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赤柬，亦称红色高棉、赤棉、本文作者是研究赤柬的专家。这篇著作对赤柬这个20世纪人类最邪恶残暴的政权有全面的考察、研究。尤重于赤柬与中共的关系。本刊付于连载。作者特别附言：本文开始部分概括叙述较多，后半部分会精彩。请读者耐心。（本文的参考文献出处全部删掉以简洁文章）
朗诺政变推翻西哈努克
柬埔寨的共产主义动乱被平息。柬埔寨并未掀起排华浪潮。这应该归结于柬埔寨的民风善良、佛教信念和华人先辈在柬埔寨留下的信誉，还有西哈努克长期亲华政策的庇护。但是，输出“文革”引发了东南亚各国人民和当地政府的激烈反应，排华大潮汹涌，使华人遭遇了灾难。
在马来西亚，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西亚人对亲共华人的警惕和对立，终致引发排华浪潮。在缅甸，事态的发展更趋于极端。1967年，冲突首先在学生中开始。华人学生强迫缅甸学生佩带毛泽东像章，缅甸学生则把毛像章丢在地上。双方由争执演变为群体械斗。于是，缅人由激愤而爆发了排华浪潮，从首都仰光又迅速扩展至整个国度。几乎缅甸全国的80万华人均被拖入这一灾难性的事件中。
1967年4月在印尼发生了大规模的民间反华骚乱，印尼断绝了与中国的邦交。在斯里兰卡也有中国势力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斯里兰卡政府明令禁止毛泽东的画像、像章和著作进入斯里兰卡。
在中国，1967年8月30毛泽东下令逮捕激进的“文革派”王力等人。随后，中国的驻外使馆全部停止了“输出文革”。周恩来的外交权保住了，但他精疲力尽。他在与北越会谈时告诉黎笋：“我正在竭尽全力在这里生存下来……为你们提供援助，同志们。”
对于柬共，中国一方面暗中联络，一方面诱劝越共允许柬共建立武装。1968年6月19日周恩来与北越负责柬共事务的范雄谈到柬共问题，周恩来说：“因为关系太复杂，我们不想与柬共有任何关系。最近，柬共抱怨说武装斗争时机已经成熟，但越南同志不给他们武器。这样会引起误解。如果你们不给武器，柬埔寨的革命者会怎么看待你们？”
于是越共允许了柬共筹建少量的自卫性武装。1968年三巴特的小组在马德望省的巴南镇（Banan）开始了柬共的首次武装斗争。1968年3月在柬埔寨北部出现了柯袍的武装小组。1968年4月索平在东部的占卡乡（Chamkar Andaung）也开展了有限的武装活动，索平得到了越共游击队的帮助。西南部的塔莫也开始组织武装小组。柯袍的活动代表了此时期的柬共“武装斗争”内容：一个当地证人看见柯袍他们有十几个男女和2支枪，聚在博斯泡可（Bos Pauk）森林里，“1968年4月的一晚他们发动武装起义，在村庄里杀死7个平民百姓。”
在1968-1970年，柬共的武装斗争在各地的袭击基本上是失败的和损失严重的，武装斗争没有给柬共带来任何微小的夺权希望。柬埔寨的农村，并不适于共产党革命：那里的土地数量远远超过了农民的种植需要，大片丛林资源尚未开垦，农村里的贫富分化程度也普遍很低。这使柬共在农村地区的组织发展很缓慢，到1969年底柬共只壮大到1，500人，实力远不足以骚扰政府。因此，柬共出头的希望，还要靠北越打赢越战后出兵柬埔寨，就像1945年东欧诸国在苏联军队的占领下建立共产党政权那样。
胡宁、侯荣乔和乔森潘的下落不明。1968年初西哈努克政府开始搜捕柬共份子。到了8月，温威领导的柬共地下网路瘫痪了。柬共地下党直到1969年底没有任何活动。1967-1969年的柬共斗争给国际共运留下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印象。
西哈努克政府的员警部门也对华人社区展开调查。1969年，端华学校的地下党负责人“老董”潜逃橘井省，在那里参与指导“柬埔寨华人革命运动”。这个“华运”的骨干成员是柬埔寨华人“革命学生”，其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仿照了中共。一份证词说，“当时‘华运’在所谓的‘柬埔寨的延安’即橘井省成东县，建立了华校、诊所、油印报社等。”“华运”要求华人华侨支援柬共“革命”和“奔赴前线”去打仗。
