控制遍及中国经济,包括最大的金融机构和制造业、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的龙头企业。中国当局有选择地使用这种控制手段来影响供求的相互作用,从而扭曲了市场参与者的动机。这种影响市场力量的能力在一些关键经济领域显而易见,从汇率和投入价格的形成机制到劳动力的流动、土地的使用、国内外投资的分配以及市场的准入和退出。由于中国的体制结构和中国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通过该体制结构所进行的控制造成了严重扭曲,商务部裁定,就美国反倾销法的目的而言,中国仍然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

商务部是基于对美国法律所规定的六个要素进行分析后得出其总体结论。在决定一个国家是否是1930年关税法第771节(18)(A)中所规定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时,第771节(18)(B)要求商务部考虑到以下因素:(1)该国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的可兑换程度;(2)该国雇员与管理层之间就工资谈判的自由协商程度;(3)该国对其他外国投资或者对外合资的许可程度;(4)该国政府所有或者控制生产资料的程度;(5)该国政府对资源调配和企业产品定价和产量决定权的控制程度;以及(6)其他当局认为必要的因素。

对于第一个要素,关于货币可兑换程度,商务部注意到出于贸易目的人民币可兑换为外汇,中国政府已经对其资本账户和汇率制度做出了市场导向的修改,并已经采取行动开始发展其外汇市场。然而,中国政府仍旧对资本账户下的交易进行严格的限制,并且大量干预在岸和离岸外汇市场。中国政府同样保留了对主要资本账户下交易的批准要求,同时未披露用于计算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报价的权重;并且干预在岸和离岸外汇市场之间的价格差幅。

对于第二个要素,商务部注意到中国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和不同企业间存在的工资差异。然而,商务部发现存在对工资自由协商的显著制度性约束。中国政府禁止成立独立的工会来代表劳工的权益,工人不具有合法的罢工权利,这一权利是集体行动和与管理层就工资进行协商的重要手段。工会受到一个隶属于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控制和领导。在特定案件中,个人可以在与劳动合同和工资相关的违约争端中得到救济;然而,其有效性受到了严重的制度性障碍的限制。另外,政府通过户口登记制度对劳动力流动进行限制,继续阻碍并引导劳动力流动,造成劳动力市场供应面的扭曲。

对于第三个要素,商务部裁定,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政府的外国投资机制存在特别的限制。尽管政府在简化程序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但是中国对外国投资仍存在明显壁垒,包括股权限制以及当地合作方要求,不透明批准和管制程序,以及技术转让和本土化要求。外商对哪些中国政府支持的行业和技术进行投资,主要是由中国政府的外国投资机制而非市场引导的;同时对于那些中国政府认为具有战略重要性因而须对其进行单独控制的行业,中国政府限制外国投资。

对于第四个要素,商务部认定中国政府对生产资料继续保有大量的所有权和控制,例如(1)在企业中广泛存在的国家投资企业及其角色。(2)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制度。中国经济中非常广泛地分布着国家投资企业,并且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他们的相对经济权重相当可观。国有投资企业的规模可能还不足以揭示政府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实际程度。中国政府向其视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行业分配资源,这些行业部门不会受到市场规则和供需关系的严格限制。然而,与此同时,政府要求这些国有投资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以帮助稳定中国的宏观经济。政府同样也广泛介入企业部门以保护国有投资企业不受到经济失败的影响,帮助并购以实现政府而非企业的目标,并促使政府所有和控制的大企业集团的崛起。政府影响公司决策的一个重要渠道便是中国共产党任命企业关键人员并通过党委会来实现参与企业决策的能力。

对于第四个要素进行分析的另一个关键生产资料是土地,中国政府对土地拥有明显的控制权。中国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财产,即集体所有的农村土地或国有的城市土地。因为政府控制农村土地征用并垄断了城市土地使用权的分配,政府仍然是谁来使用土地和用于何种目的最终决定者。政府作出分配土地使用权的决定,一方面要依照为地方政府创收的激励目标,另一方面则需依照分配建筑配额、限制耕地用于非农业用途的国家政策。土地使用权人反过来也面临着使用期限和使用权范围的限制。农村土地使用权人还面临文件资料不齐全和失去使用权时补偿不充分的额外挑战。这些情况造就了一个无效率的土地市场,在这一市场中农村和城市的土地是分割开的,大量的土地被错配给小的农业用地或低使用率的城市基础设施。

对于第五个要素,商务部裁定,中国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家规划仍然是中国政府产业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点可以从规划的形成、任务分配和审查的正式机制,以及行业层面规划的范围和明细程度得到证明。各种机构都参与了规则的制定和执行,包括拥有立法权和监管权的中央机构、诸多地方政府当局、中共各机关以及企业部门。中国政府运用多种机制实现产业政策目标,其中包括投资审批、准入标准、指导目录、财政支持和数量限制。科技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以及产业布局,这三个方面足以说明政府利用产业政策来影响经济成果的程度。

中国政府高度控制其认为重要或具有战略性的价格。中国政府设定和指导要素投入价格的能力,造成了整个经济中成本和价格的扭曲。例如,在电力行业,政府拥有最大的电网运营商,正式制定价格,并将“差别定价”作为政策工具,以实现产能削减和其他产业政策目标。

在中国经济的资源不当配置中,金融部门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政府拥有对最大商业银行的所有权和控制,同时大多数银行和银行间贷款以及公司债券交易,都发生在国有和国家控制的各方之间。即使债务已经处于很高水平,国有投资企业仍能继续获得贷款,从而引发了削弱市场定价风险的软预算约束和隐性政府担保。新兴的“影子银行”行业,主要是作为国家所有和国家控制的相关方,通过正规银行部门之外的不透明的机构和渠道,借出和借入资本的手段。这些根本性的扭曲已经渗透到整个中国金融业。

对于第六个要求,商务部裁定,中国的法律制度,仍旧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用来确保各种经济成果,引导更广泛的经济政策并且追求产业政策目标的工具。主要的法律机关,比如法院,均需要听从其指示,无论在广泛的层面还是个案中。个人和公司对于行政立法制定的独立参与以及质疑行政决策的能力受到限制。一般情况下,对于个人或公司寻求独立于政府或中国共产党指令的行为,法律制度并没有为他们实现这些目标提供系统或一贯的场所。另外,由于腐败或地方保护主义,企业在获得公正的结果方面仍旧面临挑战。

在评估了这六个要素之后,商务部裁定中国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经济成果,保有和行使了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中国的制度结构以及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借此结构所进行的控制造成了根本性的经济扭曲,使非市场条件在中国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非市场条件是建立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党国家根深蒂固的制度和治理特征之上的,并基于“维持国有企业领导地位”的法律授权。因此,中国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由于中国不能充分践行市场原则,在商务部反倾销分析中,中方的价格和成本不能得到使用。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财经界》专家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November 8, 2017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