研究者史蒂夫？赫德（Steve Heder）的调查报告揭示了“华运”诊所的医生来历：“那些人是柬埔寨华校青年。他们在金边的”中华医院“（中国”援柬“医院）里学习了简单的医药知识。这些华人医生在1969年被派遣到柬埔寨东北部（红高棉活动区）。”这些华人的“医疗培训”是由金边“中华医院”的院务主任苏灼（柬埔寨华侨，中共地下党）及其妻洪乙华医生安排的。“华运”的建立提示中共正在通过柬埔寨华人接触和扶助着柬共。但这时周恩来仍骗河内领导人说“我们不想与柬共有任何关系。我们告诉过范文同和胡志明，我们与柬埔寨同志没有联系。”
自1967-1968年西哈努克“对外亲共、对内反共”以来，柬埔寨民意对越共利用柬埔寨领土进行越战的行为，越来越反感。同时西哈努克的垄断经济也走到尽头。赚钱的机会全部被政府分配给西哈努克控制的企业，外国的投资快速消失，柬埔寨经济出现严重的停滞和倒退。研究者指出：“（西哈努克）他设法秘密地在越战冲突中分别与敌对的双方合作。他允许共产党的武器、物资和战士穿越柬埔寨领土供应给越共，但他忽略了在柬埔寨东部的越共基地变得越来越可怕和永不离去。显然，他秘密地告知了美国人那些越共基地的具体地点，以便美军准确地轰炸了越共，然后他又抗议了美军的轰炸行动。”
1968年8月13日柬埔寨国民议会再次推举朗诺出任首相兼国防部长，推举施里马达王子出任副首相。在整个1968-1969年，柬埔寨社会在酝酿着动荡，柬埔寨各阶层的厌烦与愤懑情绪在不断积累。社会的紧张状况也给共产党在农村的蔓延，创造了有利的环境。西哈努克在内政外交政策上的忽左忽右，削弱了他的统治并使他逐步失去对国家事务的实际控制。1970年1月7日西哈努克携妻子莫尼克，由宾努夫妇陪伴，到法国去度假。
1970年1月底，施里马达亲自赴河内与北越领导人磋商，劝说北越人离开柬埔寨领土。北越领导人平静地出示了一份1967年西哈努克私自与河内签署的密约原件。那份密约允许北越付费（每年500万美元，经手人是西哈努克的妻弟），在柬埔寨东部丛林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和使用柬埔寨领土进行战争，有效期长达15年。这个密约消息被施里马达带回金边公诸于众，引起全国震惊。3月12日朗诺代表政府宣布撤销西哈努克与越共私签的密约，并通牒越共撤出柬埔寨领土。3月15日越共拒绝了柬埔寨方面的通牒，朗诺命令政府军准备驱逐越共。
3月13-17日西哈努克正在访莫斯科，并准备去北京。法国媒体披露了他的行踪。这消息在金边再次激起民众的愤怒情绪，他们认为西哈努克给柬埔寨招来了战祸，现在还在与苏联中国做交易。金边的气氛骤然紧张，朗诺施行了适当的警戒，金边的外事区、政府大楼、广播电台、议会、机场等地出现了执勤军人和装甲车。3月18日柬埔寨的国家议会和国民大会，召开特别联席会议，研究如何应付眼前的国家危机。在辩论中，议员们纷纷指控西哈努克私允越共使用柬埔寨领土，违背了1954年日内瓦协议规定的柬埔寨中立地位，并认定西哈努克的卖国行为触犯了柬埔寨法律。当天下午，国家议会和国民大会投票一致决定罢免西哈努克的元首职位，居然没有一票反对或弃权。3月19日国家议会宣布柬埔寨处于紧急状态，并决定组成新政府，授予朗诺首相以全部的政府权力。在新政府的组成中，施里马达留任副首相，议会领袖郑横（Cheng Heng）出任国家元首，资深议员英丹（In Tam）、隆波烈（Long Boret）、韩通哈（Hang Thunhak）都担任重要角色。新政府获得柬埔寨大多数中层社会、知识阶层、军队集团、僧侣界、公务员和市民的支持，尤其是青年学生们显然欢迎这种变化。但是在封闭而保守的农村，西哈努克的影响依然存在，原因很简单：依据两千年之久的高棉传统思维，农民们无法理解一个国家竟然可以没有国王。
罢免西哈努克，在国际上被称为“朗诺政变”。现在，西哈努克不再是柬埔寨的统治者（元首）了，此后他的江山再也未能回到他手里。威严少语的朗诺和直爽奔放的施里马达，他们在国家危机时刻被迫选择了祖国。后来朗诺在一次与美国军事专家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将军讨论防卫计划时，朗诺忽然动情落泪，说：“柬埔寨从来不能保护她自己。”
迄今没有证据表明“朗诺政变”有外国势力的插手。当时有些人从朗诺和施里马达的亲美立场来揣测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扮演了间接角色。周恩来并不相信“朗诺政变”是美国插手，他反倒怀疑法国。3月21日他对范文同议论：“我认为朗诺政变得到了法国和美国的支持。法国不再相信西哈努克。法国担心西哈努克倒向我们会影响到法国的利益。法国可能向苏联解释朗诺不是亲美的，而是亲法的。”美国务院档案展示：三年后，周恩来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还探问“朗诺政变”一事，周问：“你能不能查出些证据，证明朗诺政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做的？请你仔细调查他们一下。”
基辛格：确实不是他们做的。我已经查过了。我何必跟你撒谎？今天的情况和当时没有差别，中央情报局确实没有介入。
周恩来：那么，是法国人搞的？
基辛格：有可能是法国搞的，也有可能是其他可以从中获利的人搞的，甚至可能是西贡当局造成的。但是，至少不是美国搞的，我们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当时，我们的政策是与西哈努克关系正常化。
新的金边政府很快得到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包括共产阵营国家。只有中国和北越不肯承认。金边政府不想触怒中国和苏联。3月20日金边政府发布特别命令以保护中国和苏联驻金边的大使馆。
“朗诺政变”发生时，西哈努克正前往北京。苏联国家主席柯西金在莫斯科机场送别西哈努克时，告知柬埔寨国家议会刚刚罢免了他的消息。据各种资料所述的当时情况是：西哈努克目瞪口呆，失去了反应能力。柯西金安慰西哈努克说，苏联不能干涉柬埔寨内政，但如果他有个人需要，苏联会提供支援。3月20日在北京西哈努克宣称柬埔寨国家议会和国民大会对他的罢免是“绝对不合法的”，但是他无法说明，柬埔寨两个最高权力机构决议罢免一个国家元首究竟怎样不合法。接下来，西哈努克对朗诺和施里马达表达了刻骨仇恨，他直接骂道：“朗诺是个叛徒、卖国贼；施里马达是个阴险毒辣、不守信义、嫉妒成性的恶棍”。据说西哈努克还绘声绘色地幻想，设若他早些时候回了金边，他将“受到假卫队和外交使团的欢迎，官方的汽车把我带离金边300公里之外处决我，然后把我埋在森林里”；“当时我得知美国人准备暗杀我，我不愿让这一企图得逞”。
难怪后来在周恩来劝说基辛格与西哈努克会面时，基辛格道：“我对西哈努克的认识不如你那么深刻。据我了解，与他谈话会让人经神崩溃”，引得周恩来连声大笑不止。
“朗诺政变”后，朗诺、施里马达尚不打算废除柬埔寨的君主立宪制，只是让西哈努克交出权力。他们几次向滞留北京的西哈努克发出谈判呼吁，但没有被西哈努克回应。金边政府的失策在于：一直空等西哈努克的回答，而没有当机立断在皇室中选一个新国王，以安抚在心理上“需要国王”的农民们。直到7月金边政府才彻底失望。
朗诺是个民族主义者，他执政后很快显示出与西哈努克的不同。其一是决定驱逐北越人；其二是“大赦”，把西哈努克逮捕关押的反对派全部释放，包括柬共分子。那些获释的柬共又重新加入了共产主义活动。柯袍说：“在1970年朗诺释放了一些红高棉分子。我联系了这些人并把他们加入到我在森林里的队伍，于是我有了30～40人。”柬共分子包查、康克由、曼奈、谢杰、柬共中央重要人物农苏恩也都在这时被释放。
对于柬埔寨局势，中共有什么反应？此时，中国的“世界革命”的设想越来越远离现实。1969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我们中国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毛泽东要求看到实效而不是只有空话。中国“文革”的内斗逼迫着每一个人，尤其对于焦虑自保的周恩来，压力沈重。因此毛的不满，对周氏肯定会产生强烈的不安，迫使他寻机再立“新功”。因此，柬埔寨1970年“政变”事件立即触发了周氏的极大兴趣，让他精明地看到了一个好机会：柬埔寨有可能成为“输出革命”的场地。周恩来借此机会使出全部才干，做出了精彩表演、也是唯一成功的“输出革命”杰作。他挖空心思，计谋连环，扶持红高棉登上柬埔寨政治舞台。最奇妙的是许多当事人或受害者（例如西哈努克）至今不能钻出迷圈，这使世界上任何“阴谋”都相形见拙。
开放2017-05-02